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4《一间自己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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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量的现代忏悔录和自我分析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写一部天才之作是一件异常艰辛的壮举。作家头脑里的每件事都可能是他创作文学作品的阻碍。一般情况下，物质条件也会是阻碍。狗会吠叫；人会来干扰；钱必须去赚；身体会垮掉。此外，使作家最难以承受的是这个世界的冷漠。世界不要求人们写诗歌，写小说，写历史，它不需要它们。它不在乎福楼拜是否找到恰当的词汇，也不在乎卡莱尔是否认真推敲这事或那事的真伪。当然，这个世界不会为它不想要的东西付出代价。因此，作家济慈、福楼拜、卡莱尔，尤其是在创作力旺盛的年轻时代，遭受了各种形式的干扰和挫败。在他们的忏悔录和自我分析书籍中我们看到了诅咒，看到了痛苦的呼喊。“伟大的诗人死于苦难”——他们的词句中往往承载着这一主题。如果真的有谁能够历经如此磨难侥幸活了下来，那简直是奇迹。所以，没有一本书像当初的构想那样完整无暇。

望着空空荡荡的书架，我想，对于女性来说，这些困难更加可怕。首先，即使是在十九世纪初期，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是不可能的，更谈不到一个安静的房间或隔音房了，除非她的父母或富甲一方或是权贵。父亲给的那一点点零用钱只够穿衣的花费，没有余钱用作它途。就连济慈、丁尼生或卡莱尔这样的穷书生都可以去徒步旅行，去法国短游、有自己单独的住所，即便再简陋，也足可以免受家人的唠叨和苛求。而女性却与这些绝缘。这些物质上的东西足以令人生畏，但更可怕的是在非物质层面上。

济慈，福楼拜和其它男性天才们发现这个世界的冷漠使他们难以承受。而对于女性，这个世界所给予的不是冷漠，而是敌意。这个世界对男性说的和对女性说的完全不同。它对男性说；你愿意写就写呗，对我没什么不同。但对女性却冷嘲热讽说；什么？写作？你想写东西做什么用？我又望了一眼空荡荡的书架，心想，纽汉姆和格顿的心理学家们或许能帮上忙了。现在，一定是时候来测量挫折对艺术家的心理产生的影响了，就像我看到过一家乳制品公司测量普通牛奶和A级牛奶对老鼠的身体影响一样。他们把两只老鼠关进笼子，并排摆放，一只畏畏缩缩，羞怯胆小，身材娇小，另一只油光瓦亮，胆大，体态健硕。那么，我要问，我们给女艺术家投喂什么食物呢？我不禁想起了那顿西梅干和蛋奶糕的晚餐。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需打开晚报阅读伯肯黑德勋爵的观点——但实际上，我不会费心去抄写伯肯黑德勋爵对女性写作的看法。我也不去理会英奇教长之所言。哈雷街的专家们尽可极力叫嚣去引起整个哈雷街的共鸣，但我却丝毫不为所动。不过，我要引用奥斯卡·布朗宁先生的一句话。因为奥斯卡·布朗宁先生曾经是剑桥大学红极一时的人物，他曾经为格顿和纽纳姆学院的学生出考试题。奥斯卡·布朗宁先生习惯性地宣称，‘在阅完了一套试卷之后，给他脑海里留下的印象是，不管给多少分数，最好的女人在智力上都不如最坏的男人，’。正是这种说辞令他大受欢迎，使他成为一个令人敬重的权威人士。说完之后，他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在房间里，他发现一个小马夫躺在沙发上——好似一具骷髅，面色蜡黄，脸颊塌陷，牙齿发黑，四肢瘫软无力。“那是亚瑟”，布朗宁先生说，“他真是一个可爱的男孩，且品行高尚”。在我看来，这两幅画面真的是相得益彰。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传记时代，这两幅画面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解读这些伟大人物的观点，不但听其言，还可以观其行。

50年前，这种出自于重要人物之口的观点令人难以反驳，即使今日，也有可能如此。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有这样一位父亲极不希望自己的女儿离开家去当作家，画家或学者。他就会说，“来，看看奥斯卡·布朗宁先生是怎么说的，”“不但奥斯卡·布朗宁先生这样说；《星期六评论》；格雷格先生也这样强调——‘女性的本质在于——她们是被男人养活，要服从于男人’”。——有大量的男性观点，大意是，在智力上对女性不要有任何期待。即使父亲不把这些观念读给女儿听，女儿自己也会读到这一切；即使是在十九世纪，这些说辞也会减弱女性的活力，从而对她的作品影响深刻。她们总是会有些断言要去面对，去抗衡——这你干不了，那你干不成。也许对小说家来说，这种细菌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已经有了很多优秀的女小说家。但是对女画家来说，那一定是一根刺；可以想象，对女音乐家来说，这种流毒极其盛行。女作曲家的地位像极了莎士比亚时代女演员的地位。还记不记得我杜撰的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里的尼克·格林，他说，‘女人表演在他的脑海里就是狗在跳舞’。两百年后，约翰逊对布道的女性也使用了同样的话语。这里，我翻开了一本书，就在这优雅的1928年，我们又把同样的言辞用在了试图音乐创作的女性身上。关于热尔梅纳·塔耶芙尔，人们重复了约翰逊博士的至理名言，只是切换到了音乐上。“先生，一个女人作曲就像一条狗用后腿走路。它做不好，但你会惊讶地发现它竟然去做。”历史竟如此精准地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