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西方国家挖苦“文明型国家”，今天多国争相自称“文明型国家”

不久前，香港回归25周年纪念，香港外国记者会邀请我演讲互动,主题是“文明型国家与民主和香港的未来”。

今年以来，我们先后和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的智库学者对话，主题也离不开文明型国家。今年五月，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文“文明型国家的魅力”，聚焦今年4月在纽约举行的主题为 “文明型国家与自由主义帝国——两者是否终将碰撞？”研讨会。

文章认为一种悄然形成于中国和俄罗斯的“文明型国家”论述已开始危及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这次会议除了有学者参加外，美国前政府多位高官也与会发言。

文章提到研讨会给“文明型国家”概念的提出者张维为发了邀请，但他没有接受。其实我没有收到他们的邀请，否则我倒是愿意通过视频与他们分享我的看法。

文章称“文明型国家”理论公开蔑视西方“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的自由主义范式”，已经在非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且对西方世界内部的左右两翼也产生了影响。

总之，文明型国家概念已经走出学术象牙塔，正在成为对全球政治叙事和战略选择产生相当影响的某种“显学”。英国记者作家Aris Roussinos甚至模仿《共产党宣言》的开篇这样写道：“一个幽灵，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幽灵，正在自由主义西方徘徊”。

国际学术界从文明角度审视世界由并非新鲜事，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都是文明研究的经典著作。但西方主流学者从未深入关注过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融合的可能性，而我经过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中国模式的长期研究，通过对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的广泛考察和比较，包括实地走访100多个国家，得出了一个慎重的结论，即中国已经通过不断探索，成为一个把数千年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结合起来的国家，并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对西方的超越。我把这样的国家定名为“文明型国家”，以区别于西方学术界长期占主导的“文明-国家”话语，“文明国家”经典的表述就是美国政治学者白鲁恂（LucianPye）所说的中国是“一个伪装成（现代）国家的（古老）文明”。我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与白鲁恂教授有过多次接触，他一直认为，由于中国古老文明的影响，中国不可能形成包括现代政治、现代经济、现代社会在内的现代国家，他笃信现代国家只能是“民族国家+西方民主政体”这种显然已经落伍的标准。

我把“文明型国家”英文表述为civilizationalstate。这个英文概念提出后，敏感的英国主流媒体很快就意识到这个概念对西方“民族-国家”话语可能是一种“降维打击”。

我于2010年正式提出“文明型国家”命题，强调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但它的现代性中融入了自己悠久文明的许多传承，这使中国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对西方的超越。例如，我提出“良政还是劣政”范式超越“民主还是专制”范式，“民心”和“民意”结合超越光是依靠“民意”，“选拔+选举”模式超越仅依靠选举的模式；自由与自律的平衡比西方的绝对自由观更具有现代性，更适应二十一世纪的挑战等等。我先后出版了三本专著论述“文明型国家”，其中《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销量过2百万，被译成十来种文字，在国内外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十年前，2012年英国牛津大学举办了《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英文版发布会暨研讨会，英国《观察家》杂志随即发文挖苦调侃这个概念，文章的标题是“一个（使西方）文明化的使命”，副标题是“世界最悠久的文明准备开始给西方国家上课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是十多年前，西方对于“文明型国家”话语基本持调侃挖苦的态度，而今天他们的主流媒体，从《经济学人》到《纽约时报》杂志都在惊呼，文明型国家叙事已经扩展到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甚至扩展到西方国家内部。二是今天除了学术界，在全球主流政治叙事中“文明型国家”“文明-国家”这两个概念几乎可以通用了。今天看来，这也是可以接受的。

总之，随着非西方世界的崛起，特别是欧亚板块大国的崛起，俄罗斯、印度、土耳其等国家也开始称自己为“文明型国家”，尽管定义存有争议，但他们的主张中似乎有一个共同主题，那就是他们都极为反感西方对他们内政的干涉，反感西方居高临下的说教，他们给西方传达的信息很简单：我们是独特的文明，请尊重我们，先管好你自己。

好，今天就谈这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维为看世界》。让我们用中国话语读懂中国，读懂世界，我们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