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01年的某一个夏天。
爸爸生前的好朋友拉辛汗打来电话,让我回去探望他。
我想起拉辛汗在电话里说的那些事情,他告诉我那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
抬头看着天空的风筝,我想起了哈桑,想起了爸爸,想起了阿里,也想起了喀布尔,我曾经的生活,想起了1975年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冬天。
我出生在阿富汗的喀布尔,爸爸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妈妈在大学教授古典波斯语文学,可惜因为生我难产去世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爸爸一向不喜欢我,但是他很喜欢哈桑,在他的眼里,哈桑勇敢果断,而我懦弱无能。
哈桑是仆人阿里的儿子,从小和我一起长大。他生下来的时候是兔唇,嘴巴上有一道浅浅的裂缝。他的母亲在生下他后就和一群江湖艺人跑了,因此,哈桑和我是喝同一个奶妈的奶长大的。
哈桑是哈扎拉人,典型的蒙古人外貌:眼睛小小的,鼻子塌塌的,和中国人有一些相似,周围的孩子都叫他“塌鼻子”。我是普什图人。我在一本历史书上读到过:普什图人曾经迫害过哈扎拉人。
1973年,阿富汗发生了政变,原来的查希尔国王下台,变成了总统执政。政变第二天,我和哈桑出门玩耍,在一片荒芜的空地上,突然,一块石头击中了哈桑的后背,我转过头一看,是阿塞夫和他的两个狐朋狗友。
阿塞夫住在我们家南边,他身材高大、凶残成性,经常欺负周围的孩子。
阿塞夫望着哈桑,轻蔑地说道:“阿富汗是普什图人的,我们是真正的阿富汗人,这个塌鼻子不是,他污染了我们的土地!”
说着,他伸手在裤兜里掏着什么东西,“我要恳求现在的总统去清除这些垃圾,这些肮脏的哈扎拉人。”
“请放我们走吧,阿塞夫。”
阿塞夫掏出不锈钢拳套,“你们碍着我了,特别是你。”
“阿米尔,你怎么可以和这个哈扎拉小子一起玩耍,让他碰你,和你做朋友?”
“朋友?哈桑不是我的朋友”。心里有个声音在对我说。我从来没想过哈桑是我的朋友,虽然我对哈桑很好,比对朋友还要好,好得像兄弟。但是每当爸爸朋友的孩子来家里,我从来没有叫上哈桑一起玩游戏,我只有在身边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才和他玩。
阿塞夫戴上他的不锈钢手套,举起拳头向我走来,哈桑拉开他那根从不离身的橡皮弹弓,“阿塞夫少爷,请让我们走!”
“哈哈,难道你没看见我们有三个人吗?而你们只有两个人。”
“是的,但是拉着弹弓的人是我,如果你敢动一下,以后你恐怕就会多一个新外号——‘独眼龙阿塞夫’。”
哈桑说的没错,他的弹弓打得极准,在我们这一带出了名。
“哼,我们走!”
1974年的冬天,哈桑满十岁,那天,爸爸送给了哈桑一个生日礼物——他从新德里请来了一位非常有名的外科整形医生,缝合了哈桑的兔唇,不久,哈桑的嘴唇上只留下一道淡淡的伤痕。说来讽刺,那个冬天过后,原本爱笑的哈桑便不再笑了。
我很喜欢喀布尔的冬天,理由很简单,因为学校放假了,我可以一连三个月和哈桑坐在火炉边儿玩扑克,可以去电影公园看免费的俄罗斯电影了。
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放风筝,追风筝。
每年冬天,喀布尔的各个城区会举办斗风筝比赛,那是整个冬天最令人振奋的时候,每次比赛前夜,我兴奋得都会失眠,因为对我来说,那是真正的战争。
斗风筝比赛从大清早开始,直到空中只剩下一只胜出的风筝为止。风筝的线是特制的玻璃线,上面粘满了细小的玻璃屑,可以把对手的风筝线割断。斗风筝的规则就是放起自己的风筝,割断对手的线。每个斗风筝的人都有助手,我的助手自然是哈桑。
斗风筝比赛中,真正的乐趣其实是追风筝,若有风筝被割断,追风筝的人就会去寻找那个随风降落的风筝。对追风筝的人来说,最大的奖励是捡到那只最后掉落的风筝,那将是无上的荣耀。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曾见到过无数人追风筝,但是哈桑是我见过的人中最棒的,在风筝掉落之前,他总能等在那个风筝将要降落的地方。
1975年的冬天,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哈桑追风筝。
那次比赛前的一个晚上,爸爸和我坐在书房里,他划了一根火柴,“我觉得你今年也许能赢得这个比赛,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实际上我是斗风筝的好手,好几次我甚至进了前三名,但是爸爸要求我赢得冠军,他总是能赢得一切他想要的东西,难道他没有权利要求他的儿子也这样吗?
