没钱却想提前退休，这些年轻人回老家，节衣缩食实现“财务自由”

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张译觉得自己陷入一个怪圈，为了FIRE，为了不工作、自由地活着，他变得不自由了。健康、钱、自由，是永远在相互拉扯的三角，难道一个决定FIRE的人，注定要牺牲些什么？

没有买房，没有买车，没有组建家庭，32岁这一年，梁铁心决定离开广州，不再工作了。

他收拾好行李，回到老家——广东云浮市下面的一个村子，重新装修了老房子，开始计划中的FIRE生活。

FIRE，全称是：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翻译过来就是财务自由，提前退休。但实现FIRE无疑是困难的，它的必要条件是：有钱。豆瓣成功的经验帖里，已经FIRE的人大多是行业精英、高学历人士，或是原本就出生在富裕家庭，拥有普通人难以触及的巨量财富。

至于那些普通人，他们只能选择另一条看起来更可行的道路：离开奋斗的大城市，回老家或是搬到小城市FIRE。

梁铁心就是如此。在云浮FIRE了大半年后，他感受到的最大不同，是一种精神上的放松和自由。

这是广东人口最少的地级市，多山，多水，灵溪穿城而过，人在自然里，做什么都是慢悠悠的。他在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开辟了菜园、花园，只在温度最舒服的早上和傍晚劳作，种菜、种花。时间充裕、饱满，有大段的闲暇，可以去山上散步，欣赏风景，或是干脆宅在房间里思索、写作。再也不用像从前一样，上班、通勤、加班，也不需要跟任何他不愿意接触的人打交道。

2000公里外，乳山银滩，80后杨海也过上了他梦想中的FIRE生活。

早上推开窗户，海风吹过来，大海的味道填满整个房间。他没有任何必须要做的事，每天睡到自然醒，懒洋洋地吃完早午餐，喝一杯茶，然后去海边散步、骑车，跟附近的邻居聊天。太阳贴着海平线一点点沉下去的时候，该回家了，做饭、吃饭、刷刷手机，看一会儿书和电影，一天就过去了。这样轻松、惬意的日子，他已经过了一年多。

FIRE生活开始之前，梁铁心和杨海都面对过同一道数学题：我的钱，足够我FIRE吗？

梁铁心认真计算过：村子里没有外卖，没有快递，没有咖啡馆、酒吧、电影院，也意味着没有消费。想吃什么，就到菜园里摘，缺什么食材，骑摩托车去5公里外的县城买回来。他最大的支出，是手机100块钱的流量费——村子偏僻，装不了网线。所有花销加起来，一个月500元足够了。

之前在广州工作的这些年，梁铁心存下十来万，其中一部分已经拿出来重新装修房子，还剩几万块。他计算过，剩下的这些钱虽然不多，但也够他再FIRE至少6-7年。至于花完后怎么办，他也自有规划：做自媒体博主，一个月只要能有几百元收入，FIRE生活就能像永动机一样运转下去。

辞职之后，他从杭州辗转到乳山银滩，发现物价比想象中便宜，大城市一把青菜5块钱，这里卖1块，市中心一斤猪肉30块，这里只要15块。每个月300元房租、100块水电费和网费，再加上吃饭、出行，一个月的支出能控制在1000元左右——算下来，存款还够他FIRE很久。

如果再省一点，甚至清贫一些，还能FIRE更久。那些省钱方式，他如数家珍：吃饭自己做，或者用6块钱的料理包打发一顿；在生鲜电商平台，可以买到打折的西瓜、酸奶、可乐；为了省钱，他把活动范围限制在方圆3公里以内，除非有什么必须“出远门”的事，比如拔牙。

杨海每个月都会查看信用卡账单，知道自己花多少钱，可以给他带来安全感。上个月他花了891元，除去350元拔牙的费用，实际的生活支出是541元。他还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现在租住的普通两居，可以换成银滩租金最便宜的顶楼两居室，一个月100多元，还可以在楼顶的露台种菜，没事去赶海，一年的生活成本可以控制在5000元左右。最不济，这里还有生蚝分拣厂，一天两百块，每个月打三天工，就能覆盖全部的生活成本。

FIRE的时间越长，杨海越发觉得，这种生活跟钱没什么直接的关系，FIRE最需要的，是理解自己，知道自己到底能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有人说存够200万才能FIRE，有人说500万，还有人说5000万，实际上，只要能接受与你的存款匹配的生活方式，你随时都可以FIRE。”

坐在银滩的海景房里，杨海会思考一个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那躺平算不算FIRE？挂逼算不算FIRE？有没有可能，三和大神们其实已经FIRE了？

