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

无论出于什么根据（甚至可能全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根据），只要我们认为自己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系，则无异于已在逻辑上给出了如下一项默认：世界应该而且必然自始至终被“某一个”法则所支配。进一步讲，这项默认还暗含着这样一系列顺延：该法则不仅支配着“世界”，也同样支配着作为世界“存在项”之

一的“精神”或“社会”。否则，“统一”的概念就不能成立。所以，几乎像是发自某种本能，古往今来的一切思想家都不自觉地一或者说是在尚没有什么根据的情况下一企图为这个世界的统一性寻找根据。于是，不约而同地，在全球各地方和各时代的所有人种中间，均无例外地产生出足以解释一切的原始宗教，其后又都以不同形式杜撰出种种探讨终极的哲学奇谈，即便是近现代的科学，也无非是在继续施行或顺从这种禀赋于人性中的天然倾向。说起来，这个定向的“人性之流”倒像是“世界必定统一”的唯一根据，因为，对于那个先验的“统一性设定”，迄今也没有任何学科能够做出令人信服的“统一证明”。况且由于科学似乎无法将“精神”和“社会”摆在实验案合上解剖分析，结果不免更把这类求证弄得无望一这大概就是最经不起推敲的神学以及最让人无从推敲的哲学在科学昌盛的今天仍然可以大行其道的原因。

由此看来，罗素的下述说法是很有一些道理的，他曾讲，哲学是介于神学和广义上的科学之间的一门学问，因为哲学所要解答的是神学和科学都无法面对的问题。不过，这样讲虽然照顾到“哲学”的特性，却不免遗失了“学问”的共性。如果剥去表层掩饰的话，则一切学问更像是人类理智的一种毛病，即它总是倾向于在小小的根据上做出大大的结论，或者说，是在永远不能穷尽的认识途中永远给出凿凿真知的断言。所以，从根本上讲，我们尽可以假设人人都是一个潜在的哲学载体，所谓“哲学家”不过是把人类的这个通病弄成了专业

病的“大病家”而已。有鉴于此，今后的哲学最好去给富有哲学素质的人类查一查这个痼疾的根源才是正事，因为，从大势上看，人类的“知识”似乎一直在挣脱“直感”而趋于缥缈，且越与“直感”相远者反而显得越与“真理”相近，以至于连当今的物理学都多少染上了

一些难以实证的玄学意味。可是人们照样相信这类虚幻的名堂，虽然过后不妨又照样要振振有词地加以驳斥而丝毫也不用觉得难为情，所以古人信神的虔诚绝不亚于今人信科学的坚定一这道理很简单：理智历来就寄托在缺乏稳固根基的东西上，由此决定了一切学问共通的性态。

不同点也许仅仅在于，哲学更像是“自闲之思”或“自在之思”，即“闲”以至无聊，“在”已如僵物，尔后问自己何以难得一“闲”、问天地何以无为而“在”。它既不像神学要去抚慰苦难的魂灵；也不像科学必须为肉体寻找安乐；更不似文学之作或艺术创造，难免受到悲喜情境的鼓动，与其视之为清静的“思态”，毋宁视之为激荡的“情态”。哲学之运思全然不与求生的实用的“必思”相关，或至少暂时不被求生的实用的压力所驱动，故此每每飘离于常规之思的守则之外。然唯因如此，其之“纯思”才不受“非思”因素的干扰。须知“求生之思”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可与“非思”相区别的东西，而是严格的汉字意义上的“动机”，或曰“强迫动势”，俨如无思想的鞭毛虫同样要借助于某种生物动势（如鞭毛运动）来求生一样。

既为“闲思”，自乃轻松之事，其难易程度应与上述生物动势驱策下的举手投足之劳无异，甚至较之更少一些“运动性阻障”才是，所以，就本书的基本思想而言，在我看来是十分简明的。不料提笔成章之际，居然煞费苦心，起初，我以为是由于体裁失当、文题不洽的缘故，或因自己笔下生涩、文采不扬所致，后来迭经易稿，几乎废于中途，终于茅塞顿开：原来某种“真理”的来由并不全出于逻辑的推导，

