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理性看待全球危机，自觉转向生态文明

第二十章    理性看待全球危机，自觉转向生态文明

        被西方意识形态化地命名的所谓“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几大经济体，并未能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几乎都出现工业化衰落的困境(除了没有被承认为“完全市场经济”的中国)，甚至退回到以资源出口为主的“前现代化”阶段。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追求西方式的现代化，并接受了西方制度形式推进“发展主义”，却普遍陷入发展陷阱无法自拔。原因即在于发展中国家无法复制西方发展所内在地延续着的本质特征一殖 民化既是前提条件又是“路径依赖" (起点决定路径)。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原住民人口聚居地和“超大型大陆经济体”，根本无条件照搬殖民化，由此却走出了与西方工业化不同的路位。虽然客观上靠从“三农”提取剩余这种特殊的“比较优势”内问型地完成了工业化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后续的外向型的结构住产业扩张，但若要在金融资本主导全球“竞劣机制”、向全球转嫁代价的格局下维持发展，则更需要转向生态文明导向下的“包容性增长”。

一、西方现代化的不可复制和不可持续

       二战以后，落后国家纷纷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西方式的现代化成为绝大多数后发国家竞相追求的目标。由此，发展主义成为战后的世界主流。我们通过梳理发现，西方发展路径因其特殊性和劣根性，不可能为其他“后发”国家所复制，并且这种现代化自身也因无法负载内在的高制度成本而越来越捉襟见肘。

       因此，非西方的民众如果愿意把西方宣传的普世价值作为一种信仰，则无可厚非，因为相信各种美好说法中的一种或者几种，乃是个人的精神偏好。但切不可把那些宣传当作科学真理去忘我追求，甚至迫使他人牺牲一切为之奋斗。因为，唯一应该作为常识记住的检验科学与否的标准，是可以“在同样的条件下重复得出的结果”。当代实践中，还未能找到如同西方那样对外殖民化扩张的条件。若没有如西方数百年对美洲、澳洲、非洲的原住民采用“血与火”去杀戮掳掠的条件，也就更没有可能形成西方制度路径可被重复验证的典型。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始于以国家推进反人类犯罪形式向海外进行的大规模殖民扩张。与希腊罗马奴隶制文明在全球复兴同时发生的是，亚洲、美洲和非洲原住人口的大量死亡，以及资源环境的掠夺性破坏。正是依靠大量掳掠来的海外财富，以及欧洲“贫弱”和犯罪人口大量向殖民地移出，西方才得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也只有在以此类殖民化增量收益的经济基础之上构建上层建筑，那些为后人乐道的技术革新和“政治文明”资产阶级 新贵与原封建贵族在海外增量收益条件下达成政治妥协一才成为可能。

       西方进入工业化中期，必然地发生了产业资本结构性扩张需求，从而开始了占领世界市场的步伐。这期间，欧洲各中心国之间不断爆发争夺海上霸权、贸易权利、殖民地的战争。这些矛盾延宕到20世纪初叶，糜集在那个狭窄半岛型次大陆的欧洲列强，也在产业同构和几乎同步扩张青景下形成生产过剩和竞争恶化。

也是在这个时期，因宗主国的产业资本向原殖民地国家大规模扩张引起要素配置发生结构性社会变化一产业工人相对于产业资本成为愈益稀缺要素，才使劳工逐步具有了起码的谈判地位一而使得所谓阶级对立矛盾及其政治制度在近代西方有了落地的基本条件。

       但无论海外殖民地争夺是否继续，也无论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兴起，都并没有解决欧洲在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内在矛盾造成的生产过剩大危机。最终的结局，仍然是诉诸战争，并因所属殖民地的被迫卷入而演变为以法西斯为形式的、反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当然，西方在这一产业资本阶段经济社会结构内含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因素并没有随战争结束而马上消除。20世纪50-70年代，劳工运动、学生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相反战运动等，此起彼伏，大规模发生。直到20世纪70年代冷战竞争处于胶着状态，西方遂全面实行福利制度与收人分配倾向于中下层的分配模式，虽然缩小了贫富差距，但社会成本迅速上升，西不得不从80年代开始对外产 业转移，其经济结构才升级为以金融资本主导。

