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 | 轴心文明国家现代转型困境

喜马拉雅的听友你好，这节我想聊一下一个话题，就是“轴心文明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困境”。因为我的《人类文明进程100讲》是从轴心时代说起，在这个讲座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把话题重新再回到轴心文明，而在这里和大家想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轴心文明国家，为什么它会遇到现代化转型的困境？

我们知道所谓的轴心文明包括古犹太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中华文明，如果转换成今天的现代国家，那就是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我们发现一个非常令人不解的现象，就是这些轴心文明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往往是比较困难的，那些有着灿烂文明史的轴心国家很少顺利完成现代化转型，很少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轴心文明国家，它的现代化转型更加困难呢？我们过去的这些研究往往只是强调推动传统社会转型的外部的物资力量这个前提。比方说，它们会遇到来自西方，来自外部的这种坚船利炮的巨大压力，那么这个国家要求存救亡就必须学习西方的科技，必须引进相应的经济社会制度。这个观点固然不错，但是如果我们用现代性的系统来观察，你就会发现，其实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学习现代制度的正当性。就是必须先在观念上确立我要学习的这个目标它是正当的。就是说传统社会实现现代转型，那么它的传统文化首先要实现现代转型。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的传统文化没有实行转型，那么你在学习外部目标的时候，你很难确定这个学习的目标是正当的，是正确的，所以我必须要学习的。所以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所谓的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就是要化解现代价值体系和原有的轴心文明的传统文化这种终极关怀两者之间的冲突，在学习现代制度的过程当中寻找到正当性的意志，因为我们知道人是不会去学习道德上错误的东西。

人们肯定要问，为什么这个制度是正当的？从历史的观念来看，在那些现代性起源的国家，现代制度的正当性的这个根据就是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那么，这里确定了两个标准：一个是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分离；一个是个体价值成为衡量社会正义的标准。

这些现代价值的形成，它是源于一个漫长的过程，源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和基督教文化的结合，在经过了宗教改革，经过了启蒙运动这个漫长的历史演化以后才形成的，所以它们并非是市场经济扩充的一种自然产物。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西方的市场经济发达，看到工业革命的时候，还要看到它背后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这个是价值观的。

显然，这些传统国家和后进国家在学习先进制度时，并没有经历过上述的过程，那么它想顺利地引进西方的现代事物，在确立现代制度的同时，必须要证明其是正当的。好，我们不妨以中国为例来说。

我在前面开始的时候就讲过，中国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或区域的概念，它是一个文化概念。因为中国在古代，在轴心时代，有令人骄傲的儒家文明，所以中国人一直是有一种心理优越感，强调“夷夏之分”。这个“夷”是指的西方、四夷，因为它们是落后的，而“夏”则指的华夏。华夏文明是世界的中心，华夏文明在价值上是最先进的，是最发达的，是最值得荣耀的，最值得骄傲的一个文明体系。

所以，当这种文明受到外来文明挑战的时候，他们会本能的排斥外来文明，始终保持自己这种文明的优越感，认为自己的文明才是世界上最高层次的，中华才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他们对其他文明不屑一顾，反而认为它们是落后的。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受到外部挑战的时候，它对学习西方的正当性会提出一个很大的怀疑，这是从轴心文明的优越感本身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中国的这个例子说明，不同的轴心文明有着自身正当性的最终解释标准，这些正当性的标准不同于西方传统的道德价值，它规定了这些社会生活中的人的认同和不同于西方的正当性的这个模式，所以要引进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就必须要解决它和西方文明之间，这种原有的道德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要化解这个冲突。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引进的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不仅不能生根，反而有可能导致原有社会的崩溃。

那么你肯定要问，为什么工具理性和终极关怀必须分离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可以举个例子，举一个在中国修铁路的例子来说明这两者为什么要分离。我们知道，我在前面讲工业革命的时候讲过，西方的工业革命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修建铁路，修建铁路既是工业革命的成果，又是推动工业革命不断前进的一种动力。因为铁路可以把大量的货物，通过高速和廉价的方式运往远方，而铁路巨大的盈利能力又使投资铁路的资本能够获得巨大的收益，那么这是一个极好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把修铁路这个事情移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中，就是在洋务运动的时候，我们开始修铁路却是一波三折，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就是所谓的保守派看来，这个铁路在地面行驶的时候，要发出巨大的震动，火车会发出很大的鸣叫声，这种振动、这种鸣叫声会惊扰地下祖宗的灵魂。就是中国人是讲孝道的，如果说我们引进铁路这么一个怪物在那里大喊大叫隆隆作响，让我们在地下的祖宗的灵魂受到惊扰，这是一个不孝的表现。那基于这一点，他们反对修铁路。