反而是先存了一点“明白”才需要借用逻辑推理把它铺张开来，以取信于人。运思之难，盖因为硬要将本不属于逻辑的产儿强塞进逻辑的坚壳中，削足适履之余，要么窒息了“真理的童儿”，要么撑坏了“逻辑的真理”，而舍此又没有其他办法。联想到“书越读越薄”的格言(读书人将其视为真正读懂了该书的标志)，大抵就是摈弃了那个磅礴的“逻辑外壳”，由以见其“真核”之写照。于是，一方面，对自己以及他人宣告的“真理”是否还算得真理不免私下怀疑（因为它似乎不是“理”的产物)；另一方面，对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在逻辑（以及语言)上不成立的东西便不可说的箴言一即“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一亦生疑云（因为所要说的，原先并不与逻辑相干，后来涉及逻辑，本意已不在于要“逻辑地说什么”，而是要说“逻辑本身是什么”了)。

基于上述，可以推想，哲学著作之难读一定又大于其难写，因为哲学的难度可能不在乎其超脱于常规思想之外的那种“难思”，而在乎其尚未处于那种生存动势境遇下的“难动”，即对于作者来说，他一旦能有此作，自是早已身陷其境，故觉悠然无碍，一任神游远逸；然对于读者来说，则有一个尚待置换思境的麻烦存在，骤然临之，就像立刻要叫人置换另一颗脑袋一样得不易。加之作者的思路，自有作者自身的非逻辑要素使然，其运词造句，意蕴别具他解，却常常不为作者所自知，于是，一意孤行地挥酒成章，结果无异于摆出了一副专与读者作对的架势。我每阅读他人的哲学文字即生此感触，故声明于先：倘若读来乏味，甚至不知所云，盖属正常，可借如下二法化解之一一则索性弃之于一旁，任凭作者自扰之而莫受其害；二则强忍着苦读不懈，或可渐生溽暑中嘴嚼苦瓜的清爽之感。不过，无论如何不要忘记，哲学的无用是一定的，因为哲学所谈论的东西正是你谈论它或不谈论它都不能使之发生丝毫改变的东西，也就是说，哲学的唯一意义就在于使你知道什么叫作“无意义”，或者甚至可能比这还糟也未可知。（须知一切“意义”说到底都是为了达成“无意义的存在”。即“存在”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反倒是由于“难以存在”才生出了种种“求存的意义”，如此而已，或如此而不能已。)

出于同理，我也乐得趁机打消为所著加索引的计划，本来恐怕是孤陋寡闻兼资料不济的内怯使然，现在倒有了充足的理由：一则，索引的用意主要在于避去剽窃之嫌，既然我之所思最初并非源自于逻辑启发，那么，纵使与他人的某一看法略有雷同，自信也不会闹出一模

一样的局面，据说天下连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都找不见，何至于酿成两人两思竟无以分别的怪事；二则，著述的初衷如果不是为了探究和阐释他人的学说，则援引的目的自是希冀将读者的思路从前人的逻辑中导入独创的逻辑上来，仅此已经累煞了读者，倘或再以繁琐的引据不停地打断一气研修的专心，自以为有些对不住读者；三则，大凡沉于哲思者，诚然一定自知其所思，却未必了然何以会有此思的缘由，君不见，古今中外，总是那些后来人评头品足，给前辈们不容置辩地安顿下一个个褒贬参半的历史地位？我作为不肖的后来人，自然也有这个优势，不过断不敢那么自豪，窃想褒尚无妨，贬之则像是背地里揭人家的短尾巴，揭就揭了，还要标个鲜明，仿佛若不顺势摸见尾巴骨便不肯甘休似的，此念一闪，正好罢手。其他要说的，尽在拙著中了。

王东岳

1995年3月于户县草堂啸吟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