梁铁心最早做出FIRE这个决定，是源于和领导的一次激烈争吵。

从广州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毕业后，他有过几段工作经历：在教培机构当过老师，在科技公司做过行政人员。要么薪水微薄，一个月只有3500元，要么加班严重，通勤时间太长，下班回家后只想睡觉，没有任何力气做别的事。

原本，在他的设想中，工作是一张支撑他旅行的支票，付出劳动，换来钱和时间，去体验更丰富的生命。但当他站在广州夜晚的地铁里，只能看到周围疲惫的面孔，大家刷着手机，手指上下滑动，眼神失焦，麻木，人的精力、热忱、多样性，好像被榨干了。他不愿意自己也变成那样，于是辞去工作，到一所学校做宣传。

这是他最后的期待。大家都说学校环境单纯、轻松、福利好，工作内容也是他喜欢的，但没多久，他发现这个小社会里，有他无法理解的法则：一切以领导为中心，领导犯错，不能说是领导的错，是下属没有提醒领导，让领导出了错；很多事私底下已经决定好，大家却在公开场合表演得毫不知情，熟稔地走个形式。

梁铁心有自己的自尊和骄傲。他说自己是村子里最聪明的孩子，也是第一个走出去的大学生。大学毕业时，导师觉得他适合做学术，希望他读研、读博，甚至提出赞助他的生活费，他怕给导师添麻烦，拒绝了。原本，他很相信自己的才华，但到了这种环境里，他觉得才华无处施展。

在学校工作到第三个月，梁铁心提出离职，被要求扣半个月的社保和工资。他觉得不公，据理力争，领导恼了，骂他：“你是不是有妄想症？”同事们都看着他，但没人替他说一句话。梁铁心感到一种屈辱，“不想工作”的念头，又在他脑海里闪过。

对他而言，拿到支票的代价日渐高昂，除了时间、精力，它还需要一个人牺牲自由、情感、尊严。他下了决心，回老家。

和梁铁心相似，杨海也质疑工作的意义。他曾在杭州的金融行业工作，经历过最好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里，赶业务是常态，从早上7点钟忙到凌晨1点，没有周末，连花钱的时间都没有。他有点疑惑：“钱是打到我的账户上，但仿佛跟我没太大关系。”

到了2013年，几个同事先后患癌，然后过世，其中最小的一位才二十出头，公司为了少赔钱，直接裁掉了他。这些人几乎是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让杨海大为震动。再之后，金融行业风波不断，有公司倒闭、高管跳楼，一连串的事情迫使杨海思考。

他曾以为，只要一直努力工作，就可以赚钱、存钱、买房、背上几百万房贷，然后结婚生子，最终财务自由，FIRE。但时代的风口一个一个落下来，没有一个行业会一直稳定，这一切还能实现吗？他不确定。

2020年，疫情来了，杨海顺势辞掉工作，去浙江的一个农村隐居了半年。之后，他听说乳山银滩的房价非常便宜，5万块钱就可以买一套小一点的海景房，租房一个月才300块，老人过来养老，年轻人过来躺平，他也跟着时代情绪，迁徙到了这里。

FIRE久了，梁铁心和杨海也逐渐发现，精神自由，只是回小城FIRE的其中一面。另一面是，选择这样的生活，就意味着要和过去和周围的环境做种种对抗。

重新回到云浮，梁铁心感受到不便。这里的冬天格外湿冷，没有热水器，洗澡要用电水壶烧水，在桶里勉强擦洗身体。到了夏天，有许多蚊虫，草丛里可能有毒蛇不声不响地窜出来。没有人住的地方，到处都是荒芜，大多数人搬去了县城，他的父母也是如此，现在的村子只剩下5个人——3位老人，1位中年人，还有一个就是他。独自坐在房子里，周围没有人声、车声，更没有广州的地铁开过时发出的轰隆隆声，只有风声、水声、鸟声、昆虫声，安静得让人有点无所适从。

和云浮一样，银滩也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杨海加入了银滩本地群，分享FIRE经验，也因此认识了来自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人。大家带着不同的目的来到银滩，但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一个做海员的女孩，急匆匆来这里买了一套房子，没几天又要卖掉；住在附近的一位老人退休后来养老，他的养老金完全够用，但还是找了一份大楼保洁的工作，一个月工作15天，薪资几百块。在杨海看来，老人渴望的不是钱，而是跟人的接触和交流，自由带来空闲，也带来孤独，都是他的负担。这也是FIRE的人，同样要面对的问题。

