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 城市演化论 (35) 天际线演化现象

 城市的天际线，是城市形象的重要部分，因而受到重视。这期我们讨论一下天际线。它首先是自然现象，然后是城市的演化现象，在近代，有时还成为了设计的对象。下面我展开解释一下。

什么是天际线？天际线是视线尽头天和地之间的那条分界线。如果你面前被很近很高的物体遮住视线，就无法看到天际线。所以，一般要隔着几公里、几十公里的空旷空间，才能看到典型的天际线。我想，如果你第一次从远方驶向芝加哥、纽约或者陆家嘴的市区，对他们的天际线的印象一定是是非常深刻的。

城市的天际线，之所以被人们所重视，是因为它能够揭示出关于城市的很多信息，一个事物的力量是和体量有关系的。天际线上高大的东西，很可能反应力量的所在。

在历史上，天际线，在很多情况下，在最漫长的时间里，其实是被山峰树木之类的自然物统治的，即便今天，自然物在有些城市的天际线上仍然醒目，东京、横滨的市区，在晴天可以看到富士山。波特兰市区，可以清楚地看到胡德火山。西雅图市区，可以看到雷尼尔火山；温哥华市区可以看到贝克火山。鹿儿岛市区则直接面对樱岛火山。这些体量巨大，突出于云层的山峰，很容易引起居民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和对天地之道的思索。

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天际线，更多是人造建筑塑造的。

这些人造天际线的层次，一向是政治的和敏感的。

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人们非常在意别人家的房子是否比自己高的。很多人盖房子的时候会悄悄超过隔壁的屋顶。这既是显性的攀比，也是一种社会巫术。

所谓攀比，你可以认为是一种政治科学，屋脊的高低，可能暗示他家在社区中的地位；高的屋脊，导致他家的社会资本的增减；也可能导致他家今后的交易成本的降低，也就是说他家在做生意、嫁女儿的时候更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

所谓社会巫术，就是说，如果我房子比你低了，那么可能就会有一系列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为了避免这些不幸，我一定要比你高一点才安心。

今天的中国农村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扁平的社会，在传统社会，身份认同更加重要。普通成员的房屋的高度，如果超过社区领袖、酋长、祭司的房屋的高度，是很破坏规矩的。是不可想象的。

日本战国时代的一些显赫的诸侯，被尊称为oyakata sama——御屋形样；显然，在日本社会，你家屋顶的形状和高度，应该能够反应你的社会位阶。

在传统村落中，一般而言，房屋组成的天际线不高，甚至不如林梢醒目，呈现相对柔和、含蓄的层次。

而天际线上明显突出的元素，一般还是依靠市区内的山丘和地形的高点上来营造。也就是雅典卫城这类，漂浮于平原城镇之上一个城中城。往往是堡垒、神殿、金库、粮仓的综合体，在中世纪，经常是领主或者修道院的城堡。这种类型，因为在雅典、摩纳哥、爱丁堡、布达佩斯、萨尔茨堡、大阪这样的大城市里具有显性的表达，而为人们所熟知。

日本诸侯，比如织田信长的岐阜城和安土城，均是在山顶建筑天守阁，和萨尔茨堡、爱丁堡并无不同。这种设定，并非地域性的，而是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居住于山丘之上，一方面有利于防守，可以降低风险；另一方面，上山下山的交通和运输成本很高，有时候喝水打井都不容易。如果是农业或者工商业者，需要经常出入于道路或者农田，住在上山就显得成本太高。也因此，有条件居住于山顶城堡的，是王子、公主、寺院长老之类作为封建主和他们的从属人员。居住于山顶是一种特权。

在平地城市，有些情况下，城墙、城门和望楼，这些防御工事可以构成天际线上最醒目的元素。

城墙，做为城市的外皮，是搞形象工程的很合适的场所。破烂的城墙是会显得虚弱的。而高大的城墙，足以表现一个城市的财力和武备。所以，以城墙做为天际线主要元素的古代城市非常常见。

它是一个文明现象。充满心机的统治者，对城墙、城楼进行的修饰，大大超出城防本身的需要。比如两河流域的古城，尼尼微、巴比伦，修筑的一些不成比例的高大楼台，用极为华丽的彩釉砖来装饰的城墙和城门，在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它们的，他们的华丽超过了城墙本身的需要。城墙上的楼台甚至成为观星、做法事等等神秘活动的场所。用这些活动向外国人，也向本国的被统治者来表达文治武功。这些皆是用来教化人心，引导秩序的硬件。

修筑高大坚固的砖石建筑物，就可以永久性地支配天际线，建立一种千秋万代的秩序。埃及金字塔矗立4600多年，它的主人和那个文明已经逝去，但是你不能不说，它即使没有感动，也至少震撼、启发了几百代的人，今天仍然在荣耀着那一片土地。类似的永久性支配天际线的建筑物，我们可以在两河流域、在渭河谷地，在印度、斯里兰卡或者墨西哥看到。

