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古村保护，梅州首役

我进入古村保护是从保护梅州围龙屋开始的。

从深圳往梅州的大巴那时还需要五个小时，我和两名志愿者小伙伴，一位叫李悦宁、一位叫王明英。公益组织调查这样的工作只能是秘密开展，一旦惊动了有关人士，不但工作没法开展，多半没法全身而退。到了梅州车站，我记忆中是六七位乡亲，两辆车，一辆是类似几万块钱的桑塔纳，一辆是带拉货后斗的皮卡，经过简短确认身份，他们就半护卫着我们上了车，不时还四下张望下，像极了秘密接头的地下情报工作者。皮卡的货斗里也坐了一个人，应该是便于发现情况。

很快被安排走访了四五家已经遭受拆除或者即将遭受拆除的围龙屋，他们说，这里是梅州即将要开发的江南新城，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地方叫三角镇，面积约在百平方公里左右，有好几百座围龙屋，从近千年到一两百年的历史不等。围龙屋是客家先祖从中原迁到这粤北山区后保障家族安宁团结的创新性居住聚落形式，简单点讲，就像个圆形城堡，一圈套一圈，家族人口增多了就再套一圈，每一圈称为一围，中间那围通常是祖宗祠堂和家族公共活动与议事空间。外面的几围就用于各家各户居住繁衍，一个大家族生活在一起，大的围屋足有上万平米，容纳人口上千人。如果家族人口持续增多，后代也另外购买土地，新修新的围龙屋。

这样的围龙屋既保护了外迁而来的客家人不被当地土匪抢劫，世世代代居住在一起形成了一套非常优秀的家族治理、社会自治的经验。加之客家人的先辈多是由中原地区迁入的文化精英，是他们时代知识文明的翘楚，由于战争失败被迫迁至这偏远山乡，内心时刻无不思念故土，所以他们通常会把家族从哪里来写在祖联里，挂在围龙屋正中央的门口，比如“南阳世家”、“江夏人家”等等，表达了他们对重归故土的心愿。

这些客家先祖一来到这片土地，客家人称之为开基祖，客观说，与当地土著的开化水平讲，那是代表了先进的文化、思想、艺术等全方位的高水平，于是他们通过重温重教、耕读传家，新修祠堂、续写家谱，严明祖训、旌表德行，鼓励生育、男女和谐等一系列当下仍旧高超的治理手段和高贵的精神境界，激励子孙后代勿忘家国大业、勿忘中原河山。

我甚至想，毛主席在井冈山和长征时期的红军构成中客家人的比例最高，十来岁的客家小伙，在这穷乡僻壤里营养条件跟不上，个头都不高，可是打起仗来那是舍得命，不仅这些小伙舍得命，他们的父母、妻儿也都舍得他们出去为家国拼命，背后深刻且有力的文化根基正是客家先祖几乎无处不在宣扬的家国情怀、故土情结相关。

说完高大上的，我给大家讲个记忆犹新的小事。客家人除了刚讲的祖祠、族谱、族训等常见的精神场景，我看到了一处禁赌碑。作为一个四川人，一个号称坐飞机都能听见麻将声的省份，我深刻感受到过赌博对家庭、对社会的巨大伤害，这堪称精神癌症，一旦染上赌瘾、嗜赌成性，轻则倾家荡产、鸡飞狗跳，重则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客家先祖用碑这种既传统但却永恒的表达方式，表达了对赌博的深恶痛绝，告诫子孙中那些有点小聪明想靠赌博走捷径的人，断了这个念想。我在想，我的四川老家如果在村口、在田间地头有些禁赌碑，得救多少家庭，得帮助多少儿童不在小时候因父亲赌博而被迫辍学。不讲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些大道理，给大家讲点细节里的力量。

