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小巨人”，一场关乎城运国运的新竞赛

本文作者：土哥涅夫

上海疫情仍在持续，但复工的节奏已经迫不及待。所有人心里都清楚，经济要发展，工人要吃饭，国外消费者也还等着中国制造。

就连一向持重的企业家们，比如何小鹏、余承东，近期也相继公开喊话：上海再不复工复产，所有科技/汽车产业都要断供停产了！

好在随着复工复产“白名单”企业陆续公布，上海，这颗停滞多日的“中国经济心脏”，终于要重新跳动起来了。

有人戏称，上海复工是被大厂CEO喊出来的。这话对也不对，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复工复产更依赖成千上万中小企业的通力协作。

这不，4月13日的国常会刚提出“稳经济、保民生”，4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罗俊杰便吹风，今年准备再培育3000家左右“小巨人”企业，带动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5万家左右，将联合财政部再支持一批“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

据悉，目前工信部正在完善“小巨人”企业的认定标准，计划5月左右启动第四批“小巨人”企业培育认定工作。

2022年的中国经济能否完成年初定下的5.5%的增长目标，就看这些分布在各行各业的“小巨人”是否给力了。

在“专精特新”“小巨人”等词汇诞生之前，人们更熟悉另外一个词：“隐形冠军”。

这个由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1986年首次提出的概念，指的是销售额不超过50亿欧元，在某个细分市场上品牌位于世界前三名，或者是所在洲的领先生产商，所以是冠军；同时，这些企业又非常低调，公众基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所以是隐形的。

2014年，随着西蒙的新书《隐形冠军：未来全球化的先锋》，“隐形冠军”的概念传入国内，受到产业界的关注。书中提及，作者在全球找到了2734家这样的隐形冠军企业，其中德国独占了将近一半，有1307家，且大部分是制造企业；而美国只有德国的零头，366家。

德国的这些隐形冠军有多牛呢？

首先，它们在某个细分市场占据了垄断性的市场份额。比如有一家胶水公司，其生产的把芯片粘在智能卡片上的胶水，销售份额占到全球75%；而另一家专门生产鱼类加工设备的企业，则占了全球80%的份额。

其次，这些隐形冠军根本不靠价格战来抢市场，而是坚持走高质高价路线。像同等重量的机床，德国制造的价格是中国制造的20倍。

所以，尽管德国也不乏拥有西门子、大众、奔驰等跨国巨头，但真正支撑德国经济的却是以“隐形冠军”为代表的中小企业。数据显示，德国99.6%的企业都是员工不超过500人、年销售额在5000万欧元以内的中小企业。这跟我们熟悉的西方大企业模式有很大不同，事实上，德国的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一直是发达世界的异类。

过去几十年，欧美大多数国家纷纷忙着产业转型升级，将制造业转移到东亚、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自身重心则转向投资回报率更高的科创和金融业，导致本土制造业比例一降再降，像法国的制造业比重就缩水了一半，英国更是缩水三分之二，美国制造业占GDP份额甚至仅剩下13%。唯有德国逆势而上，制造业份额不降反升。

根据2019年2月德国政府发布的《工业战略2030》，到2030年，该国制造业份额将从目前的21%进一步扩大到25%。光对中国的出口，21世纪头十年就猛增了700%。高额的贸易盈余让德国经济在欧盟中一枝独秀，成为欧洲经济的压舱石。

不过，“制造业立国”的模式一开始并不被外界看好。在互联网新产业迅猛发展的1990年代，德国经济还一度被贴上“欧洲病夫”的标签。但经历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债危机，欧美的产业短板暴露无遗，并由此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像英国脱欧和法国黄马甲运动，都和过度去工业化密切相关。

最近这些年，欧美诸国纷纷提出要“重振制造业”，而中国舆论场上也出现了抛弃盎克鲁—撒克逊模式，转向莱茵模式的呼声。

诚然，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制造业、最齐全的工业门类，经济面临的问题不像欧美那么严峻，但一些苗头同样应该引起重视。

一方面，随着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用工成本大幅攀升，曾经独步天下的中国制造开始遭到来自南亚、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正面“硬扛”，再继续走过去那条靠价格优势的老路已经行不通了。

另一方面，如今的年轻人多数不愿意进工厂，大家都觉得二产落伍了，都在忙着退二进三，大力发展服务业。诸如宁波、无锡、佛山等改开初期的明星制造业城市，风头完全被那些主打高新互联网经济的网红城市盖过。

为了避免中国经济重蹈欧美的覆辙，提升公众对于制造业的信心和重视程度，工信部从2019年起陆续公布了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名单。国家、省、市出台的一系列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中，也都提到“专精特新”相关内容，专精特新“小巨人”一时成为高频热词。

所谓“专精特新”，即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按照工信部的定义，专精特新“小巨人”是指那些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质量效益优的排头兵企业。

这个概念最早可追溯到2011年，工信部在《“十二五”中小企业规划》中首次提出“将‘专精特新’作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从2019年开始，工信部每年都会公布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名单。第一批248家，第二批1744家，第三批2930家，数量逐年增长。截至目前，已累计有4762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其中，上海、北京拥有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超过250家，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而宁波、深圳、天津、重庆和成都也都超过100家。

总体来看，头部城市虽然三产比重较高，但依旧占据了名单的“半壁江山”。全国45%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都分布在24个万亿GDP城市中。

