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箫声（四）

四
一九一八年旧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结束了学校的教务工作，到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师从了悟和尚。他的正式名为演音，法号为弘一。
其实，李叔同不出家，继续当他的老师，做他的学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他毅然放下了这一切，静静地皈依了佛门。李叔同的出家，在当时，震惊了整个文化艺术界，人们在发出惊讶的同时，深深地为他和他的才华惋惜。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对他的出家不理解，甚至有人认为他是疯子。
从一九一八到二00四年，在这漫长的八十余年中，人们对于李叔同的出家，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的说他不得志，有的说他受到打击，有的说他性格孤僻，还有的说他仕途不济，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前不久，我读了国内一位著名理论家分析李叔同出家的原因后所得出的结论，大为吃惊。他的结论说：“一个人在个人奋斗的鼎盛期突然收下风帆，或许更能体现他的生命的辉煌。”无可置疑的是，这位理论大家的结论实在是太幼稚了，他用当下歌迷们评论那些歌星的语言来评论弘一法师。如果是普通人这样说说，还勉强可以理解，让人不能接受的是，这样的市井言论居然出于一个理论家的口中，而且说得那么轻描淡写。这样的评论，是中国思想界莫大的耻辱。
在众多的分析和言论中，我比较倾向于丰子恺，他说：人“为什么入学校？为了欲得教养。为什么欲得教养？为了要做事业。为什么要做事业？为了满足你的人生欲望。再问下去，为什么要满足你的人生欲望？你想了一想，一时找不到根据，而难于答复。你再想一想，就会感到疑惑与虚空。你三想的时候，也许会感到苦闷与悲哀。这时候你就要请教‘哲学’，和他的老兄‘宗教’。这时候你才相信真正的佛教高于一切。所以李先生的放弃教育与艺术而修佛法，好比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庆的。”
丰子恺的分析与推论，应该说，已经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了，但是，在我看来，他依然没有看透彻。虽然他是李叔同的学生，在李叔同出家这个问题上，丰子恺这种字面上的推论，还是没有触及到本质。
我以为，李叔同出家，是到佛法中去寻找自己。在几十年的红尘生涯中，他感到自己迷失得太多，活得越来越不是自己了。因此，他在《月夜》一诗中感叹到：“声相酬应，是孤雁寒砧并，想此时此际，幽人应独醒，倚栏风冷。”正是渴望“幽人应独醒”，他才四处寻找着这种“独醒”。于是，他在他的诗歌、音乐和绘画中苦苦寻找，但是，到头来，他依然没有找到，因此他再次在诗歌《月》中哀叹：“瞰下界扰扰，尘欲迷中道。”在一再无望的寻找中，他对尘世失去了寻找的激情和梦想，就一步步走向了佛门。这样的举动，俗人们自然是不理解的。不理解倒也罢了，真正让人悲哀的是，有无数人对于他的出家，大肆嘲讽。
李叔同皈依佛门，只是为了去寻找自己而获得的一种形式和载体，他的真正目的，是在佛法里看看李叔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看看自己的人生轨迹究竟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正，看看自己的人格到底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他不是去学宗教，不是去搞迷信，也不是去弄哲学，更不是去避难，而是在《四分律》的经文中，一次次印证自己灵魂的真实性。因此，从一九二一年三月开始，他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隐居，历时四载，从事《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著作的写作。在他的晚年，他又完成了《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一书。这两部著作的完成，不仅使他成为一代大法师，更重要的是，他的整个生命得到了回归与升华。正如他在《清凉歌》一诗中所咏：“清水一渠，涤荡诸污秽。”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严重缺乏的自我“涤荡诸污秽”的精神，我终于在李叔同先生这里找到了。
有人曾经这样说：“凡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羞于承认自己对文学、经济、科技一无所知，却会为自己对宗教信仰一窍不通而骄傲，再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让我们感到困惑的了。”照此看来，李叔同出家，绝不是激流勇退，而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更加精进，更深一层地逼近灵魂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