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2

日本近代的平民政府正式承认市、镇、乡的地方行政机构。公选产生的“长者们”挑选一个有责任心的首领，作为社区代表与代表国家的府县公署和中央政府交涉一切事宜。在乡村，村长通常是一个老居民，一个拥有土地的农民家庭成员。他上任后虽然会有一些经济损失，但获得的声望却是巨大的。他和长老们一起管理村子的财务、公共健康、学校维修，特别是财产记录和个人档案。村公所业务繁忙，它既要负责花费政府对小学教育的拨款，还要负责从当地筹集并花费更大份额的学校开支，管理村子公共产业的租金，土壤改良和植树造林，以及管理所有财产交易记录（这些交易只有在村公所登记后才是合法的）。村公所还必须维护和及时更新当地正式居民的个人信息，包括住址、婚姻、子女出生、领养、前科等等。此外，它还要维护一个家庭档案，其内容和个人档案相似。任何这类信息都会从日本各地转给该居民的原籍官方办公室，并被录入他的档案中。每当该居民想要申请工作，或接受审判，或因任何需要证明身份时，他都会写信或者前往自己的原籍办公室，获得一份个人档案副本，交给有关方面。因此人们是不会轻易让自己在个人或者家庭档案中留下不良记录的。

因此，市、镇、乡肩负着相当大的责任。这是一种社区责任。20世纪20年代，日本出现了多个全国性政党，这在任何国家都意味着从此有了“执政党”和“在野党”的交替执政。但哪怕到了那时候，日本的地方行政机构也丝毫未受影响，还是由长老们领导，对整个社区负责。但是地方行政机构在三个方面没有自治权：所有的法官都是由国家任命的，所有的警察、学校老师都是国家的雇员。由于大多数日本的民事案件都是通过仲裁或者第三方调停解决，所以法院在当地行政中的功能非常小。警察反而更为重要。每逢有公共集会时，警察必须在场。但这种任务不常有，警察的大部分时间被用于维护居民人身和财产安全。国家经常调动警察们的岗位，以免他们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和当地牵扯太深。学校老师的岗位也经常调动。国家规定了学校的每个细节：和法国一样，全国的每个学校在同一天，学同一本教材，上同一门课。每个学校都在早上的同一时刻跟随同样的广播跳同样的健美操。当地社区在学校、警察和法院三个方面没有自治权。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的做法在所有基本点上都和美国迥异。在美国，最高行政和司法责任由公选出来的人担负，地方的管理则由当地警局和法院负责。但是，日本政府在形式上却和荷兰、比利时等西方国家没什么两样。譬如说，荷兰和日本一样，由女王的内阁起草所有法律条文，议会实际上从未颁布任何法令。荷兰女王依法任命每个城镇的市长，尽管在实践中她通常都认可地方的提名。因而，较之1940年前的日本，荷兰女王的权力更进一步地渗透到地方事务中。在荷兰，警察和法院直接对女王负责，但任何宗教团体都可以自由创办学校。日本的教育系统则和法国一模一样。同样，在荷兰，开凿运河、围海造田和当地建设都是整个社区的责任，而不是市长和政治选举产生的官员的职责。

日本的政府机构和西欧各国的真正区别其实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职能。日本政权依赖的是整个民族在过去的经验中形成的恭顺习惯，而这种古老的习惯体现在他们整个道德体系和日常礼仪中。当他们的“阁下”在自己的职位上行使职责时，他们的特权就会被尊重，这不是因为人们认可他们的政策，而是因为在日本逾越特权是不对的。在最高决策的层面，“公众舆论”不起任何作用。政府要求的只是“公众支持”。哪怕国家越过自己的官方领域，渗透到地方事务中，其权力也会被地方恭顺地接受。对于行使各种国内职能的国家政权，美国人通常都认为它很邪恶，但日本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国家政权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不仅如此，日本政权十分小心谨慎地判断公众的意愿究竟是什么。在符合法律的公众裁决领域，即使为了公众自身的福利，日本政府也要努力讨好公众才能实现目的。比如，负责推广农业的政府官员在帮农民改良旧式农耕法时，和他们的美国爱达荷州同行一样，极少用权威来施压。推广国家担保的农村信用社或者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国家官员，必须和当地重要人物长时间讨论交涉，并最终遵从他们的决定。地方事务需要地方管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给每个人分配相应的权力并限定它的有效范围。比起西方文化，它给予“高位者”更多的尊重——这同时意味着更多的行动自由，但他们必须保住自己的地位。日本奉行的格言是：万物各就其位。

