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精制版96】马丁·杰：《现代的正当性》 ｜“上帝死后怎样”：文明的世俗化

一共是100集英文，100集中文，100集翻译节目。

每周更新一集中文精制，一集英语原声，一集英文翻译，已经买过的就可以永久收听。

中文文稿

如果用极简单的方式讨论前现代社会中西方文明的差别，“宗教”大概是最好切入点之一。欧洲人跟基督教羁绊了上千年，每一个时代都有最杰出的思想家上穷碧落下黄泉般探索与神性有关的终极问题。在漫长的前现代时期，“神”处在西方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围绕着“神”的权威，人们发展出了一整套解释世界的答案和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但后来，众所周知，这个旧体系崩塌了。现代文明填补了旧体系崩塌之后的传统和信仰真空，而这个新文明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世俗化”。它不再奉上帝为生命意义的来源和道德圭臬；神的终极君权在世俗政治中也无一席之地、直到世界的尽头。用尼采的那句名言概括，就是“上帝已死”。

许多人为此欢欣鼓舞，欢庆人类“走出了中世纪”。我们以为自己戒断了对绝对权威的迷信，变得成熟，变得“进步”。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尤其感到满足：当神被拉下神坛，他们取而代之，成为了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权威。

然而，也有人对现代文明的独特性抱有怀疑，提醒我们注意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的潜在继承关系，而不是它所自称的那种清清白白的断绝。这些思想家在贴了“现代性”标志的政治思想中看到了基督教时代神权政治的各种影子，认为现代社会的许多观念无非是前现代思想的“世俗化”翻版。

由此，他们展开了一场关于现代文明的“正当性”的讨论。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德国哲学家汉斯-布鲁门贝格就为这场讨论贡献了一部重量级的哲学巨著：《现代的正当性》。这不是一本轻松的读物。它没有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也不做广场宣教式的未来规划，只是极其严肃而诚恳地问了一些有关“上帝死后怎样”的问题——比起前现代来，我们真的“现代”了吗？

现代的我们，还需不需要神话和隐喻？如果好奇心永远无法带领人类找到那些终极问题的答案，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追问下去，还能不能乐观地面向未来？

一，哲学家布鲁门贝格：一个“局外人”

大家好，我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荣休教授马丁-杰。我感兴趣的领域是思想史、批判理论和视觉文化。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德国哲学家汉斯-布鲁门贝格出版于1966年的著作《现代的正当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后，我曾应《历史与理论》杂志之邀写一篇书评。当时美国的英语学界对布鲁门贝格几乎一无所知，我之前也没读过他这本书，也不知道这本书所处理的问题的意义是什么。

第一次读这本书就感到很难读。它不是用非常直白简单的方式写成的，行文密实，潜文本很多。更关键的是，汉斯·布鲁门贝格的思想极其复杂，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反直觉的，他还赋予了“观念史”以戏剧性的强力，这种能力很不寻常。这本书的内容太丰富了，每次重读都能读出新的东西，然后意识到第一次读的时候的理解有多肤浅。

布鲁门贝格1920年出生，在纳粹德国长大。他算是有一半犹太血统，因为他母亲是有犹太背景的，尽管后来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母亲退出了犹太教，但因为他的犹太血统，布鲁门贝格在纳粹当权的最后两年，也就是1944年和1945年间，经历了不少磨难。他不得不辍学，在一个劳改营里服役。​

因为这些经历，布鲁门贝格在看待纳粹、德国以及西方文化时总是抱有存在主义的视角。但比起很多其他犹太人，布鲁门贝格算是很幸运的，他没有在战争中遭受毁灭性的迫害，后来还有机会师从海德格尔的弟子克雷默，在汉堡大学继续被战争延迟的学业，最后拿到了学位。他还曾在天主教神学院学习过一段时间，在神学方面下过大功夫。

布鲁门贝格花了一段时间才在学界崭露头角。二战后，很多同时期的哲学家都在讨论纳粹历史，以及反思德国思想界对纳粹的推波助澜作用。但布鲁门贝格并没有像他们这样。在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他基本上是置身事外的。最终，布鲁门贝格在明斯特找到了一份教职，那是一个相当偏远的地方院校。他在那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并在1996年去世。

布鲁门贝格与一些现象学的学者有过学术往来，也和当时旗帜性的左派知识分子，比如阿多诺等有交集，但他从来都不是个公共知识分子，也不隶属于任何哲学流派。而从学科分类上来说，他同样像是一个“局外人”：他既不是纯粹的哲学家，也不是纯粹的思想史学者或是文学研究学者。