这次谈话后,我决心赢得比赛,不让爸爸失望,赢得他的喜爱和关注。
正式比赛的那天,经过一番激烈的厮杀,下午三点左右,天空里只有四只风筝了,我的风筝仍在飞翔,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眼睛紧紧地盯着天空,不敢轻易移开,我聚精会神地操纵着风筝,过了十五分钟,只剩下我和另一个蓝色的风筝了。
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
“干掉他,干掉他!”
我满脑子想的只有那只蓝风筝,那是胜利的味道,我想要获得爸爸的赞美,成为一个被关注、被聆听的人!
结果比我预想的要快,一阵寒风拉高了我的风筝,我占据了有利的位置,我的风筝一下飞到了那只蓝风筝的上面,蓝风筝知道自己的麻烦来了,它绝望地使出各种花招,试图摆脱险境,但都无济于事。我松开了拉着线的双手,寒风将风筝拉高,在人群的欢呼声中,蓝风筝终于掉了下来。
哈桑激动地抱住我的脖子:“太棒了,太棒了,阿米尔少爷!现在,我要帮你去追那只蓝风筝!”
“哈桑,一定带它回来。”
哈桑飞奔到街道的拐角,他停下来,转身朝向我,双手放到嘴边,“为你,千千万万遍!
然后,他露出他独有的哈桑式微笑,那微笑,让我永生难忘。
再一次看到他如此灿烂的笑容是在二十六年后,在一张褪色的宝丽来相片上。
这时,人群涌上来向我道贺,我和他们握手,道谢,像一个凯旋而归的英雄。可是我的心思都在那只蓝色风筝上……我等了很久,哈桑也没有回来,我跑遍了附近的街区,都没有看见哈桑的身影。
我走到市场街,做生意的都快打烊了,一个卖干果的商人听了我对哈桑的描述,告诉我,“我见过他。”
“他跑到哪里去了?”
“他向那边跑去了,手里拿着一只蓝风筝。”
“真的吗?好样的哈桑,他替我找到了那只风筝。”
“当然,这个时候他们应该逮住他了。”
“什么人?”
“几个男孩,和你打扮差不多。”他一边说着,一边羡慕地打量着我身上穿的皮夹克和牛仔裤。
我朝着他说的方向飞奔过去,天快要黑了,我来到一条僻静而泥泞的小巷,听见了一阵声音,我悄悄地走进巷口,在拐角处窥视着。
那是一条死胡同,哈桑站在胡同角,摆出一副防御的姿势。他的身后正是那只蓝风筝。
挡住哈桑的是那天欺负我们的三个男孩,阿塞夫站在中间,正挥舞着他的不锈钢拳头,“你的弹弓呢?哈扎拉人?那天你说过什么?独眼龙阿塞夫?”
“阿米尔少爷赢得了比赛,我替他追回这只风筝,这是他的风筝,请让我走。”
“你对他这样,他会这样对你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总是在没有人的时候才会理睬你?因为你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只丑陋的宠物。”
“阿米尔少爷和我是朋友!”