这种构筑物的诀窍是，要呈现清晰的几何形状，如果不是棱锥，就如同南亚的很多巨大的佛塔，也需要是半球形，或者如日本古坟时代的陵墓一样，前圆后方。这样才能和自然界的山丘形成绝然的反差。不会被混同于自然物体。

和这些大如山峰的纪念建筑相比。细高的塔，是一种更加主流，有意突出于天际线的纪念建筑。约旦境内出土的9000年前的古城里，就存在这种塔楼。据认为，它是用来呼唤农民去耕作出勤。中世纪教会的塔楼和亚洲的钟鼓楼，都整点敲响，向居民告知时间。

伊斯兰传统城市的各级寺院，配有塔楼，宣礼塔，他们经常立在寺院的周围，一天五次，向四面八方呼唤社区居民进行参拜活动。

所以塔楼作为一种秩序服务的器物，它提供的秩序最初是非常具体的。

12世纪之后，在欧洲，出现了特别高大的教堂。巴黎圣母院的塔尖高91米。科隆主教堂塔尖高157米。高度在两者之间个主教堂有一大批。这些超高塔楼，就超越了实用的范围。

在电梯出现之前，城市里绝大多数房屋不会超过20米高；在那个时代，这些主教堂当然是鹤立鸡群，主宰着城市的天际线。

除去主教堂之外，一个城市里还有多个社区教堂。兰恩爵士主持设计了伦敦五十多个教堂。这其中包括伦敦东区的主教堂圣保罗大教堂，而其余的多数是社区教堂。圣保罗大教堂的顶高110米，而其他几十座社区教堂的塔尖高度一般在30米到70米之间。配合着众多做为背景的十几米高的民居，这样，它们就共同构成一个典型的欧洲传统城市天际线。这个天际线秩序井然地表达了城市和社区两级的组织机构。一个城市的主教堂，除去荣耀上帝的初衷之外，也体现了这个城市的财富、政治信用和艺术水准。如同每个社区的教堂，也代表了该社区的财富和声望，它的背后是一些行会和布尔乔亚家庭。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社区和城市的教堂的辉煌是和他们的财富和声望是相配的，甚至是有所夸耀的。

所以，传统城市的天际线，是一个多层次竞争的系统。没有统一的安排，却能相当准确的表达市民社团之间的实力和雄心的强弱对比。

除去宗教团体建造这些改变天际线的地标，世俗政权也建造高大的地标建筑。

托斯卡纳地区中世纪的名城锡耶纳坐落在一片丘陵的顶部，主教堂在最高的山丘顶上。这个位置，早在9世纪就已经被教堂占据了。12世纪修建的钟塔高度七十米左右。锡耶纳共和国12世纪成立，比教会晚来了400年，没有占到山顶的位置。到14世纪，在半山腰的位置建起市政厅，它的地面海拔高度比主教堂矮了30米，为了能够表达政权和教权平等的理念，它的钟楼反而要造的更高，达到102米，这样它的顶部和主教堂的塔楼刚好平齐，它们就构成了锡耶纳天际线上的两个高点。同时它也成为了中世纪第二高的世俗建筑。

这个的高度，一是不僭越教会的权威；二是要超过城市里其他的塔楼。当时的锡耶纳比现在多很多塔楼，不止锡耶纳，在博洛尼亚、圣吉米亚诺、卢卡，都是如此，城区内塔楼林立，这些塔楼属于土豪家族。这些塔楼是townhouse的一种特殊表达。我们知道，英国地主，除去在家乡的庄园之外，经常在伦敦同时会买一座townhouse。

意大利土豪并非不同，土豪家族一般拥有乡村大农庄，主要收入也来自于这些农庄，但是同时，他们也在城里会有一处房子，城里的房子比较紧凑，符合townhouse的概念。城市是土豪们参与商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场所。那个时代，国家机器弱小，缺乏警察和大包大揽的司法制度。和金庸武侠差不多，土豪安全需要自理，土豪如果被另一个土豪杀了，它只能靠自己的子孙去报仇。每个土豪家族在漫长的跨代的发展中，都积累自己的盟友和敌人，存在持续的低烈度战争。所以他们的townhouse的表现形式和伦敦大大的不同，体现为堡垒塔楼的形式。这里面保护自己家族的要人，存放金银之外，有时也囚禁敌人。这些塔楼，一般高度从二三十米到八九十米不等。超过一定高度之后，这种塔楼在军事上的收益就不大，但是，只要不失礼节，每家都希望能尽量高一点，以做为他们家族表达财富和声望的手段。也就是说，每个家族都是在设计自己的塔楼在城市天际线上的呈现。此外，这些塔楼的分布也不是随机的、松散的。他们基本都在城市的主路边上，处于价值较高的、同时在城市中存在感更高的地段上。它们和特朗普总统给他的那些大厦选择地段和进行设计时候的考量并无不同。