布鲁门贝格最早是在观念史的领域产生影响。但他的路数和当时的学界主流多少有些相悖，因为他研究的其实不是哲学概念，而是“喻”（metaphors）。他早年写过一系列特别精彩的关于隐喻的论著，比如，光作为真理的隐喻、以及后来作为知识的泛指。他写过一本书叫做《隐喻类比的范式》，也是最近才被翻译成英文。布鲁门贝格当年还曾和另外一群在康斯坦茨附近的学者共同研究“诗学与阐释学”，他们创建了一本同名期刊和研究项目。

在学理方面，尽管布鲁门贝格对现代社会的“世俗化”问题有诸多反思，也非常关注现代世俗社会对宗教社会的诸多方面的精神继承，却不属于那种反对现代文明、对前现代社会抱有怀恋的“遗老”知识分子。而与此同时，你也很难说他是现代文明的拥护者、甚至所谓的“启蒙思想家”。他对现代文明的态度是相当暧昧的。

我认为布鲁门贝格思想的复杂性、难以概括的特质正是他会对思想界有长久吸引力的原因。你无法把他的思想简化成一两句流行用语，你很难参透他，所以也就很难把他绕过去。总而言之，他是一个等待被发现的人，一个拒绝被限制在任何固有门类、或被贴上任何类型化标签的人，一个无法被概括复述的人。

二，现代的“正当性”问题

六十年代中期，一批德国学者开始关注现代社会的“世俗化”议题。所谓的世俗化，是相对于中世界神学和西方社会的基督教传统而言的，是指宗教力量在现代社会中的全面降级和隐退。

长久以来，基督教一直是很多西方社会的核心存在，通过政教合一的体制和宗教化的文化传统，无所不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步入现代社会以后，宗教逐渐从统摄性的地位上跌落，退缩到一个相对独立的、缩小的专门领域，整个社会的宗教色彩也随之淡化、减弱。简而言之，世俗化的过程，就是宗教在现代文明中失去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威的过程。

布鲁门贝格的学术研究，就是在回顾和讨论“世俗化”的思想潮流中展开的。

世俗化的现代文明其实继承了很多中世纪基督教的思想，但褫夺了基督教的超越性和它的神圣权威，也不再承认这个思想传统是从哪儿继承来的。这就好比是你翻唱了一首歌，但却不告诉别人原作曲家是谁。

而要讨论“现代”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则首先必须问一个关于“合法性”本身的问题：一个时代需不需要被合法化、以及是否可以被合法化——这本身就很值得探讨。

判断某个事物是否正当、是否合法，是看它的受众是不是认可它的存在。比如，所谓的合法子女是指具有继承权的子女。而一个具有正当性的法律，则是指它由具有权威的立法者颁布、而颁布之后民众们也愿意遵守这个法律。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权威不等同于权力，有权力未必有权威，而权威也未必倚仗权力。

在现代社会之前，我们不曾在任何一个时代去问这个问题、去质疑那个时代有没有合法性。“合法性”的问题、以及我们问这个问题时所感到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似乎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实质其实是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关系问题。一个显而易见而且被广泛接受的答案是“世俗化”。就是说，从前现代到现代，社会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其结果是一个宗教性的文明被一个世俗性的文明置换掉了。但布鲁门贝却认为历史没有这么简单。他并不觉得前现代与现代之间是后者覆盖前者、置换前者的关系。

现代文明本身就非常有文化厚度、而且文化密度很高，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是薄薄的一层。比如流行音乐，它不是直接加盖在中世纪基督教音乐传统上面的，过去的音乐历史并未因此被覆盖掉。所以，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关系没有那么简单。

布鲁门贝格认为，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都面临着一些自古就有、并且在大部分社会形态中都一直存在的问题，比如，社会权力来自哪里，文化权威如何产生，我们该如何设计社会架构以保证最大的公平、以实现最广泛的“善”？然后还有最根本的问题：宇宙间存在一个掌控一切的仁慈的上帝吗？世界的终点，是被承诺的拯救，还是无尽的堕落，抑或是我们永远无法确定的不确定？

最后这几个终极性的问题，“诺斯替主义”的学者们大概在两千多年前就曾经讨论过。诺斯替学派在思想上的宿敌基督教，更是在接下来的一两千年之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无以复加的深入辩证。而作为现代思想家的布鲁门贝格，他所关注的依然是同一套问题。

布鲁门贝格的这些问题，以前的诺斯替学派都曾经问过，他从他们那得到了很多启发。基督教与诺斯替主义在世界观上有一些重大的前提性区别。首先是有关“创世”的问题。这世界是邪恶堕落的、由邪恶的造物主创造的，还是由有“理”的、有仁慈的上帝创造的？​