包括建国以来，对新中国慷慨解囊、捐资祖国发展的一批赫赫有名的名单里，客家人从不缺席甚至长拔头筹，比如田家炳、曾宪梓，这份社会责任和家国情怀是他们文化培养出来的。包括主政新加坡的李光耀家族、泰国的他信都从这片穷乡僻壤里走出，滋养他们的不是连饭都难吃饱的瘠薄土地，而是这深厚的文化情怀。

所以，放着这么好的文化传统，这么好的精神堡垒，还要拆他们。更主要的是，我是个城市规划师，我知道搞新城建设和旧的文化遗产并不完全冲突，融合在一起更加相得益彰。拆完之后多些没根没魂没敬畏的家族？多些不学无术、放浪形骸的公子哥，这样的城市发展思想太没文化，也太伤风败俗。

令人欣慰的是，我看到了这些客家后人中坚决保护的勇敢，他们在保护这份文化时体现出了生死度外的豪迈，仿佛和他们当年随毛主席保家卫国般的勇敢。这不同于很多地区的怯懦，也不同于我打环保战役时，群众们因缺乏基础知识的麻木。祖宗、传统、文化遗产这些天经地义的理由，我已然感受到他们草木皆兵的凛然，时刻准备与围龙屋共存亡的决心。我看到了很多触目惊心的标语，“毁我祖屋、还我祖宗”、“保卫祖屋、保卫家园”，我既为他们这份保卫文化遗产的共鸣感到高兴，也为这种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紧张气氛备感担忧。

我和这些持续抗争了数月甚至一年、两年的群众沟通时，我能清晰感受到他们长时间被恐吓、被抗拆、被打击所形成的精神高度紧张，有的甚至两年多来什么事也不干，就守在围龙屋里准备战斗，有的给房屋安装了20余个摄像头，他说他们往他家灌水、扔老鼠、放蛇，还有的长期去北京上访，被截访回来后挨了打，一夜间白了头，脑子也呆掉了。还有早晨四五点趁大家还在睡觉，推土机就来快速地推掉400余年的围龙屋，搞成既定事实强行谈判。还有各种收买、欺骗的手段，他们给我好好的上了一堂人性邪恶的课。我也被这政府与群众间紧张的局势吓到了，仿佛空气中充满了炸药，声音大一点就能把空气引爆。

我也担心这些群众在某一时刻就像我在成都听到的故事，他们自焚以抗争、他们跳楼以抗争。我知道我要为他们做点什么，最起码帮他们写写文章说说话，吐一吐他们心里的委屈，他们会好受点，不至于去求死。

经过紧张高效的调查，随处可见被拆的围龙屋废墟，不少围龙屋拆到最里那围，也就是祠堂所在的区域遭到了家族可以说是殊死的抗争，也就停了下来。那个场面是：外围的居住区域已经变成了瓦砾断梁的废墟，推土机将长长的臂伸至祠堂的上空，但还不敢落下，只待强拆者狠心一声令下，这个数百年文明就彻底消亡。真的像一个用绞绳绑住了脖子的老人，等待着没有预期的死刑命令。

我们也时刻提防别被发现，我们快速启程回深，在大巴车上我含泪写下了关键性的一篇万字文章《救救梅州、泣血转发：梅州市委朱泽君你听好，再拆任何围屋祖宗和人民饶不了你》。这是我迄今最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痛哭了，一来为这些哭诉无门的乡亲们，他们的生活被搞得如此生死不测，说不定明天就一把火点了自己，或者明天就去找个谁谁同归于尽了。二来为这么好的文化传统，千百年的积淀被这样羞辱甚至毁灭而无法自救，就像待宰的羔羊，静静地看着他的屠刀，只能落泪，连哭声都发不出来。三是这样优秀的文化传统要是能在祖国大地上开花，中华民族将真正迎来伟大的民族复兴，多少家庭会得救，会产生多少人杰地灵的族系，可是还没等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花，我们就把他的根给拔除了，悔呀恨呀。

