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3《一间自己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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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如果莎士比亚时代有一位女性有莎士比亚同等的才华，其故事的发展和结局也大致如此。就我而言，我赞同已故主教的看法，如果他的确是主教，——莎士比亚时代竟然有位女性有莎士比亚同等的才华简直难以想象。因为像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不会源自于劳苦的、未受过教育的、卑躬屈膝的人。这种事不会出现在英国和撒克逊人的地盘，也不会源自于今天的工人无产阶层。那么，按照特维良教授的说法，天才怎么能够在女性中诞生呢？受父母的强迫，受法律和世俗的禁锢，她们几乎在离开幼儿园之前就被迫劳作。但是，正如出现在劳动者阶层一样，女性群体中也出现过某位天才。偶尔出现的星光耀眼的艾米莉· 勃朗特或罗伯特·伯恩斯就证明了天才的存在。但这一点却从未见诸报端。然而，当你读到有个女巫被溺死、一个女人被魔鬼附身、一个聪慧的女人在兜售草药、或者一位有母亲的杰出的男士，那么我们就在追寻的路上了。在这条路上，我们会找到一位被埋没的小说家，一位怀才不遇的诗人，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简·奥斯汀，一位在荒野里跌跌撞撞，在马路上踉踉跄跄，被天赋折磨的大脑癫狂的艾米莉· 勃朗特。的确，我敢猜测，“无名氏”——写了那么多诗歌却没有唱出来——是一位女性。我想，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暗示说，是一位女性创造了民谣和民歌，她们边纺纱支线边给孩子们低声吟唱，以此渡过冬日的漫漫长夜。

这或许是真，或许是假---谁又能断定呢？但是，回顾一下我杜撰的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在我看来，里面是有真实成分的。在十六世纪，任何一位天赋异禀的女性都会走向癫狂、饮弹自尽、荒郊野外离群索居，孤独终老、半女巫、半术士、被惧怕、被嘲笑。无需用任何心理学知识就能够确定，一个天赋异禀的女孩，如果想把才华运用到诗歌上会是什么样子。被他人百般阻挠，被自己对立的本能撕扯、折磨，她必定会失去健康，失去理智，身心俱疲。没有任何女孩可以站在舞台门口，径直地冲到演员经理面前，除非她经受过暴力和屈辱。——因为贞洁是社会发明的圣物，尽管原因不明——但却不可避免。那是，即便是现在，贞洁在女性的一生中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它被神经和本能紧紧地包裹着。如若把它解救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几乎没人有这份勇气。十六世纪在伦敦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一位女诗人、女剧作家来说意味着精神的压力和生活的窘困，这，可能会要了她的命。即使她侥幸活了下来，她那紧张、病态的想象力也会导致她的作品扭曲变形。望着那没有任何女性著作的书架，我想，毫无疑问，即使有，她也不会署名。她当然会寻求庇护。是贞洁这一意识要求女性匿名，直至十九世纪末期。从她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科勒· 贝尔、乔治·艾略特、乔治·桑德这些女作家们，无一例外都是内心斗争的牺牲品。她们用男性的名字来隐藏自己女作家的身份，但却徒劳无功。就这样，她们向约定俗成的惯例低下了头。这惯例，即便不是男人们植入她们的内心，却也受他们的极力吹捧。（女人的主要荣耀是不能被议论的，伯里克利说，但他本人却是一个街谈巷议的人物。）女性抛头露面是令人不齿的行为。隐姓埋名流淌在她们的血液中，她们仍然渴望蒙上面纱，即使现在，她们也不像男人那样关注自己的名气和健康。一般说来，她们路过一座墓碑或一个路牌，从未有把自己名字刻上去的愿望。她们遵从自己的本能，不像阿尔夫，波特或查尔斯那样，看见一位貌美女士，甚至是一条狗，也会低声说，这是我的。当然，那不一定是条狗。这时我想起了国会广场，围城小巷和其它的街道；它可能是一片土地，也可能是一个长着卷曲黑发的人。女人最大的优势是，即使她路遇一位相貌出众的女黑人，也从未希望把她改造成英式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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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那位有诗歌天赋的女性是个不幸的人，是个自我内心冲突的人。她所有的生活状况，所有的本能都阻碍着她抒发自己的心境，无论这心境是什么。什么心境有助于创作？我问道，有人能解释：使写作这一奇特的行为成为可能的心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吗？于是，我打开了一卷莎士比亚悲剧集。比如，在写《李尔王》、《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时，莎士比亚处于怎样的心理状态？当然是有史以来最有利于诗歌创作的心境。但莎士比亚本人却只字未提。我们也是不经意间通过“从未涂抹过一行字”来知道这一实情的。也许直到十八世纪，艺术家本人才谈及自己的创作心境。大概是从卢梭开始的吧。无论如何，到了十九世纪，自我意识开始发展，文人们习惯于在忏悔录或自传里描述自己的心理状况。他们的日常生活也被写入其中，他们的信札在逝后也被印刷发表。因此，虽然我们不知道莎士比亚在写《李尔王》时的心路历程，但却知道卡莱尔在写《法国大革命时》经历了什么；福楼拜在写《包法利夫人》时经历了什么；济慈试图用诗歌来抗衡即将来临的死亡和这个世界的冷漠时的所思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