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王新奎：与入世时相比，外部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应对？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二十周年之际，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入世与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如何评价入世对中国和全球经贸治理规则体系带来的影响？如何应对当前我国开放的外部国际环境正在发生的变化？围绕这些问题，新京报采访了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王新奎。

王新奎认为，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不懈探索改革开放之路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注入了巨大的动力。与二十年前相比，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王新奎认为，这些变化主要表现为全球经贸发展面对越来越大的全球化“再平衡”压力、越来越严峻的治理规则体系重构挑战、以及越来越紧迫的气候议程和数字革命治理规则的创新。

王新奎指出，党中央已经就应对今后一段时期内对外开放国际环境的变化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部署。那么，当前在操作层面还有哪些亟需解决的问题？王新奎指出，第一，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仍是解决“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问题。第二，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但各级政府要在短期内改变传统的开放模式还存在一系列主客观的障碍。第三，低碳技术和数字技术的新一轮创新很可能改变全球经贸治理的游戏规则，我国要未雨绸缪。

王新奎最后表示，“今天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又一次处于和当年中国入世前后一样的重大转折阶段。在这一重大转折阶段来临之际，我们需要冷静思考和坚决行动。

中国入世既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也为改革开放注入了巨大的动力

新京报：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入世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关系？

王新奎： 今年是中国入世二十周年，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入世只是一件发生在2001年11月到12月之际的孤立事件。我们必须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来回顾和评价中国为什么要加入世贸组织以及这一事件对我国和世界带来的重大影响。我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既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注入了巨大的动力。中国加入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努力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前后持续了近20年。1982年我国成为世贸组织前身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观察员、1984年成为关贸总协定特别观察员。1986年我国正式向关贸总协定提交了复关申请，开始与各成员方就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进行谈判。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我国从加入GATT的复关谈判转为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为加入全球多边贸易体系而努力的20年，正是国内经济体制从集中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20年，经济发展模式从“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封闭模式向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的开放模式转型的20年，也是经济全球化在价值链革命的推动下突飞猛进的20年。

现在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是以非市场经济国家身份与WTO各成员方展开加入谈判的。因此，中国在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方面能否取得重大突破就成为贯穿入世谈判全过程的焦点。现在回忆起来，我本人亲身经历的与入世有关的重大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有：

汇率制度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我国先后经历了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实行双重汇率制，到1995年实行汇率并轨并建立统一的银行间交易外汇市场的艰苦探索。在2001年入世以后的过渡期内，我国实行了以结售汇制为基础的贸易项下人民币可兑换，最终建立了有效的汇率制度，兑现了我国的入世承诺。

外贸经营制度改革。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苏联式的外贸国家统制制度。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先后经历了专业外贸公司经营承保责任制、工贸结合、实业化集团化改革等探索，最后在2001年入世以后的过渡期内，取消了企业外贸经营权审批，彻底消除了外贸国家统制制度的最后痕迹。

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方向。1990年我国宣布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商品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上海浦东新区大力推进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在内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综合试验。在2001年中国入世后的过渡期内，以修改外资三法为标志，我国满足了世界贸易组织对要素市场开放的要求。

我在中国入世过程中参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亲身经历证明，中国入世作为一种外部因素，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艰巨努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推动力。由入世进程推动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又为我国抓住这一轮经济圈全球化高潮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伴随中国入世进程，中国经济长达30年的超高速增长不但为全球经济注入了新的增长活力，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融入全球化实现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实践范式。

“全球供应链开始收缩、全球经贸规则重构、气候议程与贸易挂钩”

新京报：与中国入世时相比，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国际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新奎：据我的长期观察，当前我国对外开放的外部国际

