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幸福的心理学 我们的困惑 我的幸福之路

第2章 幸福的心理学

我们的困惑

1. 在遭遇打击和挫折后，我很容易放弃希望，不再努力，这样的性格对我有什么影响？

2. 有多大比例的人无论遭受多少次失败与不幸都不会放弃努力，又有多大比例的人在一次失败后就放弃了？

3. 悲观的人和乐观的人在解释不幸和挫折时，有什么不同？

“你好，马丁，我知道你已经等得不耐烦，结果是这样的……”

我听出这是多萝西·坎特（Dorothy Cantor）的声音，她是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的主席。她是对的，我的确等得烦躁不安，因为他们在选下一届的主席，而我是候选人之一，我焦急地想知道结果，但是在怀俄明州的提顿，手机信号经常不太好。

“投票的结果怎么样？”我的岳父丹尼斯坐在汽车后座上，以浓重的英国口音问我。我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因为三个孩子在唱《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的主题歌。我咬着嘴唇，很有挫折感，是谁让我掉进了这个政治漩涡？我本是象牙塔中长春藤加身的教授，有着充裕的研究经费、积极进取的研究生、设备齐全的实验室，我的书很畅销，我在学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我的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和习得性乐观（learned optimism）研究声名远播，谁要去当APA的主席？

我的幸福之路

我要当。在等待电话再次响起的时候，我回想起作为心理学家的这40年的经验。突然间，我看到一个出身中产阶级、13岁的胖胖的犹太男孩，走进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的生源主要是阿尔巴尼市（纽约州政府所在地）新教徒家庭的小孩，以及非常有钱的犹太家庭的小孩和天主教运动员。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政时，pre-SATs[1]还没有出现，我通过考试进入阿尔巴尼私立学校。因为阿尔巴尼公立学校的学生一般无法进入好大学，所以我的父母虽然都是公务员，但也愿意从积蓄中拿出600美元来替我缴学费。他们关于努力进好大学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他们完全不了解，我在阿尔巴尼私立学校的五年中被女学生看不起的痛苦，更别说这些女生的母亲了，她们个个都是势利眼。我要变成什么样的人才能让那些女生对我有兴趣呢？或许我可以跟她们谈她们的问题，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男生肯听女生讲她们的不安全感、她们的梦魇，以及她们的幻想，我试着扮演这样的角色，结果发现自己做得还不错。

“是的，多萝西，告诉我谁当选了？”

“投票没有……”一阵嘎嘎的电波声，信号又断了。“没有”听起来像是坏消息。

谁来安慰伤心的老兵

我的思绪又回到过去，我想象着在1946年华盛顿特区的情景，军队刚从欧洲和太平洋前线撤回，有的军人身体受了伤，有的则是情绪受了惊吓，谁能治疗这些劳苦功高的美国退伍军人呢？没有他们的牺牲，哪有我们的自由？答案当然是精神科医生，这是他们的神圣任务。德国的克拉培林（Kraepelin）、法国的让内（Janet）、瑞士的布鲁勒（Bleuler）和奥地利的弗洛伊德，都是享有国际盛名的心理医生，专门修补受损的心灵。但美国却短缺精神科医生，因为精神科医生的训练时间很长（八年以上）、学费昂贵，而且筛选非常严苛。不仅如此，精神科医生的诊疗费也非常贵，而且谁有时间一周五天躺在沙发上与医生聊天呢？心理治疗真的有效吗？可否训练相关人员来帮助治疗我们的退伍军人呢？为此，国会提出了一个问题：“由心理学家来做这件事，怎么样？”

谁是心理学家？这些人在1946年以前以什么为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心理学只是一个很小的专业，大部分心理学家都在大学里研究基本的学习过程及学习动机（他们研究的对象通常是小白鼠和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以及知觉，他们的研究是纯科学的，不太关心自己所发现的学习基本原则是否可以应用到别的地方。那些所谓做应用工作的心理学家面临着三项任务：第一是治愈心理疾病，不过那时大部分心理学家是做测验而不是治疗，治疗是留给精神科医生的；第二是使普通人的生活更幸福、工作效率更高，自我更充实，这些通常是在工厂、军队或学校中工作的心理学家；第三是找出并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