我们看，在前工业时代，存在过这些土豪的塔楼，他们在一部分城市的天际线上，和教会和政府的建筑构成过竞争，但是，当时在世界上多数城市里支配天际线的，主要还是由类似城墙城楼、教会钟塔、政府大厦之类纪念碑建筑。

然而，进入工业时代之后，民间商业机构、盈利性机构继承了古代土豪的角色，并且，它们确实在很多地方做到了压倒教会和政府，成为高层建筑的主要建设者，确实改变了城市的天际线，颠覆了原来的秩序。

这些商业化的高层建筑的建设活动在世界上一部分城市，不受限制，或者受到很少的限制，得到了比较自由的表达。在新兴商业城市中，比如纽约、香港；在传统商业城市中，比如法兰克福，比如伦敦的部分区域。在这些城市，我们目力所及的主要是商业机构修建和占据的高楼大厦。

美国国会早期的召集地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华尔街26号，现在，这里有一个二十几米高，立面庄严如同巴特农神庙，内部有一个穹顶犹如罗马万神殿的建筑。它目前是旧联邦议会的纪念馆。是在1842年在原址上改建的。在当时，显然是一个相对高大、相对醒目的建筑。但是，今天，它被众多金融机构的摩天大楼包围，隔壁紧邻着，只隔了一个两三米宽的施工缝，就是283米高的曼哈顿信托银行大厦。相比之下，它看起来好像一个菜市场一样的平房。去华尔街的游客，几乎不会注意它。这种做法相当于把上海中心贴在一大会址上。所以说纽约体现的就是所谓资本的”野蛮扩张“。香港也是类似，港英政府的建筑，在中环的各种摩天大楼的阴影中，处于一种肉眼不可见的状态。

纽约的政府当局，也有过想改变天际线来突出公权力的尝试，那就是1909年开工的曼哈顿市政大厦，34层，主体高106米，塔顶高170米。在当时也是曼哈顿最高的大厦之一。但是，不出三十年，这个建筑被曼哈顿下城各种更高的建筑淹没，仅仅实现了若隐若现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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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湖城摩门教的神殿，也努力建的高大庄严，但是，它同样被相邻的商业建筑包裹，高度也被它们超过。

美国式的CBD体现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环境下，同时也是相对自由的城市公共政策环境下城市的天际线就会呈现的状态。

但是如果说自由放任就会出现高层建筑群的CBD，那也想太美了。离开盐湖城的市中心一公里，城市的天际线上就再难找到高大的建筑，只剩下无边无际的独栋住宅。皇后区和曼哈顿只隔着一条河，但是高层建筑只有那么一点。更多的是几层、十几层的中等密度街区。东京都市圈，规模之大，密度之高，所产生的高层建筑群也只是丸之内、新宿西口、汐留之类几个小片，无边无际的是密密麻麻的独户小住宅上点缀着十几层、二十几层高的公寓楼和一些商业街。

也就是说，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环境下，产生的建筑，仍然是6成的低矮房屋，3成的中等高度房屋，加上1成不到的高层建筑，而且，高层房屋会非常集中。这样的图案。在不同的地区有所差异，但是大概符合这样一个分布。

其实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下的秩序，比砖制主义的秩序还清楚，还斩钉截铁。那就是土地的价值，包括商业价值和居住价值，它们会直接决定这块土地上建筑的类型。

所谓的野蛮生长的城市天际线。不等于没有秩序，只是秩序不如一些人所愿。

当技术革新刚刚展开，比如在铁路或者电梯、钢结构，他们做为一个新事物刚刚出现的时候。

城市土地价值的波函数的参数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是人的认知能力还没有跟上，人们只会看到波函数在一些零散的点上坍缩留下足迹，从1900年代开始，在纽约，人寿保险大厦、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洛克菲勒中心，东一个西一个，好像杂乱无章；但是100年过去了，在纽约很清晰的形成了中城和金融区两大坨的高层建筑，天际线上看相当的清晰。而且，这种坍缩还在进行中。每10年，纽约都还会涌现若干座3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他们都在揭示着全球化商业社会的秩序，并且其出现也影响着秩序。

当然，公众并不都喜欢这样的天际线，公权力有时候也是如此。在当代，市场的自发秩序和公众观念、文化习俗之间的冲突，也表现在天际线的发展、变化、表现为对天际线管理的态度上。我以后有机会再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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