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高规格数字经济专题协商会，为什么说很不寻常|新京智库

5月17日，全国政协在京召开“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

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强调要“科学研判形势，增强发展信心，辩证看待和统筹把握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使之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讲话中指出，“支持平台经济、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支持数字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

这场专题协商会在中国经济面临三重压力、叠加疫情和地缘危机等超预期挑战的背景下召开，围绕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共商未来发展，再次向市场释放出稳经济增长的积极信号。

从规格到召开时间点都不寻常

由全国政协组织中央领导与数字科技企业高管一起专题座谈，这种会议尚属首次。

由全国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共议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发展问题，一定程度上是考虑到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平台，而该领域的企业家或高管当中，有不少是政协委员，这样既便于召集和组织，也是统战工作的分内之事。

据了解，专题协商会以议题为重心，内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议题，或者是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及其重大决策性议题。专题协商目标明确，主题聚焦，过程集中，通常是一事一议或一事多议。

在频次上，全国政协每年一般只召开2次专题协商会，通常纳入政协年度协商计划。这次作为今年上半年的议题，突显了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当前战略全局的重要性。

此外，本次会议召开的时点，距此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及集体学习才刚过去两周多。4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其中对平台经济进行了新的部署。当天，中央政治局就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进行集体学习，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强调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再结合近期出台的一系列稳增长、保民生、促发展的政策来看，面对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千方百计调动一切积极力量稳住经济大盘、维护社会大局，是当务之急。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民营经济，正是这样的有生力量。

参会者提出多项共识性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有近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29位委员、专家在会上发言，140多位委员通过委员履职平台发表意见。

从当晚的新闻联播镜头来看，参会者并非全部现场出席，而是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现场有李彦宏、周鸿祎等出席，线上则有丁磊等参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北京金控董事长范文仲、申银万国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等智库专家和机构代表也都是线下参会。

会上，委员们表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大国地位稳固，未来发展前景广阔。从报道内容来看，他们提出多项共识性建议。

一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二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导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充分挖掘工业互联网发展潜力，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为设备赋智、为企业赋值、为产业赋能。

三是厘清数据所有权、使用权、运营权、收益权等权利，在保障国家网络和数据安全的基础上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四要鼓励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进程。

会后发布了部分发言摘编。其中刘尚希提出的“数字经济治理要有风险整体观”发人深省。在他看来，“不安全，是风险；不发展、发展慢更是风险”，“数字化与工业化一样，有其自发生成的发展顺序，难以人为规划和强制逆转，政府应顺势而为”，“既要防范安全风险，也要防范发展受阻的风险，把监管纳入到法治框架之中”。

关于这次会议筹备的一些细节，全国政协机关报《人民政协报》有所呈现。会议当天，该报就刊登了《牢牢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春天——全国政协“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筹备综述》一文。

据上述文章披露，此前，为了充分掌握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经验做法，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专题调研组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高云龙带队，在浙江和北京分别进行了远程视频调研及实地调研座谈，通过与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地方有关方面、企业代表、专家学者等深入充分交流探讨，为这次会议的务实有效举行提供更多可参考的角度与样本。

调研中，委员们看到了数字经济在各地发展的蓬勃之态，看到了地方政府对数字经济的“护航”，看到了不同类别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深耕”，也听到了在落实国家有关部署、开展地方数字经济发展实践中遇到的困惑，坦诚交流沟通了意见建议。

“两个支持”力挺平台经济发展

这次会上，刘鹤副总理指出，全球数字经济正呈现智能化、量子化、跨界融合等新特征。

应当说，智能化和跨界融合过去都提得不少，但以“量子化”用来描述数字经济的新特征，从官方尤其是高层来说还不多见。

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指出，数字经济的经济结构呈“二八”比例分布。以2020年为例，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1.7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达80.9%，占GDP比重为31.2%；相比之下，数字产业化规模为7.5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的19.1%，占GDP比重的7.3%。

这就是我国数字经济结构的现状，数字产业化占比远低于产业数字化。但数字产业化包括各种新兴数字产业以及相关新业态新模式，平台经济的主体即平台企业是其重要载体。正因如此，平台经济成为数字经济的代表形态和关键一环。它通常也在民营经济的范畴中，为产业数字化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着数字技术基座。

会上，刘鹤副总理强调的“两个支持”备受市场关注：支持平台经济、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支持数字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

其中，前者体现数字产业化和平台企业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与此前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部署一脉相承，即将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后者对数字平台企业上市及“出海”鲜明表态，有效回应了市场一段时间以来的重要关切。

与此同时，他还提出要努力适应数字经济带来的全方位变革，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并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二是“以开放促竞争，以竞争促创新”。

经过近两年集中整改，需要重新审视数字科技平台给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就业创业等带来的正向价值，引导企业在开放竞争中创新，构筑共享创新生态。“十四五”规划提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这为加快发展“有数企业”带来新契机，可深度发挥产业互联网平台优势和科技龙头“数字连接器”作用，持续向实体经济渗透融入，以科技向善引领共享创新，促进“先强带后强”。

为更好释放数字科技平台的上述价值，应当为互联网和数字科技力量明确定位，强化产业功能，赋予战略使命，使之实至名归，提升为数字时代的“战略母产业”，为催生经济增长新动能、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提供重要支撑，助力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换道超车”，持续发展。

文 / 朱克力（经济学者、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