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第二章】风暴中心05

对于罗斯福竞选胜利这一事实，大法官们并不惊讶，但前者获胜的幅度肯定让他们大吃一惊。“我没有料到（胡佛）会以如此悬殊的差距输掉竞选。”范•德文特说，他曾料想现任总统会在十多个州取胜，但胡佛只赢得了其中一半的州的支持。面对这一结果，斯通心情复杂，在给儿子们的信中他这样写道：“竞选活动所带来的痛苦结束了。”虽然斯通希望竞选结果能够给共和党人起到一些惩戒作用——在他看来，共和党人没有“紧跟现实”——但是他对未来也不抱有多大的期望。“我看不出罗斯福和他的手下有任何超过胡佛的地方。”他在信的最后写道。

当然，布兰代斯的感觉与斯通截然不同。选举后的第二天，他在给弗兰克福特的信中写道：“工作已经彻彻底底地完成了。现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真正的任务才刚刚开始。他必须像W.W.（即伍德罗•威尔逊）那样，制定出政策并在国会获得通过。他必须尽快开始教育国民的工作。”布兰代斯本人十分愿意协助罗斯福：11月末，他前往佐治亚州的沃姆斯普林斯，与当选总统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谈。尽管这次谈话只持续了二十分钟，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罗斯福在说”，可是布兰代斯对弗兰克福特说，这次会面“十分令人满意”。他补充说，罗斯福“看起来对当前形势的基本事实了如指掌。他说他的政府必须遵循自由主义理念，(他)料想会失去一部分保守派支持者一一我告诉他’但愿如此’。他必须……对两党的部分力量进行重组”。

包括布兰代斯在内，只有两位大法官一另一位是卡多佐——在新的政治秩序中感觉到舒心自在。与布兰代斯不同的是，卡多佐没有介入其他权力分支的事务；但是他俩一直对罗斯福抱有好感，并且都支持新政一不包括新近提出的一些具体措施(布兰代斯因其长久以来对权力集中所持的反对立场，对这些措施抱有严重的怀疑),及随后制定的更为宽泛的目标。

这使得他们在1933年成为最高法院里显而易见的少数派。虽然谈不上全部，但绝大多数大法官突然间看起来像是另一个时代甚至是另一个世纪的老古董。范•德文特在孩提时曾注视过林肯的送葬队伍；萨瑟兰在英格兰出生时，迪斯雷利和格莱斯顿巾都还没有当上首相；休斯在读大学时，学校宿舍还没有自来水和中央照明系统，而且他还不得不储存一柜子的煤用以取暖，此外他还有一名被称为“奴隶”的仆人——这些都是属于19世纪的人。如今，他们年轻时所虔诚信奉的一切，往好里说是都过时了；往坏里说，则尽是些骗人的东西。对许多人而言，他们所尊奉的法理原则从根本上来说与现实相悖。代际差异和文化差异使他们与年轻男性隔离开来——或者说他们1933年从哈佛和其他法学院毕业，头脑中早已被灌输了这样的理念：宪法既非不可侵犯，也非不可更改，它不过是为社会进步服务的灵活可变的工具罢了。

路易斯•布兰代斯曾经提出这个问题：公众之所以对法律心存不满，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律)没有跟上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理想的快速发展的步伐”所导致的呢？现在距这个问题的提出差不多已过去了二十年。对新政派——以罗斯福为首——而言，这是他们恪守的信条。1926年，在米尔顿学院所做的一场演说中，罗斯福开起了保守派的玩笑，说他们所向往的是一个不再存在的世界。“我住在哈德逊河边的老邻居，瑞普•凡•温克尔叫进入了香甜的梦乡，”罗斯福对学生们说，“许多年后当他醒过来时，他发现世界已变得完全不同，因此非常生气。今天有许多像瑞普一样人……他们并没有真正地睡过去，但他们却在用过去的老眼光看待世界。他们构想出一个他们所了解和喜欢的世界和生活，给这个世界加上一圈小小的光环，并且说道：’这是我通过传承和选择得来的世界一我要保护这个世界，反对任何加诸其上的变化。’”罗斯福认为，法律原则和宗教教条一样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这非常危险。可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说：“基督教足够宏大，足够宽广，能够摆脱过去世代对其自身的控制，然后继续前行，与人类的进步保持一致的步伐。法律也是如此一一它时不时地使人绝望，像是进步途中的障碍；但是到了最后，我们却发现法律弹性十足，能够与进步并行发展。”

但最高法院的两位保守派大法官更关心的却是逃离进步，而不是跟上进步的发展。

1932年夏,甚至在罗斯福当选总统之前,威利斯-范•德文特就“十分明确地”决定要退休了。他已经七十三岁——比他年长的只有布兰代斯，后者是“九个老头”中年纪最大的一位。范•德文特知道年老体弱的滋味不好受。几年前，他经历了一次中风；布兰代斯发现，“这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他讨论思辨的能力并没有因此而减损。范•德文特在信中谈到了衰老和死亡——生病的亲人们的衰老，朋友们的离世，已故家庭成员对于财产的详尽安排。他在最高法院任职的时间比任何一位同僚都长。在给朋友的信中，范•德文特悲叹道，他年轻时在怀俄明州担任法官时的所有同事“现在都不在了”，他在第八巡回上诉法院的所有同事“都不在了”。当范•德文特在1910年进入最高法院时，时任的大法官中只有他和休斯还活着，其他的大法官们，也“都不在了”。

