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镜听：为死刑犯写遗书的人，见证了138次生死

1994年，欢镜听在家乡江津成为一名乡镇企业家。

原本事业混得风生水起，但因为给公司做了四万假账，锒铛入狱，背叛了两年。

在狱中，欢镜听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为死囚们代写遗书。

经济犯，过去有些荣誉，再加上刑期短成为他被选中的理由。与任务随之而来的，还有可以暂时走出牢门的自由。

艾强是他的第一个“客户”。

欢镜听的恐惧从他一进门就开始蔓延。

他先是取了一床蓝色的铺盖，放在自己与艾强中间当桌子。这个距离不能远，远了听不清；但也不能过近，因为钢笔头属尖锐物体，万一被对方寻到缝隙，第二天的尸体可能就要再加一具。

他小心衡量着两人间的距离，盘腿坐下，强装镇定地掏出稿纸。然而刚旋开笔盖，漆黑的墨点就在纸上乱飞，一下笔，稿纸被划破了好几张。

与之相比，戴着土铐的艾强倒显得极为平静。

他身高一米八，很白净，特别帅的小伙儿。

欢镜听心里更是五味杂陈。

和艾强交谈了一会之后，欢镜听竟觉得他是一个很老实的孩子。

艾强会主动帮家里干活，平时连五块钱都要给妈妈要。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却在19岁那年，毫无预兆的抢劫杀人。

本来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轻人，但杀了人犯了错，必须用生命来赎罪。

艾强的遗书是留给妈妈的：

他说：“亲爱的妈妈，您这个老实、本分的儿子，做出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仅害死了一个无辜的人，还将一个无辜的家庭推向了无比悲痛的深渊。再有十多个小时，我的生命就将终结了。希望来世，能够重新做您的儿子。永别了。 ”

写完遗书，艾强还提出一个要求，想吃酸菜鱼。

除了喝酒和其他违规的要求，死刑犯最后的心愿一般都会满足。

那天在吃酸菜鱼的时候，艾强流泪了。

因为他知道，以后再也吃不到了。

并非所有进过死牢的人都会被押往刑场。在欢镜听的记忆中，一年内，至少会有几个死刑犯，等来高级人民法院的改判裁决书。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死缓”是一个几乎千载难逢的生机。

因“持械入室抢劫，致人重伤”，王毅被判处死刑。

临行前一晚，王毅当着欢镜听的面，把判决书上的内容一字不落地背了出来。

“我们没有必要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死囚们的垂死挣扎，毕竟活下去，是动物界每一种生命的本能。”欢镜听事后在自己的书中写道。

与王毅一同关押的死囚，入狱前是个毒贩。

每年6月26日的国际禁毒日，毒贩们最怕听到自己的名字。按照惯例，每到这个日子前，总会集中对一部分毒贩执行死刑。而如果过了禁毒日，还没人来叫自己的话，被判了死刑的毒贩就稍稍放下了心。

王毅进死牢时，正是6月前夕。

某个下午，死牢门“哗”地打开了。囚犯们心里清楚，当钥匙撞在大门上时，只会带来两种宣判，要么改判移交监狱，要么真真正正地上路。死刑是安静的，但改判却可以传遍整座看守所——当消息传来，隔着牢门，犯人们也可以听到一阵惊天动地的嚎哭。

每到这时，各个监舍的铁窗口会立刻挤满脑袋。

王毅目送着毒贩被抬出牢门，回过神时，发现自己也浸出了一身冷汗。他在原地坐了没多久，突然听见了一阵抑制不住的哭声，哭声一直响到自己的牢门口。

他再抬头时，发现那名毒贩的镣铐已经被取下来了。

毒贩嚎哭：“改判了”

毒贩的改判让王毅觉得自己活下去的概率大了几分。

然而死亡的日子来得比想象中快。

在牢房里呆了两个多月后，王毅被转到另一个看守所。在这里，法官对他宣读了刑事裁定书，维持原判，执行死刑。

欢镜听见到王毅的时候，后者仍旧维持着被人抬进死牢时的姿势——上半身无力地靠着墙壁，失神的双眼蓄满眼泪，不断地低声呢喃：“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王毅没有留下遗书，他不知道要写什么，甚至不知道该寄给谁。

被这种绝望的氛围感染，欢镜听自作主张地为他写了封“遗书”。他在王毅的布鞋掌中写下“今生虽作恶，来世变好人。”

次日，王毅踩着那十个字走上了刑场。

服刑的日子里，欢镜听为130多个死刑犯写下遗书。

他上一秒还在和死囚说话。

下一秒这个人就没了。

欢镜听说，经过周密计划的预谋杀人极少，大多死囚犯罪仅仅是一时冲动。

这些死囚曾经也是个好人，是个正常的人。

也许因为一时冲动，生命的拐点就出现了。

犯了死罪，就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绝对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生命的美好。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两个字：生和死，它提醒你要畏惧，有些事，有些人，是动不得的，应该敬而远之。

只有敬畏死，才会让我们珍惜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