所以文章中我没留情面，也没给自己留后路，想到乡亲们所经历的处境，我这点危险算得了什么。我直接点名市委书记，并且我也用我的真名行文，时刻等待他们来抓捕我。这篇文章我既从一个批判者的角度鞭挞了市委书记和梅州政府，也从一个城市规划建设者的角度给他们指出悬崖勒马的改正方案，在2014年微信公众号刚问世不久的背景下，仍旧能形成10万+的效果，可以想象整个梅州小城要么看到了这篇文章，要么都在议论围龙屋保护的事情。

后来，在各个方面和领域共同发声与关注下，江南新城的规划方案被调整了，保护下来了这批围龙屋，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也去现场重要指示说，不是所有的城市都需要大轴线、大马路、大拆大建，扭转了围龙屋保护的局面。当然，时任梅州市委书记朱泽君也在不久的一年内被抓了起来，应了那句话：因果报应、天理不容。我后来保护的多起案例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人要养浩然之正气，正气不彰，邪气自然会侵蚀，即便有通天本领，人伦法治尽失收拾不了恶人，请不要担心，还有天理、还有天谴，逃不掉的。是不是听起来像讲迷信，紧接着我会用很多很多案例把这个道理给大家讲鲜活了。

原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皆大欢喜地告一段落，我那些防身的工具也不用再带了，夜里八点后同样可以大摇大摆地出门，我也可以在企业里专心地上一阵班，挣点养家糊口的钱。在战斗最紧张的时期，我的确做好了各种风险的应急预案，这也是一个职业战士所必备的素养。

故事的发展之所以值得回味，正是他通常不会按你设想的方向发展。应该是一个傍晚，当时带领我们调研的一位老哥给我来电说，当时调研帮我们开车的军哥被设局打到住进医院了。他讲述的经过是这样的，军哥在自家三层房子的楼顶挂了抗拆的条幅和国旗，一群穿着城管衣服的人通过楼梯爬到三楼将守卫在那里的军哥打成了多处骨折，躺在地上不能动弹，后来鉴定为轻伤。打完人的这群家伙下楼眼见就要被村民围住论理甚至打回来。也是巧，这时候派出所的干警来了，以避免村民与这些打人者发生群体事件，就把他们安全带走了，再后来就是无罪释放了。

村民们和我说，其实这群穿城管制服的人，好几个人他们认得，就是当地的烂仔，也就是当地的地痞流氓。他们打了军哥之后，派出所之所以能及时赶到解围，并最后轻松放了他们，说明他们早就预谋好了的。最后即便被追查起来，也可以赖在城管里的临时工，就是这批地痞流氓，村民们说，这是官匪勾结的惯用套路。是可忍孰不可忍？

并且军哥受伤后，也没有任何人出来过问和负责，为什么只报复带我们调研的军哥呢，一来军哥是倒插入村的外姓人，没有多少家族势力会站出来为他打抱不平，二来军哥个子高大、憨厚老实，即便打了，也不至于闹出命案，要是打个老弱，有个三长两短就很难收场了。而军哥恰是他们一家的顶梁柱，上有岳父岳母，下有两个小孩，现在打伤在医院，嫂子既要照顾两小孩上学，又要跑上跑后为军哥忙活，一个农村妇人哪儿见过这样的困境。

发自内心，我是感到有些自责，军哥因我们而伤。于是第一时间我们为军哥筹钱捐款先在医院里把伤治好。当时还有一位梅州籍的深圳企业家知晓了这件事，这位老兄叫黄万忠，他典型体现了客家汉子那股家国正气，后来成为了我一辈子的朋友，他慷慨捐了一万好像，我们一起凑了一万多，一共好像两三万块钱交给了嫂子，时间久远了，数字也模糊了。

把军哥的住院情况安顿好，下一步必然是要追责、找个说法，于是我又顶着风险写了一篇名为《梅州某某镇派出所勾结烂仔，入室殴打村民》之类的文章，时间太久了记不太仔细了。也因为后来这些文章，包括上面那篇声讨市委书记的文章都被他们给和谐了，我自己这儿倒还有，以后有缘私下给大家看。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声讨市委书记那篇文章阅读量大，但也有3万多，在当地也传阅起来。