环境正在发生以下的变化：

首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全球价值革命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高潮已进入停摆阶段，全球供应链也开始出现收缩的趋势。催生我国对外开放国际环境这一变化的原因有市场本身的因素、地缘政治的因素，也有突发事件冲击的因素。从市场因素看，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日趋严格和规范，全球性跨国企业在我国快速扩张的阶段已经一去不复返，部分全球供应链企业迁离我国将不可避免。从地缘政治因素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加紧推进印太战略，在各种单边贸易投资政策的作用下，跨国公司在印太区域的生产布局也会做一定的调整。从特发性事件冲击因素看，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暴发后，世界各国纷纷按行业进行评估，采取各种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措施保证供应链的安全和弹性。当前，全球供应链和生产布局调整的总体趋势是区域化、近岸化、本土化，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成品生产中心，是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很可能成为全球供应链和生产布局调整压力的主要承受者，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其次，当前全球经贸规则体系进入重构阶段。在这一重构阶段，全球经贸治理面临三个方面的重大挑战。挑战一：在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对WTO多边贸易体制进行改革，使之适应本轮经济全球化高潮以后全球供应链高度专业化、信息化和服务化发展的需要。其中，涉及的主要议题包括如何通过贸易政策的协调来解决全球生产布局在不同区域间、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严重失衡的问题；在全球经贸治理规则的覆盖范围从贸易措施逐步向投资措施的情况下，如何平衡贸易自由化与投资自由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规则的约束对象从边境措施逐步向边境内措施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成员方国家让渡主权的意愿等。挑战二：数字贸易具有与传统货物或服务贸易完全不同的特征。比如，主权国家政府很难继续用传统的贸易边境统计和边境管理的手段对数据的跨境流动进行监管；巨型跨国数字平台企业自然垄断造成数字发展鸿沟以及中小企业的创新障碍；以及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间存在巨大的监管裂痕。因此，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全球数字发展鸿沟和数字监管裂痕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创制新的全球数字经贸治理规则无疑任重而道远。挑战三：在全球经贸治理规则重构过程中，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协调单边主义的倾向。这种协调单边主义以单边贸易投资措施为基础，形成“志同道合”或“可信”的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协调机制，以掌握全球经贸治理规则重构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这种协调单边主义已经出现了明显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最后，全球气候议程进入实质性实施的启动阶段，气候议程与贸易挂钩的动向日趋明显。为了对高排碳国家履行减排承诺施加压力，欧盟首先建立了碳边境调节机制，试图通过征收某种形式的“碳关税”来解决所谓的“碳泄漏”问题。特别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气候议程与贸易、投资甚至金融挂钩正在成为发达国家协调单边主义行动的方向之一。比如，近期美国和欧盟就取消特朗普政府时期因232条款双方加征的钢铝惩罚性和报复性关税发表联合声明。该联合声明指出，美国和欧盟将通过新的安排，阻止来自其他国家的助长全球产能过剩的高碳钢铝贸易，并将建立技术工作组，负责分享相关数据，并制定共同的方法来评估钢铝贸易中的内嵌排放。当前，我国正处于从高碳经济增长模式向低碳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阶段，西方发达国家把气候议程与贸易挂钩的协调单边主义做法，将对我国在实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同时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的前景构成新的不确定性。

“落实中央战略部署，在操作层面有三方面亟需解决的问题”

新京报：你认为，从宏观战略层面来看，中国将如何应对当前对外开放国际环境的变化？

王新奎：我认为必须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来审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国际环境的变化。当前党中央已经就应对今后一段时期内对外开放国际环境的变化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部署。

首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的上海进博会开幕式上明确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对加入超大型区域性贸易协定（如CPTPP）、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的构建（如DEPA）、以及推进全球气候议程等均表现出积极的姿态，以显示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信心与决心。

其次，党中央已经对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做出了全面的部署，各项政策措施正在密集的落实之中。

最后，我国已经开始积极探索与世界其它不同所有制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和平共处、公平竞争的开放新思路。最近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赋予了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明确要求浦东新区“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全面拓展”， 并“率先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体现了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的行动方向。

新京报：你认为，在落实中央应对对外开放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部署的过程中，当前在操作层面还有哪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王新奎：我认为，在落实中央应对对外开放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部署的过程中，当前在操作层面有以下三方面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一、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仍然是解决“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问题。中央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中，明确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处理好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我们应该看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探索与世界其它不同所有制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和平共处、公平竞争新思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近，我国同意在WTO多边贸易体制平台框架内讨论国有企业和政府补贴议题，并积极参与WTO服务业国内监管诸边协议的谈判，充分体现了我国推动“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全面拓展”的姿态。

第二、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我们在前一轮经济全球化高潮中形成了以出口加工为导向，以“特殊功能监管区”为载体，以特殊优惠政策为手段、以引进外资、进出口贸易额和GDP增长为考核指标的要素开放模式。这一开放模式曾对我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推动我国经济和贸易高速增长，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很显然，现在这一开放模式已不能适应我国对外开放国际大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新形势。自2013年以来，中央相继通过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提出了特殊功能监管区要“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全面拓展”的新要求。但是，各级政府要在短期内改变传统的开放模式还存在一系列主客观的障碍。实际上，中央的一系列开放新举措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实施高水平开放的紧迫性。

第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全球气候议程的实质性启动和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加速创制，一定会推动低碳技术和数字技术的新一轮创新。这种技术创新很可能对全球供应链和生产布局带来革命性影响，并改变全球经贸治理的游戏规则。对此，应该引起我国政府、企业界和学界的高度重视，并未雨绸缪，做好知识、理论和人才的储备。

总之，入世前后2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告诉我们，当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发现这种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当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与这种挑战并存的机遇；当发现机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不失时机地把挑战转化为动力，把机遇转化为实际的发展成果。因此，在当前，我们回顾中国的入世历程，不但有纪念意义，而且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