比起行政管理领域，明治政治家们在宗教领域制定了更多古怪的正式规定。但是，他们依然遵照同一个模式。政府只管辖象征了国家统一和强盛的信仰，而听任其他的信仰自由发展。这种受到国家管辖的信仰就是国家神道。由于神道作为国家象征受到人们尊重，就像美国人尊重国旗一样，日本人便说它其实“不是宗教”。因此日本人可以要求所有公民信仰神道，就像美国要求所有人对星条旗致礼，而不认为这违反了西方的宗教自由理念。这只是对国家忠诚的一个标志。因为神道“不是宗教”，日本可以在学校教授神道，而不用担心西方的批评。日本学校把讲授国家神道的内容变成了讲授从神祇时代开始的日本历史，和对“统治万世”的天皇的尊敬。它是由国家支持和管理的。至于其他的宗教领域，从佛教到基督教，乃至其他教派的神道或者民俗神道，都听任个人意愿，就和美国一样。国家神道和其他宗教无论在管理上还是财政上都是分开的。国家神道受内务省神祇局管理，它的神官、祭祀仪式和神社等开支都由国家提供财力支持。而一般民俗神道、佛教和基督教部门则由文部省下面的宗教局管理，并靠信徒们的自愿捐赠来存活。

正因为日本在此事上的官方立场，我们不能说国家神道是个庞大的国立教会，但至少，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庞大的国立机构。从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大神宫，到举行特别仪式时神官才打扫一下的地方小神社，全日本有超过十一万座神社。神官的等级系统和政治系统并列，排名从最低级的区神官，到府县神官，再到被称为“阁下”的最高级神官。他们为民众举行祭祀仪式，而非带领民众一起朝拜，因而参与神教活动和美国家庭去教会做礼拜是截然不同的。既然神道不是宗教，法律禁止神官宣讲教义，也就不可能有西方人眼中的那种礼拜仪式。在祭祀频繁的日子里，社区代表们会来参加活动。神官在代表们面前挥舞一根扎着麻绳和纸条的“币帛”为他们驱邪。之后，神官打开神龛的内门，用一声尖声叫喊召唤众神出来享用供品。随后神官们开始祈祷，参拜者们按照各自的身份等级，排着队，毕恭毕敬地献上日本无处不在的物品：垂挂了白色纸条的圣树小枝。最后，神官再次用一声叫喊把众神送走，并关上神龛内门。在国家神道的大祭祀日里，政府部门放假，天皇亲自为民众致祭。但这些国家性质的节日并不像地方神社的祭祀日或者佛教节日那样由百姓们自发庆祝。

在国家神道之外的自由领域，日本百姓们开展着各种与心灵相吻合的教派和祭祀活动。佛教依然是大部分民众信仰的宗教。有着不同教义和创始人的各种佛教派别都十分活跃，受人欢迎。就连神道也在国家神道之外有不少其他派别。一些派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推行民族主义以前就已经是纯民族主义的堡垒；一些教派用信仰进行精神治疗，常被人拿来和基督教科学派做比较；一些人信奉儒家理念，另一些人则专注神灵显圣和参拜圣山神社。大多数的百姓庆祝活动也和国家神道无关。在这些节日里，民众们拥至神社，每个人都漱口驱邪，通过摇铃或者击掌来召唤神灵。之后他们又鞠躬，再次打铃或者击掌来送别神灵。随后，他们才开始这一天的主要活动：从街边小摊贩手中购买各种珍品玩物，观看相扑、驱魔或者小丑逗笑人群的神乐舞。一个曾在日本居住过的英国人说，每逢日本的庆祝日他都会记起威廉·布雷克的诗句：

如果教堂能给我们些淡啤
以及慰藉灵魂的愉悦之火
我们会终日唱诗祈祷
绝不会想要离经叛道

除了极少数专业献身宗教、严于律己的人外，宗教在日本并非那么严峻。日本人很迷恋宗教朝圣，因为它们本身也是放松享受的假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