我记得这篇文章是星期五发出的，我也有所预感他们星期一会来深圳抓我。的确如此，星期一，大概四五个着深色衣服的男子，领头那个一米八过很魁梧的体格，来到公司前台找汤敏，我的工位恰好能看到前台旁的走廊，我很清楚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还没等他们来我工位，我就快走两步迎了出去说，我就是汤敏，我们出去谈，避免给其他同事造成恐慌。他们向我出示了他们的证件，梅州刑侦大队，给了我一张写有"寻衅滋事"的传唤条，整个这个过程公司同事知晓的应该不足五人。

我随他们来到了蛇口派出所，一群人围着我做笔录，来到深圳他们还是很客气，告诉我：我的文章差点造成了群众冲击政府，我涉嫌寻衅滋事因此对我跨市调查。尽管他们还是使用了些气势压制，但毕竟在深圳，我还是有些主场优势，比较平和地做完了笔录。当听完我们保护梅州围龙屋的故事，他们也都是客家子弟，心里自然是有共鸣的，也都认为我们干得没错甚至很感恩我们保护他们的文化，但是作为政府工作人员他们不能公开支持，最后本打算带我回梅州的计划也就作罢，并且和我说，下次再来梅州，需要走访围龙屋，他可以做向导。

更有趣的一个细节，中午期间要吃饭，我说你们远道而来，我请你们吃饭吧，他们回复我说，我是来抓你的，让你把饭请了涉嫌受贿，他们请我吃饭倒是更合情合理。这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在文化保护这个事业上，只要没有利益关联，大家都是共鸣的，在保护文化遗产这个事业上面，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后来我答应了删帖好让他们交差，他们也答应我回去追查殴打军哥的凶手，并且落实军哥医疗费用，后来当地镇政府承诺解决军哥的医药费，我们也约定我带上记者和律师去调研，澄清他们并没有勾结烂仔殴打军哥，也就这样，大概持续了8个小时的第一次涉嫌寻衅滋事的笔录结束了。我倒并没有因此而退却文物保护的热情，反而认为这件事的正义会融化各种冰冷的关系，也会坦然且自信地化解各种可能的风险。这份事业是承天道、得天助的。

最让我放心不下的还是受伤的军哥，隔了大概半个月，我约上律师和记者朋友一起去了趟梅州，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军哥，现在回想那个画面都挺难受，他遭受了这场无妄之灾。那帮烂仔也很有殴打技巧，将人打成多处骨折却只能验为轻伤，想来怒火中烧。要为军哥的遭遇讨个说法，我撰写诉状和组织军嫂去广州上访等等。后来军哥军嫂得到了一定补偿，也是本份人，也就选择不再继续追究，重新回归宁静的生活。人民为了有了宁静的生活，也恰是他们最大的软肋。

这个事情告一段落后，虽然我们保护下来大批围龙屋，始作俑者的书记也被抓了，我们也被客家人称颂为"客家人民永远记得我们"，可是为什么做个善事，伸张正义这么难？军哥差点要付出生命代价，我也要付出提心吊胆、工作丢掉的风险。尽管我可能不怕坐牢、甚至不怕牺牲，我的家人跟着一起担惊受怕。做好事怎么这么难，这样还有谁敢去做公益？这个问题是我创立古村之友的源头。

时隔这么多年，甚至未来的人生路上，梅州围龙屋保护一战，这里是初心，精神的原点之一。这场战役中，除了感受到有勇有谋的战士精神，更大的体会是侠骨柔情，每座古村落背后是个家族，每个保护事件背后都站着那么个原本柔弱、但可以为正义而死的小人物，每幅对联背后都寄望了祖宗对后世的嘱托，每个村落里都有那么些和善亲切的老人，还有田野里、祠堂里撒欢奔跑的孩童，怎不叫人柔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