“朋友?你这可怜的白痴,总有一天你会从幻想里醒来,发现他是个多么好的朋友,哈哈,今天我心情好,你把风筝给我,我就放过你。”
哈桑被激怒了,他捡起一块石头朝阿塞夫扔了过去,一下击中了阿塞夫的额头。“啊——”阿塞夫大叫着扑向哈桑,将他击倒在地。
眼前的一幕让我无法呼吸,看着他们慢慢逼近那个和我一起长大的男孩儿,我却一动不动,迈不开步子。
我闭上眼睛,默默地离开了那条小巷,流泪一颗颗地落下来。
“啊……唔……”
这时的我仍然可以冲进小巷,为哈桑挺身而出,就像他曾经无数次为我挺身而出一样。但是,我跑开了,因为我是懦夫,我害怕阿塞夫,害怕受到伤害。
我回到市场街,气喘吁吁,汗水直流,我决定在那里等哈桑。大约过了十五分钟,我听到了脚步声,我躲进一家小店,看着阿塞夫和他的同伴走过。
我回到小巷,和哈桑相遇,我第一眼看到是那只蓝风筝,我甚至还看了看那只风筝有没有什么裂痕。
哈桑的长袍沾满了泥土,双腿摇摇晃晃,似乎随时都会倒下,但是他站稳了,把风筝递给我。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
天黑了下来,我很感谢黑夜,因为黑夜遮住了哈桑的脸庞,也遮住了我的脸庞,我很高兴不用看他的眼睛。
哈桑想说什么,但是停住了,“老爷会担心的。”
说完这句,他走开了,我假装没有看到他双腿间淌下的血,一滴一滴,它们将白雪染成了黑色。
我走进书房,爸爸看到我手里的风筝,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紧紧地抱住我,不断抚摸我的后背,在他久违而温暖的怀里,我忘记了自己的罪恶。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都没有看见哈桑,一天夜里,我问爸爸:“可不可以带我去贾拉拉巴德。”
“当然可以!”最近,爸爸总是对我有求必应,“你想让哈桑跟着去吗?”
“他不舒服。”
“真的?怎么啦?这几天我很少看见他。”
“他可能感冒了,每天总是睡觉。”
我看见爸爸眉头紧蹙,十分不满他对哈桑的关心。
周五,我们去了贾拉拉巴德,住在爸爸的堂弟霍玛勇叔叔家,他家是两层高楼房,有一个大花园。
晚饭时,爸爸喝了一点酒,开始吹嘘起那次风筝比赛,开始吹嘘我是如何打败我的对手们,带着那只风筝凯旋而归的。
听着爸爸绘声绘色的“描述”,我感觉有把刀子刺进了我的眼睛。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月光穿过窗户,我自言自语,“我看见哈桑被人强暴。”那天之后,我就开始失眠。
隔了半个星期,我才开口和哈桑说话,哈桑想要我陪他去玩,我都拒绝了,每当爸爸不在家的时候,我便将自己锁在房间里。
可是让我难堪的是,哈桑想尽一切努力恢复和我的关系,“我要去买馕饼,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我不想出去,只想在房间看看书。”
“今天阳光很好。”
“你去吧。”
“我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了,阿米尔少爷,希望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从前一样玩耍了。”
“你没做错任何事,哈桑,你走开吧。”
“你可以告诉我,我会改的。”
我把头埋在双腿间,用膝盖挤着太阳穴,“你别再骚扰我,你走开!”
从此以后,我每天都躲着哈桑,尽可能不和他见面,因为只要他在我旁边,我就会觉得难以呼吸。
那年春天,我问爸爸:“爸爸,你有没有想过请新的佣人?”
爸爸听了这句话很生气:“我和阿里一起长大,阿里呆在咱们家四十年了,我怎么可以赶走他?阿米尔,如果是你和哈桑之间出现了问题,你自己处理。你让我感到羞耻,哈桑哪里也不去。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了,爸爸,对不起。”
“哈桑哪里都不去,他就在这儿陪着我们,这里就是他的家!”
那天之后,爸爸对我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
过了几个月,我满12岁了,爸爸为我举行了一个巨大的生日宴会,邀请了他的所有朋友来参加,我收到了一房间的礼物。宴会结束后,我从那堆礼物中捡起几个装着钞票的信封和一块手表,拿着它们走进了哈桑和阿里简陋的房间。我把它们塞到了哈桑的床铺下面,然后敲响了爸爸的房门:“爸爸,哈桑偷了我的东西。”
“哈桑,是你偷的吗?”