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冲突，从工具理性的角度铁路非常好，从终极关怀的角度不能修铁路，最后当然是终极关怀打败工具理性。所以，这个例子我们今天看到就是一个笑话，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它就是实实在在的阻挡了中国铁路修建的进程。该不该修铁路这个问题，在朝廷的层面讨论了十八年最后才有一个结果。你想想看在那个年代，本来中日之间，中国和世界之间就在竞赛，但是我们花十八年的时间在讨论该不该修铁路的问题。

后来铁路是修了，但是更加荒唐，在天津大沽港已经修好的铁路上，因为有人反对，所以不能用火车头来拖煤，用什么呢？用骡子拖着煤车在铁轨上行走，因为不让这个机车来通行。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就是当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发生冲突的时候，工具理性必须让路，而工具理性的让路又非常不利于这个国家实现现代化转型，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这个分析我们看出，当传统文化很难退出政治经济制度的正当性的论证，又不能实现这个信仰和理性的二元分裂的时候，传统的终极关怀和现代社会生活，特别是西化的制度，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后果是非西方传统社会和西方发生长期的文明冲突，而伴随着这种文明的冲突、战争，传统社会会解体，会动荡，会出现普遍的无序和普遍的贫困。

比方说奥斯曼帝国，它的命运就反映了这一点。我们如果去土耳其就可以看到，早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就已经感受到西方现代的冲击，但是，由于伊斯兰教它的这种终极关怀，就是我前面讲过，它没有经过一次宗教改革，所以它很难退出政治经济领域，它拒绝精神和世俗分成两个不相干的部分。所以这一点就使在宗教笼罩之下的社会精英几乎没有能够理解、接受这个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这一些。

所以奥斯曼帝国就不断衰落，不管它在器物层面上如何努力地去实现现代化，但是因为这个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它最后只有崩溃。所以到今天为止，相当多的伊斯兰社会的传统精英仍然无法接受工具理性和他的信仰的这个分离，所以为什么原教旨主义兴起？它的温床恰恰在于此。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标本，就是中国的邻国日本，它的转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情况。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日本就现代化，使西方社会学家感到非常意外的是，日本只用了三十年时间就完成了现代转型，成为十九世纪末世界的五强之一。

我们知道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打了一场甲午海战，他们称为日清战争，后来又打了一场日俄战争，他们称为日露战争，这两场战争，日本都胜利了。日本在这两场战争当中的胜利，第一个例子是小国打败大国，第二个例子是黄种人打败白种人。所以，日本正是因为它迅速的崛起，所以它就完成了这个转换。

有人说日本实现现代化转型这么迅速，是因为它本身就存在这种二元政治结构，这个二元政治结构和西方有类似的地方。什么叫二元政治结构呢？就是作为国家象征的天皇和掌握有实权的幕府，这是一个双重结构，天皇背后的文化是神道，而幕府的政治合法性来自于中国的程朱理学。所以有人认为：这一点就像西方的教权和皇权的对立，它是一种二元结构，所以它比较容易实现这个转型。

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有一定道理，但是这还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是一个非轴心文明国家，为什么这点特别重要？就是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讨论的问题，日本作为一个非轴心文明国家，它在转型当中放弃他们的传统文化，放弃他们从中国学到的儒家文明，比中国作为一个轴心文明国家放弃自己传统的儒家文明要简单得多。所以日本它放弃了儒家文化，那么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冲突就不存在。福泽谕吉提的“脱亚入欧”，他其实就是很快消弭了日本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意识形态的障碍。

那么我们就要进一步问，中国人为什么不容易放弃儒家文化呢？回答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中国是轴心文明国家，儒家文化对中国不是借来的，不是舶来的，而是中国文化本身生长的。中国人如果放弃了儒家文化，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中国人就不知道自己是谁，就迷失了自己。

但是日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放弃从中国接受的儒家文化，马上可以从“脱亚入欧”当中找到自己身份，就是国家的全盘西化。这样，他们很快就能够找到学习西方的正当性而没有来自任何终极关怀的障碍，所以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那么这一节，我和大家讨论轴心文明的这个现代化转型的困境，其实就在说一个问题，就是轴心文明国家这种坚定的传统，从历史上看他们是值得荣耀的，但是当面对现代转型的时候，它又成为一种文化的包袱，这个文化的包袱导致了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分离，所以它成为社会转型的障碍。

好，这节我就讲到这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