梁铁心也会觉得，在老家，是没有理解和共鸣的。作为走出去的大学生，村里人对他的想象是留在广州，结婚、买房、生孩子，不明白他为什么回来。一到节日，大家回村里祭祀，梁铁心就紧闭大门，或是到山里散步，故意避开人群。实在躲不过，被追问起，他会说自己在做自媒体，“能挣大钱”，“用魔法打败魔法”。

梁铁心有三个姐姐，一个弟弟，几个姐姐没有读完小学就出去打工。因为家里孩子太多，他也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和照顾。他觉得，普通人离开大城市回老家FIRE，就意味着将生育从生活里剔除，因为在这样的状态下，生孩子并不是负责任的行为。

但父母仍然希望他这么做，至少在县城买一套房子。这种期望带来的矛盾在他大学毕业时就出现了，并引发了无数次争吵，最严重的一次，他拉黑了父母，一年没有回家。

矛盾仍然在，但有所缓和，大家各退了一步，他出了县城房子的首付，告诉家人自己在做自媒体，并没有提到FIRE。三姐说：“要有个时限，如果三四年搞不起来，就去考老师或者公务员。”他口头上答应了。至于婚育，因为他的这些说辞，父母也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张译的FIRE生活里，困扰他的，是人情社会里的鸡零狗碎。

他是典型的抓住时代机会的70后，大学毕业之后，在国外工作几年，2005年回国，来到北京，到一家做工程项目的外企工作，同一年结婚、买房，有了女儿，也在2016年就还完了房贷。后来就是离婚，房子归他——前妻是北京人，还有好几套房子。他又用积蓄在老家买了一套房。

2020年，张译辞掉工作，把北京的房子租出去，跟二婚的爱人一起回了老家。他的设想很好，住在老家的房子里，不用花钱，北京的房子每个月能收到7000多元租金，给女儿3500元抚养费，还剩下3000多元，是两个人的生活费。

钱不是问题，身份才是。在他事业最辉煌的几年，常常陪同领导出入中心机关，亲戚眼中，他是同辈人里最成功的一个，是目标、样本、楷模。但回老家FIRE后，大家都在传，他“失业了”。这让他感到不适，又无从辩解——在这个小地方，要解释清楚FIRE是什么，本身就太难了。

他那位一直留在老家的同学，已经是处级干部，在饭桌上吆喝着大家抽烟、喝酒，用炫耀的姿态跟他说着自嘲的话：“夹着屁股做人，提着脑袋做事，不比你清闲。”同学举杯，张译不想喝酒，说自己身体不好，解释了十几分钟，对方才放下酒杯，但这之后，再有聚会，同学默契地没有叫他。

一位虽然亲戚不明白什么是FIRE，但他认为，这个人不工作了，一定是攒够了钱，于是打电话找张译借钱。放下电话，张译问自己还在工作的妹妹，这个人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借钱？妹妹说，没有。

谁都逃不开婚育的问题。张译说，如果在北京，一个49岁的男人想要个孩子，周围的人会劝他不要折腾，但在老家，所有人都劝他再生一个。妻子也有生的想法，她比张译小十几岁，害怕张译走得比自己早。张译很恐惧：“再生，北京的房子就得卖了。”

FIRE的第二年，张译过上了一种“东躲西藏”的生活。

走在路上，他时刻留意着四下里有没有熟人，一旦跟谁四目相对，赶快把眼神错开。一次，他在小区里见到了从前的同学，一下认出对方，却镇定地掠过，不打招呼。他暗暗庆幸，“幸好他好像没发现我”。另一次，一个记性好的同学认出了他，他有点慌张，最终扯了个谎，说自己还在工作，搞工程，“回来一两天就走了”。

他也放弃了全部社交。到现在，只有父母、妹妹还有最亲近的几个亲戚、朋友知道他回老家生活，其他的同学、亲戚没有任何来往，年夜饭只跟父母吃，大年初一不出去拜年。

斩断这些联系，源于一场意外。

去年9月的一天，张译出门运动，之后，他突然胸口痛，一直没有缓解。去医院一查，是心梗。他最初没当回事，医生建议他立刻做支架手术。他有些懵，“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生病”。

年轻时，他抽烟、喝酒，去网吧熬夜，一杯冰可乐、一盒烟、一盘花生打发一个通宵。FIRE的第一年，他作息不规律，凌晨两点睡是常态。他曾意识到年纪渐长，需要健康，戒了烟酒，但早年积累的影响仍显现出来。

手术之后，张译一直在休养，他明显地感觉到，相比年轻时，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变化。比如精力不足、免疫力下降。从前生了口疮，三天可以好，现在需要二十多天。手术和休养也花了些钱，一共三万，医保报销两万，自己付了一万。