“是的,老爷。”
这件事让我彻底明白——哈桑什么都知道,他知道我看见了小巷里发生的一切,他知道我背叛了他,可是他依然选择救我,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哈桑从不撒谎,如果他不承认,那么爸爸就会知道是我干的。
爸爸原谅了哈桑,但是阿里坚持要离开我们家,爸爸劝说无果,我看见爸爸做了一件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爸爸嚎啕大哭了,像个孩子一样。
这是我从未见过也从未想到过的场景,让我措手不及。
1981年,苏联军队占领了喀布尔,爸爸带着我逃往美国。之后,我在加利福利亚读大学,娶了一个美丽的妻子。
拉辛汗叔叔在挂电话之前说了一句:“来吧,这里有一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
这句话看似不经意,却仿佛经过深思熟虑。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哈桑,我梦见他在雪地里奔跑,我梦见他举着手臂朝我挥舞,“为你,千千万万遍。”
一个星期后,我坐上了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巴基斯坦的首都白沙瓦着陆之后,我坐上了一辆破旧的的士,司机滔滔不绝地说:“你的祖国发生的事情真是太可怕了……”
我不搭腔,车开进了阿富汗人聚集的地方,然后在一座房子前停下,我手里拿着那张写着地址的信纸,敲响了二楼里最后的一扇门。
拉辛汗叔叔给我开了门,我几乎没有认出他来,他瘦成了皮包骨头。
“唔,是阿米尔啊,好久不见。进来喝杯茶吧。”
我们谈起了很多往事,最后提到了塔利班。
“情况不会有我听到的这么糟吧?”
“不,很糟糕。俄国人被赶跑后,塔利班占领了喀布尔,他们简直不把你当人看。”
拉辛汗抚摸着脸上的伤疤,回忆道:“我在体育馆看球赛的时候被一个十八岁的巡逻兵打得血流满面,我老得都可以当他的爷爷了,还要向他道歉,就因为我看球赛发出了声音。”
“你为什么不离开呢?”
“喀布尔是我的家园,现在还是。我已经时日无多了,这次我让你来,是希望在离开人世前看你一眼,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我有些事情想求你去做,在求你之前我要告诉你哈桑的事情。你懂吗?”
“我懂。”
“1986年,我找到了哈桑,当时我所有的朋友和亲人不是死于非命就是远走他乡,我很寂寞……在你父亲走后,我代为照管房子,但是我不再年轻了,我想找一个人帮我。我找到哈桑的时候他已经长大了,还结了婚。那时候,阿里已经被地雷炸死了,我告诉了哈桑你爸爸的死讯,他抹了一整晚的眼泪……第二天,哈桑同意和我一起回喀布尔,帮我照料屋子。”
“哈桑和他的妻子把家里照料得很好,围墙外面是战火,里面是我们三个人的天堂。
1990年的冬天,法莎娜生了一个男孩儿,叫索拉博,那是个漂亮的男孩子。1996年,塔利班掌权,两年后,他们开始屠杀哈扎拉人。”
听到这里,26年前的罪恶感再次向我袭来,我脑海里久久地回想着哈桑的名字,“哈桑现在还住在那里吗?”
拉辛汗掏出一封信,递给我,“给你的”。
我撕开贴好的信封,里面掉下来一张宝丽来照片和一封信,我盯着照片看了足足有一分钟,照片上是一个穿着绿色长袍的高个男子,他面带微笑,一个小男孩儿羞涩地站在他的身边——没错,是哈桑和他的儿子。
“阿米尔,你好吗?”
“他现在怎么样?”
“信是半年前写的,我离开喀布尔的前几天,我拍了这张照片。我离开后,喀布尔出现了一个传言,说是一个哈扎拉家庭独自住在富人区的豪宅里,之后来了两个塔利班的官员,他们让这家人搬出去,男人不愿意,他们就将他拉到街上,开枪打死了他。”
很显然,我知道拉辛汗说的是谁。
“不。”
“女主人看见这一幕跑了出来,他们把她也打死了。塔利班最后占有了那座房子。”
“孩子呢?”
“我听说他被送到了卡得帕湾区的某个孤儿院里,你到喀布尔去,把他带到这里来。”
“拉辛汗,我不能去,我不想去喀布尔。为什么非得是我,你为什么不找其他人?我在美国有妻子,有房子,有事业,喀布尔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如果需要钱的话我可以出。”
“不是钱的问题,我希望你能亲自去做这件事情。有些事情你不知道,你知道吗?阿里是一个不育的男人,只不过他自己不知道。”
“不,不可能,哈桑是他的儿子。”
“不,不是他的,你知道是谁,阿米尔。”
顿时,我觉得自己堕入了万丈深渊,“是爸爸?哈桑知道吗?”
