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箫声（三）

三
一八八0年旧历九月二十日，李叔同出生于天津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在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会试中进士，曾做官吏部。后来，他父亲退出了皇权体制，在天津经营盐业，成为一个很有文化修养与文人气节的商人。李叔同才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有异母兄弟三人，长兄早年夭折，次兄名叫文熙，又名桐冈，字敬甫，是天津一个很有名气的中医。在三兄弟中，李叔同排行第三，小字为三郎。
李叔同在家乡读完私塾后，已经十八岁。在这一年，由他母亲包办，他结了婚。婚后，他与母亲举家迁往上海。
在上海，李叔同结识了大量文化人，比如袁希濂、许幻园等。而这时的袁希濂和许幻园在城南草堂组织一个“城南文社”，众人每月会课一次。李叔同结识了这些人，随即加入了“城南文社”，并在那里得到深造。在这期间，许幻园十分欣赏李叔同的才华，特地请他移居其城南草堂，并专门腾出一间房子叫他居住，而且，许幻园还亲自为这间屋子题了“李庐”二字赠给他。在城南草堂这间“李庐”里，李叔同一面勤奋读书，一面写作出《李庐印谱》、《李庐诗钟》、《二十自述诗》等著作。可惜的是，他的这些著作已经失传，只为我们留下几篇薄薄的序文，孤寂地躺在那里。许幻园的夫人宋梦仙写过一首诗来赞扬李叔同：“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从这诗中，不难看出李叔同的才华与性格，在他的眼里，杜甫只是一个小朋友，而不是诗圣。年纪轻轻的李叔同没有把杜甫放在眼里，这当然不是他的狂妄自大，而是他看不起杜甫一心想挤进体制里去的人格。因此他在诗中这样感叹道：“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
在上海期间，李叔同与他同时代的文人们，经历了许多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波，诸如学生罢课、商业萧条、企业停工之类。这时候的李叔同，作为一个体制外的人，深感民风不振、世风日下、国运渺茫，他因此深深地悲叹道：“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李叔同作为一个体制外的人，发出如此深沉的悲叹，是没有被一己的功利思想左右的，完全出于本能意义上的爱国。李叔同的爱国情怀，与屈原被体制抛弃时所吼出的《离骚》与《天问》相比，完全是两条道上的声音。谁高谁低，一眼就能看得分明。
在这样的状态下，李叔同于一九Ｏ五年秋东渡日本，希望在那里获得艺术的陶冶与深造，丰满自己的人生。到了日本后的第二年，他考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西洋油画，成为最先学习西洋绘画的少数几个中国人之一。他除了在东京学习西洋画外，又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作曲理论和研究新戏剧的演技。这期间，他与同学曾延年等人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话剧团，名字叫做“春柳社”。
在国内，“春柳社”共演出了两次。第一次公演是在一九０七年的春节期间，淮北遭遇水灾，为了赈济灾民，“春柳社”在赈灾游艺会公演法国小仲马的名剧《巴黎茶花女遗事》。在该剧中，李叔同亲自上阵，并饰演茶花女。这次演出，是中国人第一次演话剧，因此引起许多人的兴趣。第二次是在同年的六月，演的是《黑奴吁天录》。在这次演出中，李叔同依然是亲自上阵，在剧中扮演美国贵妇爱美柳夫人。李叔同的演技，得到日本戏剧家土肥春曙和伊原青青园的高度评价。其实，李叔同等人演外国话剧，它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意义不在演出本身，而是为垄断中国舞台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敲响丧钟，试图让国人的眼光与世界接轨，逃离儒外法里的吃人文化。
一九一Ｏ年，在日本留学六年的李叔同，毕业后回国。在当时的时代，像李叔同这样的留洋学子，回国后，许多人一门心思想着的是怎样挤进体制里去，在那里谋取一个位置，夺得一杯残羹，但是，李叔同没有这样，他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选择了一条清苦而寂寞的人生道路。在教师的岗位上，李叔同教授音乐和绘画，其间他写出了《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西洋乐器种类概况》、《石膏模型用法》等文章，系统介绍西方文艺。他教过的学生有很多，有作为的也不少，如后来成名的丰子恺的漫画、刘质平的音乐，就是李叔同一手培养起来的。对于李叔同的学问与才华，丰子恺说：“李先生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画、作文、吟诗、填词、写字、治金石、演剧，他对于艺术，差不多全般皆能”对于李叔同的为师，据他的好友夏丏尊先生说：“他做教师，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萨的有‘后光’。所以他从不威胁学生，而学生见他自生畏敬。从不严责学生，而学生自会用功。他是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针对这一点，丰子恺说：“自有学校以来，自有教师以来，未有盛于李先生者也。”对于他的日常生活，李叔同的学生回忆道：“穿一身布衣：灰色云章布袍子，黑布马褂，然而因他是美术家，衣服的形式很称身，色彩很调和，所以虽然布衣草裳，还是风度翩然。”而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在一九一四年五月到杭州师范参观时，就这样评价说：“其专修科的成绩范视前两江师范专修科为尤高。主其事者为吾友美术专家李君叔同也。”从这些评述中不难看出，李叔同不仅做人认真，做学问认真，就是当一个没有多少社会地位可言的老师，他依然是非常认真的。他并没有因为自身地位的卑下而得过且过，更没有因为自己是体制外的人士而有什么失落与悲愤。相反的是，他用手中的黑板刷子，一点一点地刷去屈原似的悲哀和辛弃疾似的愤怒。他用手中的教鞭，一次次向自己的学生指出新文化和新艺术的方向。在这样的人生观下，李叔同就彻底进入了文人的心灵世界，真正丰满了自己的人格。因此，他就成为“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了，成了一个人，而不是体制内的奴才。
除了教书育人外，李叔同还做过报纸副刊的主编，其间又组织金石篆刻研究会，并出任“乐石社”的社长，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研究金石篆刻。虽然李叔同的兴趣与追求的东西有很多，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离开文化，没有离开他发自心灵深处的的自由和所爱。
李叔同这一系列爱好和追求，是本能的，完全不像中国历史上的大量文人，因为被体制抛弃了才转向文学与艺术，而且，这些文人在文学艺术里，发出的又多半是忠君的思想，是穷途末路的奴才与走狗在哀惋地呻吟。在中国文化史在中，李叔同本能的文化追求，与那些人相比，就不知要高贵和伟大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