      西方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同时，内生性的劳资矛盾、外生的环境问题等本来只属于西方世界的问题，也随之不可避免地移出到发展中国家，西方遂转型为以在金融、法律、医疗、教育、视、出版印刷、旅游和技术领域等三产就业的白领为主，从而在20世纪80-90年代逐渐形成了橄榄形的、中产阶级引领的公民社会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所谓政治现代化。可见，西方产业结构演化状况，对于扩大中产阶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不可忽视的是，实体产业移出西方的同期是金融资本扩张，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两个十年里美国在资本市场上创造出了数千种金融衍生品，促推其加快经济泡沫化进程。由此造成的这种以寄生性的金融服务业作为支撑的上层建筑演变进程，发育出的是内在本质上具有寄生性的政治现代化，主要依靠产业资本在海外的汇回收益维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任何一次从海外回流资本带动的华尔街股市冲高，都造成资金流出地的金融危机;并且，逐渐从外围向中心蔓延，金融危机最终符合规律地在中心引爆。

        人们都应该知道: 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在一定程度 上就是海外资金回流美国IT产业造成的。但2001年IT产业代表的新经济泡沫崩溃，资金又避险逃离IT转投房地产，于是又形成房地产过度投资引发的2007年次贷危机。最后，随着华尔街金融海啸2008年爆发、演变为2009年全球危机，接着就暴露出2010年以来的西方国家全局性的债务危机，越来越显示出这种高成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不可持续。

       政党意识形态界分性渐趋模糊，竞选时无不在提高福利上夸大其口以吸引中产阶级选民，并陷人不断推高福利成本的政治现代化“棘轮”中。任何政治家都只能继续深化这种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即政府直接出手，通过货币扩张和债务扩张来满足西方社会的大多数中产阶级群体的福利主义需求。

       显而易见的常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具备向外转移制度成本来化解国内矛盾的条件，那也就既不可能建立西方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更不可能支付建基于其上的现代上层建筑的巨大成本。据此可知，任何发展中国家追求“全盘西化”的激进努力无论多么呕心沥血、艰苦卓绝，都无异于“拔着头发离开地球”。而无论是在拉美的墨西哥城，巴西的里约、圣保罗，还是在亚洲的孟买、德里等大城市，大型发展中国家都有占人口半数以上贫民居住的大面积的贫民窟。私有化的制度使得农村无地者涌人贫民窟成为城市赤贫者，城市化不过是“空间平移、集中贫困”。黄赌毒泛滥成灾，黑社会控制严重，正规的政府治理则很难实现。于是，巴西要举办世界杯足球赛，政府不得不违反宪法地动用国防军上街“打黑除恶”;而没有世界杯为借口、不能动用军队、只能“合法打黑”的墨西哥，就打不掉黑社会和毒品泛滥.....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就大多数激进主流所追求的西方制度一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全球化而言，其他大型发展中国家都比中国走得远。但却没有哪个能够相对地解决收人、城乡、区域等三大差别，少数主流利益集团进人西方式的现代化以大多数人的贫困和痛苦为代价，社会矛盾由此更加尖锐。

二、中国后发内向型工业化积累的制度经验

       在不可能有西方通过海外殖民掠夺财富、转嫁矛盾的条件下，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大陆国家的工业化，主要靠内向型原始积累:)通过高度组织化(农村集体化和城市单位化)来占有全体劳动有的劳动剩余价值，同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提取农业剩余; (2)通过劳动力资源资本化来大规模地集中使用劳动力投人国家基本建设以此替代稀缺程度趋零的资本。正是通过这种对社会经济全面覆盖的“举国体制”，才创造了对产业资本的国家需求，也才在维护了独立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这个“惊险”的跨越。只是，这种“非典型”发展主义增长中的巨大制度成本，主要由举国民众承担①