他也意识到，一个月三四千块，吃喝够用，但是总有意想不到的开支，比如自己生病、妻子生病，父母也有可能生病。人走向衰老，一切难以预料。FIRE的想法被一些事动摇——在医院住院时，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病友也是心梗，病友做完手术，才过了一个多月，收拾收拾，又回去上班了。

身体的情况让他没办法立刻工作，他开始刻意省钱，避免跟任何同龄人接触。同龄人的孩子都到了结婚年龄，一旦来往，少不了可观的份子钱。对现在的他来说，人情是一种奢侈品。

幸好，父母的养老不用他操心。他们以前是公务员，每个月的退休金足够了，时常支援生病后的张译，又怕伤他面子，用特殊的方式给钱，买新家具，给了一两万；过年了磕个头，又给一两万。收下钱时，张译有一点难受，“人到中年，还在啃老”。

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张译觉得自己陷入一个怪圈，为了FIRE，为了不工作、自由地活着，他变得不自由了。健康、钱、自由，是永远在相互拉扯的三角，难道一个决定FIRE的人，注定要牺牲些什么？

梁铁心也想过，他不可能在这个三角中完全放弃“健康”的选项。他说，如果哪一天家人生病，或是他生病，他可能会立刻结束FIRE，去工作，之后再回来FIRE。也有一种特殊情况，如果工作收入无法负担治疗疾病的费用，那就只能顺其自然，接受命运。

但至少现在，他不愿放弃FIRE。

坐在村子的房间里，看着窗外的草地、树林、远处的山，开阔明亮的天空，他会有机会重新思考一些更宏大的命题，比如寻找自己和社会的疏离、这种边缘感来自哪里。

小时候，他是父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的那一个，全家人像打游击战，总要搬去不同的地方生活。他不停地进入新学校、认识新同学，还没真正融入又离开，永远是外人。他认为是朋友的人，暗地里叫他“北仔”，一个带有歧视意味的称呼。还有一次学校组织野炊，需要分组，大家都组好队伍，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一边。在复杂的环境里长大，他成了一个敏感、多思的孩子，也习惯孤立无援，自己解决问题。

再大一些，他一直在思索，相比无限的时空、无限的宇宙，人的生命如此短暂，这一生里，人难免要承受痛苦，如果一定要经受痛苦，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越痛苦？有没有一种东西值得人留恋、更有意义和价值？

在他看来，像周围人那样一路奔波，把一生的时间、精力用在买房和生儿育女上，并不值得。他觉得体验和美更有意义。他在自己的自媒体账号里写：“一切有形与无形之事物，无论带给我何种滋味，凡经过我的身与心，都能变成美的，如是，我便是美的创造者。”

生病、休养之后，张译生活的重心也回归到“体验”，就像医生对判了死刑的人说“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他决定等身体好一些，疫情缓和一些，再去各地旅行。

他仍然担忧未来的生活，健康情况不允许他工作，他计划在省城买一套房子，用北京房子的房租和老家房子的房租付月供。等他老了，就跟父母住一起，把三套房子租出去，彻底FIRE。不过，到那时候，同龄人也到了退休年龄。他说：“我可能不是提前退休，是正常退休。”FIRE对他来说，成了伪命题。

最近这个月，梁铁心在搭建鸡舍。没有人一直盯着他的进度，劳动变得轻松，可以随时坐下来，或者躺下来，去探花摘草。一只蝴蝶飞过来，拿出手机拍一张，山里的梅子熟了，摘几颗吃一吃。劳动的累是身体酸疼，不是在城市工作的身心俱疲。

他有更多时间接触自然，认识自己。最近他发现，每一种虫子的纹理、颜色都非常精巧，比娴熟的人做出来的工艺品还要精巧。蚂蚁的巢穴看起来是在地里挖一个洞，但它可以防水，不怕水淹，里面的通道有复杂的系统，像一台精密的机器。

看到这些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减少了作为人的傲慢，人不是自然的重心，自己也不是。宇宙苍茫中，他只是一颗微小的沙尘。但就是这颗沙尘，渴望知道，在脱离主流、脱离人群，脱离历史、命运的惯性之后，到底可以怎么活。

有一天，梁铁心在院子里晒了一整天太阳，看着太阳升起，看着太阳落下，暖洋洋的光照在身上，他觉得这些阳光格外珍贵。

在广州的那家公司做行政工作时，他统计过员工的打车情况。他发现，晚上21点到24点的打车量，能占总数一半以上，其中23点到24点之间，还有近500单。那些早晚都在大楼里埋头写代码的人，要得到阳光的照耀并不容易。

但现在，阳光毫不吝啬地照耀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