果然,拉辛汗摇了摇头。
“你们怎么可以瞒着我,你们这群说谎的混蛋!”
“拜托你想一想,对一个男人来说,名誉是多么重要,他怎么可能承认睡了自己仆人的妻子!”
我跑出了拉辛汗的公寓,这么多年我怎么会这么迟钝,迹象一直都明显地摆在我面前:爸爸请医生给哈桑做兔唇手术;爸爸从来不会忘记哈桑的生日;我让爸爸请新的佣人,爸爸怎么也不肯,最明显的就是阿里宣布要和哈桑离开我们时,爸爸的那次痛哭流涕!
爸爸如何能够面对阿里呢?倘若阿里知道自己的妻子被自己的主人以阿富汗人最不齿的方式侮辱了,他会怎么办?
我和爸爸都背叛了两个愿意为我们付出生命的人。如果我没有把阿里和哈桑赶出家门,爸爸也许会带他们到美国,哈桑会拥有自己的工作,家人和生活。是我,是我断送了哈桑拥有的一切机会和可能,我怎么能这样收拾行李回美国呢?
那里有一条成为好人的路。
带上一个小男孩,一个孤儿,哈桑的儿子。
我要去赎罪,为我和爸爸。
我要去喀布尔。
拉辛汗介绍我认识了司机法里德,他带我去喀布尔。法里德只有二十九岁,脸上却满是皱纹。拉辛汗为我准备了长袍和毡帽,说来讽刺,我在阿富汗的时候从来没有穿过,最重要的是一副长及胸膛的黑色假胡子,它表示对伊斯兰教的友好。
为了避免自己反悔,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我出发了。
山路崎岖,车非常难开,过了很久,我们终于穿过了国境线,一路上,我看见了被烧毁的村庄,破旧的军车和难民的尸体。
进入喀布尔前,法里德告诉我喀布尔变了,他是对的,喀布尔已经变得我都不认识了。街上到处是废墟和乞丐,乞丐多是儿童和妇女,我注意到他们身边都没有成年男性——是的,战争把父亲变成了阿富汗的稀缺品。
我们到了孤儿院,开门的是一个秃顶的男人,“你好。”
“你好,我们想找这个男孩。”我把那张照片递给他。
他匆匆看了一眼照片,“对不起,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
“你为什么不好好看看那张照片呢?麻烦你。”
“不,对不起,我不认识这个孩子。”他关上门。
“老爷,老爷,麻烦你开开门。我们没有恶意,我是孩子的伯伯,从白沙瓦来。”
法里德把脸贴到门上,低声说:“老弟,我们不是塔利班的人,这个男人想要把孩子带去安全的地方。”
那个人犹豫着打开门,放我们进去,他自我介绍,“我叫察曼,是孤儿院的负责人,你们来的太迟了!”
“什么意思?”
“我要告诉你的是很危险的事情。好吧,告诉我,你有多想找到你的侄儿?”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哈桑的身影,看着孤儿院里的孤儿,我发誓不找到索拉博,我绝不回去,“告诉我,他在哪里?”
“有一个塔利班官员,隔一段时间带着钱来一次,通常他会带走一个女孩儿,但也不总是这样。一个月前他带走了索拉博。”
“你把索拉博卖了?”
“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有能力阻止他。我要破产了,我毕生的积蓄都投在了这个孤儿院,我可以一走了之,但是我走了那些孩子怎么办?所以我让他带走孩子,接过他的臭钱,到市场里去给其他孩子买食物。”
“那个带走孩子的人是谁,我们怎么才能找到他?”
“明天你们去伽兹体育馆,中场休息的时候你会看见他的,他就是那个戴墨镜的人。”
第二天,我们找到了那个戴墨镜的塔利班,他答应和我们谈一谈,时间定在下午三点。
法里德开着车带我到了约定地点,我独自下车走到大门前按了门铃
两个抗着俄式步枪的男人打开门,他们带我上楼走进一个房间,用枪指着沙发,“坐下!”
