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就得灭文化从业者的“心中贼”

在国际比较中来看懂中国和世界，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维为看世界》。

这场疫情防控，中国人民展示出来的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感动了无数中国人和外国人。我们再一次发现一旦国难当头，中国人“众志成城，共赴国难”的价值观早已内化在我们血液中。我们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其它国家的情况大都是：一方有难，没有八方，甚至八方来抢劫。中国人在这次疫情防控中还展示了权利与责任平衡的文化传统，我们今天突然发现这种平衡本质上是一种真正的现代精神。西方社会个人权利至上的文化，只讲权利，不讲责任的文化，那将无法适应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这次疫情防控西方做得那么差和这种文化有关。

中国文化要走出去，首先中国的文化工作者，精神上要站立起来，要强健起来。中国先哲王阳明说过“灭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要破中国文化工作者的“心中贼”。这么多年来西方话语对中国人文社科各个领域的渗透非常之深，导致中国迅速崛起这么一个精彩故事往往讲不好。我想只有破了“心中贼”，我们才能讲好中国文化故事，讲好中国的其它故事，中国文化才能更好地走出去。对于西方话语，我一直主张，要能够走进去，但进去之后，要能够走出来，从西方话语出来之后就海阔天空。如果进去之后出不来，老是在西方话语里打转转，那我只能同情你了，因为这样的话你既读不懂中国，也读不懂西方，读不懂世界。

中西方的这种文化差异，某种意义上，历史上就存在了。比方说，我们看西方美术作品对瘟疫和灾难的描绘，比方说，西班牙画家戈雅的《瘟疫医院》、挪威画家蒙克的《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都是欧洲黑死病暴发后的美术作品。这些画作具有一种悲剧的震撼力，直面个体的挣扎、绝望和死亡。中国美术史上反映瘟疫题材的作品不多，这可能和中国人的文化偏好有关。从现在看到的与瘟疫可能有一定联系的作品，如抗战时期画家蒋兆和创作的《流民图》，他直面逃难者的悲怆，但人物形象还是与西方不一样，它是扶老携幼的，它是众人紧紧相随的流亡逃散，明代画家石嵉的《流民图》，他画作中的流民背井离乡，饥不择食，衣衫褴褛，有乞丐，有民间艺人，有各种底层人物，但这些作品不渲染恐惧，不渲染死亡。这使我想起了2019年的电影《流浪地球》引起的文化讨论，那种中国人对土地、对家人、对亲人、对群体的关注和眷恋，与西方人的文化偏好迥然不同。中国人总体上拒绝颓废、失望中总孕育着希望，这大概也是中华文明得以五千年延绵不断的主要原因。

从西方历史上看，欧洲的国家在想对落后的时候也注重发掘自己文化和历史的传承，构建自己的强势文化和强势话语。比方说，德国在近代曾长期被当时的西方主流文明，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视为野蛮地区。但随着德国的崛起，近代德国采取的是一种从根子上挑战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路径，其基本特点是，他们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是物质的，我们是精神的。例如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强调精神的力量，批判英国实证主义传统。用浪漫主义、古典哲学、历史主义等武器挑战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代表的主流思想体系。德国文化界兴起了狂飙突进运动，把盎格鲁撒克逊文明视作庸俗、肤浅的物质性成就，而将德国文化自诩为更高的精神性成就。我们熟悉的德国文学家歌德（他写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诗人席勒（《欢乐颂》，贝多芬为之谱曲，成为他的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的主要部分）等等都是德国通过文化建构而形成一种文化“心胜”的代表。虽然德国过度强调特殊性也付出过惨痛代价，但德国那个时代的思想知识体系的建构，至今仍然影响德国人的集体心理，使德国知识精英对英美文化始终保持一种“心胜”。

今天中国的崛起，带来了人民的心胜，我们要平视西方，平视西方文化，甚至有一点俯视也没有关系，我们文化上心胜了，我们什么都不害怕，希望中国的人文工作者，精神上强健起来，就像我讲中国人的价值观优势，人的生命至上，而不是西方的商业价值至上；个人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而不是个人权利压倒一切。这些中国人展现出来的价值观，对于我们平视西方，推动中国文化和中国话语走向世界都是很有意义的。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舞台的中央，我们可以大有作为的。

好，今天就谈这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维为看世界》。让我们用中国话语读懂中国，读懂世界，我们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