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2 杨治宜 | “想象的共同体”亦或是传统的通俗化?(完)

10.12 杨治宜 | “想象的共同体”亦或是传统的通俗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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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共同体”亦或是传统的通俗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治宜,是德国法兰克大学的汉学教授。欢迎继续收听“华语古典主义”系列节目。今天这期节目是我的部分的最后一期,在这里我想重提第一期节目中的问题:谁是“中国人”?我们的“中国性”,究竟是取决于我们的出生还是成长呢?还记得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提到的那三位马来西亚书法家吗?如果有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在上海或乌鲁木齐生下孩子,这个新生儿会比这几位拥有不同政治和文化身份的马来西亚书法家更符合“中国人”的定义吗?而如果你和我一样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你作为“中国人”的这一身份又源自于什么呢?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句名言,一个现代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它是一个社会塑造出来的群体,而只有当足够多的人都认为自己属于这一群体时,它才会存在。我们从阅读的课本、使用的社交媒体、以及与共同体内其他成员交流时使用的现代标准普通话中建立起“中国人”这一身份认同。依靠“想象”不代表这个共同体并不是真实的,好比弄丢结婚证并不代表抹去你的婚姻关系。相反,这意味着一个民族首先是建立在由一大群人自愿认同的主观行为之上。民族往往不同于由地理边界定义的国家,因为后者主要是垄断暴力的组织,并相应地为公民提供安全保障和福利。但国家的存在有利于维系一个民族,因为公民很难在主体民族之外找到身份归属。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国家也有利于创造一个民族。

中华民族的独特性体现在其精英民族文化和长期延续的官僚帝国之间紧密的联系。尽管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在20世纪才诞生,早在遭受外敌入侵威胁的历史时期,例如南宋和晚明,一种原始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产生。不过,在历史发产的过程中,许多试图征服汉族的民族最终都在文化上被吸纳到汉族之中,类似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请注意,我并不是说这些文明被“汉族”文明同化了,因为汉族文明一直在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共同影响下,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行为都是受外来影响而形成的,比如喝茶,坐在椅子上,拜观音菩萨,弹琵琶,以及吃辛辣的食物。而真正属于中华文明中独有的,可能是建立于秦朝的统一官僚帝国,而这个官僚帝国一直延续到后来。包弼德教授已经在其节目中对官僚帝国的特性进行了深入的讲解。现在我们认为“华语古典主义”的基础主要都是精英文艺和文化实践,而这两者实际上主要是由士大夫阶层发展起来的,他们自认为是中华文化传承的载体、国家的仆人和人民的父母官。但正如傅高义教授在其节目中所提到的那样,毛泽东时代摧毁的正是这些士大夫阶层。但一个民族的存在离不开民族的高等文化。所以后毛泽东时代进行的文化重建正是为了填补这个思想价值上的空缺。正如我们今天在中国大陆看到的那样,意识形态、文艺和文化古典主义已经在政府的政策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所以,传统文人文化必须经历通俗化才能融入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转变,比如将传统诗词通俗化,从而将其融入当代“中国风”的流行音乐中,以及淘宝上售卖的明朝宫廷款式的服装。但这又有何不可呢?这难道不比遗忘或忽视这些文化要好吗?流行文化能够很好地引导我们内化文化记忆。我个人也是在白先勇先生的《牡丹亭》广泛流行起来之后才开始学习昆曲的。

此外,当传统文化使用方言表达或结合华语圈内不同的混合语言时,通俗化便应运而生。一位“中国风”的嘻哈说唱歌手可能会用普通话唱歌来迎合大多数的中国听众,用四川话说唱以加入正宗的地方特色,同时增加几句英文的副歌来吸引全球市场。一位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在参加十月啤酒节时,可能会在汉服裙的外面套上一件巴伐利亚围裙。一位台湾书法家可能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日本禅宗元素,以真正传达书法作为一种主观而富有极强创新精神的艺术。审美能力是必要的,但只有在充分理解上述的改编和融合的基础,知道它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审美能力才真正能发挥其用武之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陪伴我们走过这段时光。这期节目不仅是我的“华语古典主义”系列的最后一期节目,也是整个中国文明系列节目的尾声。我很荣幸能为这一系列讲座作结语,也非常荣幸能和许多杰出的同事共事,非常遗憾的是,傅高义教授今天已不在我们身边。我们看到,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不是孤立存在的,也并非在各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正如普鸣教授、栗山教授和包弼德教授在节目中所言,我们古代的哲学家也像古希腊思想家一样,面对关于宇宙、自我、生死的反思,也一样在思考如何才可以最好地组织社会等问题。

只有在这种比较的背景下才能理解不同的人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的长处和不足。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也一直在与我们的近邻对话,例如围绕着中原的游牧民族,以及中亚、朝鲜、日本、越南和印度各地。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现代中国认同与全球现代性有了许多碰撞与对话,这进一步使现代中国认同产生了根本而深刻的变化。我们的文化身份与我们个人内化的古典历史记忆密切相关,而全球化和历史移民让中华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得以在世界各地传播,也为进一步推进文化身份的通俗化和融合创造了条件。

总而言之,这些与中国性相关的不同表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更丰富、更宽容、更多元化的中华民族。就像我们那样,这些人在他们的成长路上可能不仅有安徒生童话、莎士比亚的戏剧和马克思的著作为伴,也会受孔子和杜甫的熏陶,他们既玩任天堂,也练习书法。中华文明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世界上有数以亿计像你我这样的人,我们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是中华文化记忆的承载者。那么,什么是中国?中国是由“我们”这些中国人创造出来的。感谢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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