不过这些城市内部，也存在一些引人关注的位次轮换。比如广州、杭州甚至全球第一大工业城市苏州，“小巨人”数量都未能挤进前10，反倒是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宁波，以182家力压创新之城深圳（169家），位列全国第三，在非直辖市中排名第一。

事实上，宁波不仅“小巨人”数量全国领先，此前在工信部的“制造业单项冠军”遴选中，更是以总计63家入选的成绩，连续4年蝉联全国第一。所以尽管缺乏航母级企业作为产业支柱，外界对宁波的产业感知也比较模糊，但在众多细分领域，“宁波制造”早已打响名号。

而这背后，既有浙江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基数庞大的“环境因素”，也跟当地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制造业的传统有关。从2012年起，浙江省便连续出台重磅文件，拿出有针对性的措施，通过瞄准打造隐形冠军，鼓励、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目前，浙江拥有全国民营500强企业96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49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70家，三项排名均居全国第一。“小巨人”企业数量比隔壁的江苏（285家）多了近两百家。这或许也能解释江浙两省近年来在外来人口增量方面的巨大差异。

某种意义上，“小巨人”的数量多寡从侧面反映出地区的经济实力。同时，考虑到“小巨人”主要集中在国家重点推进的“制造强国”“补短板、补链条”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也可以说，谁拥有更多的“小巨人”企业，谁就能在未来的产业链竞争中拥有先发优势，立于不败之地。

正因如此，所以新年伊始，全国各地便掀起了一轮加快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发展的高潮。北京、广州、成都等城市纷纷将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企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或为此制定相关文件和目标。

其中要数宁波和深圳的野心最大。两地均提出，到2025年底，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或超过600家。这一目标数量已经大幅领先北京（500家）和上海（300家）。虽然最终能否实现，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专精特新“小巨人”正在成为区域城市新的竞争赛道。而宁波与深圳，未来围绕谁才是“小巨人”第一城，注定将有一场激烈比拼。

最近两年，互联网上莫名其妙掀起一股风潮，将所谓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立起来，褒实贬虚，拉一打一。

我虽然完全不认同这种观点，但也必须承认，以中国幅员之广大，城市数量之众多，每个城市资源禀赋、使命定位之不同，不可能个个都搞互联网，或靠金融业立市。对于绝大多数城市来说，坚守实体产业才是出路。

这方面，我们有些城市，比如温州，曾经走过的弯路，应该引起后来者的重视。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发源地，温州过去遍地都是五金大王、矿灯大王、螺丝大王、纽扣大王等隐形冠军。但慢慢地，不仅外界视其为低端制造，就连企业主自己也开始看不上这些微利行业，在积累了第一桶金后纷纷转向房产或金融投资。

资本的丰厚回报有时容易让人迷失，甚至将整座城市拽入歧途。21世纪头十年脱实向虚的操作，在给部分温州人带来天量财富的同时，也为温州城埋下了大雷。产业转型升级迟迟不见成效，低小散拖累城市发展后劲还在其次，各种由担保、互保、甚至联保吹起的民间借贷泡沫，终于在2011年的秋天，引发了震动全国的金融爆雷潮。

那几年的温州有多惨，听过网络神曲“江南皮革厂倒闭了”的都清楚。之前叱咤风云的温州炒房团从此销声匿迹，温州房价更是遭遇腰斩，哪怕过去了十来年，也没能恢复到当年的高位。

要知道，经过2015年那一波涨价去库存，大多数城市的房价都翻了不止一番。像深圳涨了334.6%，就连浙北小城嘉兴也涨了105%，而温州呢？跌了31.7%，全国倒数第一。

好在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温州城建开始脱胎换骨，产业转型也有了起色，在熬过了2013年的至暗时刻后，温州经济复苏反弹迹象明显。不仅保住了浙江省内“第三城”的位置，GDP重新拉开与第四名绍兴的差距，而且成功重返全国30强之列，“小巨人”企业数量（52家）也与省会杭州（53家）不分伯仲。

宁波与温州这一正一反两个例子，再次证明了“无工不富”的道理。其实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所谓转型升级，并不意味着非要退二进三，放弃制造业这条熟悉的赛道。而是应该在制造业里头，寻找并选准符合自身产业特色的细分赛道，培育该赛道的“小巨人”。

当然，培育“小巨人”并不只是为了参与国内区域城市间的竞争，那样格局就小了，我们应该将其置于更宏大的世界政经时局，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及由此衍生的科技封锁与反封锁这一特殊背景下来看。

像这两年让中国特别难受的台积电和生产光刻机的荷兰ASML公司，本质上都是一个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只不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的它们早已不是小巨人，而是巨无霸了。2020年以来，台积电的股价更是高居大中华地区上市企业之首，长期碾压腾讯、阿里等大厂。

难怪有人说，台积电以一企之力撑起了台湾竞争力；也有人担忧，中芯如果不能抓紧赶上台积电，或将影响国运。其实，不止在芯片领域，在任何有可能被国外卡脖子的高端制造上，我们都期待哪天能诞生中国自己的台积电和阿斯麦尔。

这或许也是为何疫情尚未结束，复工刚刚启动，工信部门便马不停蹄地又开始忙“小巨人”企业的培育认定工作了。相比今年的GDP能否保五，这事的长远影响的确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