看到1932年的范•德文特——这个男人矮小、严肃、安静一很难想象他在年轻时曾经和“野牛比尔”一同打过猎。事实上，范•德文特十分有修养，他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富裕家庭——其先辈是荷兰人，于1662年来到新阿姆斯特丹叫与他们的同胞罗斯福家族不同的是，范•德文特家族一代代地向西迁徙。在当了几年执业律师之后，1884年，二十五岁的范•德文特继续向西前行，来到了属于怀俄明领地的夏延，当时那里还是一片荒芜，未进行过任何开发。

范•德文特在州政治中快速崛起(怀俄明于1890年获准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三十岁时，他被任命为怀俄明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一年后他辞去首席法官一职，转而为大型的养牛公司和联合太平洋在1896年的总统竞选活动期间，范•德文特骑在马背上奔波于整个怀俄明州，积极协助威廉•麦金利击败了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作为回报，他得到了内政部的一个职位，负责管理公地和印第安人事务。他能力出众，具有明显的进步主义倾向，同时又安静低调不张扬，这给西奥多•罗斯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者任命他为联邦法官;几年后，塔夫脱总统又任命他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这一任命遭到了像布赖恩这样的民主党人的激烈反对——尽管是徒劳无用的反对——他们认为，范•德文特受制于铁路大亨，对此范•德文特在担任大法官期间倒是没有任何遮掩。

范•德文特的投票很少动摇：《纽约时报》注意到，他“永远站在保守派一边，几乎总是投票支持大企业”。尽管如此，他头脑清晰，性格坚毅，因此在大法官们每星期举行的会议上颇有影响力，但这一点其他人很少意识到，部分原因在于范•德文特很少撰写判决意见一到1931年的开庭期为止，他每年只撰写一份判决意见。他的“写作麻痹症”十分严重，有好几次首席大法官不得不让他放下撰写判决意见的任务，提议在开庭期快结束时减轻他的负担。

范•德文特已准备辞去这份让他深感负累的工作，然而国会却在1932年夏天借整顿财政纪律之际，将联邦法官的退休金削减了一半。对于刚刚离开最高法院的霍姆斯来说，退休金的削减意味着他的年收入减少了一万美元。他的同僚和朋友对此愤愤不平。这就像是一记耳光，可扇耳光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几乎不会给财政部节省多少钱。无论如何，国会也不可能将减薪计划用到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身上，但总审计长主意已定。在布兰代斯的授意下，弗兰克福特敦促参议院立即修改拨款法案。参议员们对这一要求表示赞同——可是他们耸耸肩，说实在是太忙了，没办法马上恢复退休联邦法官的退休金。

“机密！！！”斯通写给弗兰克福特的一封信如是开头。“你肯定会感兴趣，我想我已经采取行动了，霍姆斯大法官和其他所有大法官的退休金都将恢复如前。”弗兰克福特非常高兴，他在回信中写道，霍姆斯不需要这些钱，可是“国家的荣誉”却危在旦夕一除了这件事以外，还有其他更多的事。“当然了，”弗兰克福特补充道，“你心里还记挂着更多的事，这些你都做到了。你再一次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斯通和弗兰克福特都明白，这些闪烁其词的话语指的不是最高法院中的一位、而是两位保守派大法官——范•德文特和萨瑟兰——有意退休。他们急切地想要退休，这在最高法院并不是什么秘密。可削减退休金一事打乱了他们的计划。“我可不想失去一半的薪水。”范•德文特抱怨说。七十岁的萨瑟兰也不想失去一半的薪水。由于生病，1927年的开庭期萨瑟兰有一半时间没有参加；1932年有一段时间他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1933年1月，范•德文特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当最高法院在秋天开庭时”，萨瑟兰“看上去已经完全恢复健康，

但情况时而又会变糟。今天他向我表示，他迫切地希望对提案做出的那些修改能够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从而成为法律”。

那年春天，国会完全恢复了联邦法官的退休金额度。弗兰克福特兴奋地告诉罗斯福，“用不了多久，您可能就会有两个空缺的大法官席位”，并说出了那两位腾出席位的大法官的名字。罗斯福十分高兴——同时表示很惊讶，尽管相关的传闻一直不绝于耳。“麦克雷诺兹打算什么时候退休？”他问道。虽然麦克雷诺兹不是最高法院的保守派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但他无疑是其中最直言不讳的。“他有这个打算吗？”弗兰克福特对此表示怀疑。

然而，事实却是，并没有哪位大法官打算马上退休。休斯后来回忆说，削减退休金一事“对所有的大法官是一个提醒，告诫他们不要再相信国会做出的承诺”。如果国会削减过津贴，那么就有可能再次削减津贴。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的保证，”范•德文特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并且补充说，“没人知道大萧条还会持续多久。”就目前来说，他和萨瑟兰将继续留任。

这样一来，大法官们对于国会再次削减一万美元的担心，使得罗斯福失去了在总统任期之初任命两名新的大法官的机会。用自由派大法官来取代范•德文特和萨瑟兰，本可以使新总统获得可靠的多数派支持。眼下，这个改变最高法院的机会算是溜走了。罗斯福不得不面对目前的最高法院——正如一名专栏作家所预测的那样，这个最高法院不可能“在人员上有任何变动，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死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