       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过程中形成的这种中国特色的“政府公司主义”经济基础，也构成了后来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于是，在改革之中就派生出以“政府公司化”为特色的政府市场经济——无论社会如何批判这种国有部门占较大份额造成的垄断和集中体制，人们都得正视这个基本事实:“中国经验”的本质是在“政府公司化”条件下维持了产业结构的相对完整。

       如果进一步从制度文化层次看，中国在近现代国家政治建设(statebuilding)中，得以在维护自身几千年传统灌溉农业形成的群体文明的同时，形成了东方特色的集中体制内部两个能够整合社会资源的有效机制: (1)借助漫长历史遗产中的核心一群体 文化，来“内部化处理市场经济严重的外部性问题”; (2)借助几千年农户经济内在具有的“不计代价的劳动力组合投人”的机制来缓解资本极度稀缺问题。在这两个机制的作用下，中国就有了比“完全实现了西方人殖民化占领的、即使获得独立也仍然传承了西方人构建的上层建筑的一般第三世界国家”更易于、也更快地进人工业化的条件。

三、生态文明理念与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

       乡土社会作为中国历次经济危机软着陆的载体，其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和外部宏观环境都发生着根本变化:

        在农村内部，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领域大规模、长期净流出，致使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女性化的趋势严重，而农村劳动力的资本化收益，却大都被内、外资本和发达地区占有。这不仅使得产生“群体文化”的乡土社会基础正面临瓦解的危险，也使得维持农户理性依靠家庭人力与资源的 自我资本化收益以维持“风险内部化”机制-的主要条件正在衰减趋零。

        在外部宏观环境上，一方面，中央层面在“资本过剩”条件下有条件向“亲民生”的政策作积极转变: 2003年提出“民生新政”思想，2005年推行“新农村建设”国家战略，2007年强调生态文明，2008年明确提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并在2005年确立新农村建设战略以来连续近十年的时间里对农村投资总规模接近8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2万亿美元) (本文选取国家财政的农林水事务支出作为衡量国家财政对“三农”投人的指标，数据来源为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在广大农村地区大规模投人基本建设的这个不可能计较投人产出效率的政策安排，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经济领域属于绝无仅有的举措。其宏观效果非常显著:由于大部分县市的农村实现了道路、供水、电力、通信、宽带等“五通”进村，使得农村中小企业创办成本大幅度减低，遂有农村多元化非农经济自主发展的局面，甚至带动了外出劳动力的回流，加剧了沿海的“用工难".....

       但另方面，延续着“政府公司主义”路径依赖的地方政府却田于仍然面临资本短缺压力，而不得不在“发展主义”导向下延续着看“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发展模式，并面临着资源流出严重、生态环境难以持续的困境。

因此，若问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无非是在这种中央与地方复杂关系的背景下能否形成贯彻中央做出的战略调整的体制条件;舍此，不可能维系中国所谓的“比较优势”。

四、结语

       长期来看:(1)必须贯彻“生态文明”理念，摈弃GDP至上的发展观，使经济回嵌社会，缓解环境和社会“双透支”遗留的种种矛盾。(2)要强化“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路线，政府的国债投入和国家金融部门的投资都需要体现普惠制原则。(3)要依托传统村社内部化节约交易成本的机制，弱化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带来的农村社会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冲突。

       而近期的政策重点: (1)以中央政府掌握的垄断金融为基础，自上而下地组建能够统筹县以下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的基本建设投资机制，赋予其承担维护乡村稳定、更多地创造就业机会和拉动内需的政策职能; (2)进一.步深化以“组织创新、制度创新”为内涵的农村综合体制改革。

       唯其如此，中国才能在全球竞劣造成的危机之中达到“危中有机”，实现适合中国自身特点的可持续的包容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