我坐在沙发上,双手冒着冷汗。
等了一会儿,那个戴墨镜的塔利班走进房间,在我的对面坐下。
“你好。”
“你好。”
“现在你可以摘下那个了。”
“什么?”
他朝一个持枪者做了一个手势,我的胡子被扯下来了。
“这是我最近见到过的最好的假胡子。你从美国来?”
“是的,我在找一个男孩,他和你在一起,叫索拉博。”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留在这里,和你的穆斯林兄弟在一起,保卫你的国家?”
“我离开很久了。”
“这算什么狗屁答案,在祖国需要的时候离开,和叛国一样可恶。我可以用叛国罪逮捕你,甚至干掉你,你害怕吗?”
“我来这里只想找到那个男孩。”我很害怕,拼命忍住尿意。
“好,我让你见见那个男孩。”说着,他示意卫兵把索拉博带来。
一个穿着天蓝色长袍的小男孩走进来,天,他和哈桑相似得令人心碎,他有他父亲那张满月的脸庞,翘起的下巴,海贝般的耳朵和同样瘦削的身躯。
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疑惑地打量着我。这时,一个卫兵放起了普什图音乐,索拉博抬起手臂,踮起脚尖,开始旋转起来,他弯腰触碰膝盖,挺直,再次旋转,他的头像钟摆那样来回摇动,脚上的铃铛和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至始至终,他始终闭着双眼。
“多棒啊,我的哈扎拉男孩!”
“我一直在想,你们家那个塌鼻子怎么样了?”
听到这个问题,我的冷汗一下就下来了,他哈哈大笑,“你以为挂上一副假胡子我就认不出你了吗?我有个本领你可能不知道,我从来不会忘记人们的脸。听说你父亲死了,啧啧,我一直想和他干一架,现在,看来我只能解决他这个没用的儿子了。”说完,他摘下墨镜,瞪着血红的眼睛看着我。
“阿塞夫!”
“亲爱的阿米尔。这里是我的地盘,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告诉你了,我要这个男孩,我可以付钱给你。”
“钱,我不需要钱,我父母在澳大利亚开着一家阿富汗餐厅,两家珠宝店,生意很好,我需要钱的话会让他们汇给我。我和俄国人打仗不是为了钱,加入塔利班也不是为了钱,你知道我是为了什么吗?为了我的使命。”
“什么使命?强奸儿童?屠杀哈扎拉人?以伊斯兰教的名义?”
“我那是为阿富汗清走垃圾。”
“在西方,他们管这个叫种族清洗。”
“真的吗?我喜欢这个词。”
“我只想要这个男孩。”
“告诉我为什么?我真奇怪,你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哈扎拉人大老远来这里?”
“我有我的理由。”
“那么,给你。”他把索拉博推给我,我拉起索拉博瘦小的手,转身就走。
“我可没说这是免费的。我们还有些没有了结的帐,你记得的,对吧?”
“不用担心,我忘不掉的。当年你发誓说要教训我们,哈桑应验了,现在该轮到我了。”
“好啊,那就来吧!”
多年以后,阿塞夫从背心口袋里又掏出了他那副不锈钢手套,一拳击中了我,我的身体被撞到墙壁上,拳套打中了我的下巴,我听见牙齿掉了的声音;又是一拳,我倒在了地板上,腹部开始剧烈地疼痛起来。
“哈哈……呵呵……哈哈……”
1975年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心安理得,我赎罪了。
阿塞夫发了疯地打我,“不许笑?你在笑什么?”
“别打了,我求求你,老爷,别打了!”索拉博颤抖着流着眼泪,他举起了弹弓,将弹弓瞄准了阿塞夫。拉辛汗说过,索拉博的弹弓打得和哈桑一样好。
阿塞夫很生气,“把它放下,不然我会处置你!”
“不,求求你,停下来。”索拉博摇摇头。
“把它放下。”阿塞夫放开我的喉咙,向索拉博扑过去。
索拉博松开橡皮筋——
“啊——”,阿塞夫捂着自己的眼睛,倒在地毯上打滚,不断惨叫着,鲜血渗出了他的眼睛。
“我们走!”索拉博扶起我,我跌跌撞撞地打开门,走下楼梯。
我们走出来了,走进了阳光里。
2001年8月,我带着索拉博回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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