诺斯替学派的创世说中存在一个邪恶的造物主，他是类似上帝的存在。这种观念曾在基督教世界中引起过很大恐慌。在基督教和更早的犹太教的教义中，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而上帝本身的定义，就是善，是理性、智慧和完美。

另一个是有关邪恶的问题，如何解释邪恶的存在。诺斯替学派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腐败的世界，到处都是邪恶。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世界会出自一位仁慈的上帝之手。在这个邪恶腐败的世界中也不存在“救赎”的可能。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毁弃并逃离这个世界，而只认真对待那个超越的世界，也就是上帝所创的世界，又或者说来世。

但基督教并不认为这个宇宙是邪恶的、腐朽的，而是具有某种深层的内在逻辑。只有我们足够努力，通过学术研究等方法，才能找到其自洽的逻辑。所以基督教徒不会像诺斯替主义者那样否认这个世界，他们接受宇宙，与之形成联系而非拒绝与宇宙产生联系。

诺斯替学派接下来关心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给邪恶找一个正当的存在的理由呢？因为只有给邪恶的存在找到一个正当的解释，我们才能去设想创造一种政体——比如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然后在这样一个政体中，让局部存在的邪恶去成就更大的“善”。这是许多理论家都做过的理论设想。比如黑格尔的学说中就有“必要之恶”的概念，这种必要的恶是为了最终催生出善。

关于如何应对邪恶、如何对世上存在的诱人堕落的“毒性”保持警惕和觉知，基督教给出过一整套道德修行的办法。可以说，在诺斯替学派提出了那些挑战性的创世观之后，基督教努力做出了回应和反击。但在布鲁门贝格看来，基督教的反击是失败的，因为在基督教教义内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有关宇宙秩序的思想传统，这两种思想传统导致基督教在面临外部挑战时会发生分裂。

第一种关于宇宙秩序的思想传统来自于多神教的希腊异教传统。另一个思想传统则强调唯一的真神上帝的绝对权力和绝对意志。在这两种思想资源的博弈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上帝权力和意志的“边界”。

在这两种论调中，存在着一个需要平衡的点。一边的论调会说，上帝是理性的。上帝创造了宇宙，这个宇宙有其自身之“理”，上帝作为宇宙的创造者，他自己也有义务依这个宇宙的法则行事。而另一边的论调则认为，上帝有做任何事的意志，他不用遵循宇宙之“理”，这个“理”反而是受其监控的。

如果按后面这种观点，那宇宙其实就没有什么恒常的法则或“理”，而是充满了可怕的偶然性、随机性。世界上也没有一位庇佑一切的神来决定我们的命运。这种观点的基本出发点其实是说，这世界并不是一个只需要简单的被凝视、被思考、被欣赏的、具有内在理性和法则的对象。它充满了意外和偶然。它任人自生自灭。

三，因为“好奇”，所以“正当”

这两种观点哪一种对呢？翻检整个人类历史，我们似乎从未达成过共识。如果我们能发自内心地相信世界存在内在秩序、仁慈的上帝照管一切、公义即便迟来但终究会来，那一切都会变得非常简单，只要凭着信仰、怀着希望生活就好。

但问题是，我们心中总会有疑虑。万一这一切都是我们自欺欺人的幻想怎么办？如果世界的终极法则不是真善美，而是弱肉强食怎么办？再细想下去，或许令人更绝望的还不是我们发现这世界的本质是冷酷无情的，发现仁义道德只是面上的装点，发现丛林法则才是世间真谛，而是我们不知道这世界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

所幸的是，布鲁门贝格给了我们一个或许会纾解绝望感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好奇心”。

我们可能永远搞不清这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能做的，基本上就是以追问目标代替追问原因，去探索世界如何运行、而不是世界为何如此运行，也不再追问世界的目的。这基本可以说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说法，它接受人类的有限性和世界的无限性，以此来应对我们当下的一无所知。这也是布鲁门贝格这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就是“释放人类的好奇心”。

在“好奇心的实验”这一部分，布鲁门贝格指出人类天生并不具有好奇心，而是文化环境允许或禁止我们产生好奇心。无论是在古代世界还是基督教世界，好奇心都被视为一种恶习。好奇杀死的不仅仅是猫。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部分原因是，在基督教时期，人们认为这个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它是要被当作一个具有内在理性的存在去看待的。所以人类要做的就是明白我们不需要去验证，不需要把世界拆解开来去看它内在的运行机制，我们只要欣赏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就够了。

其次，我们还有上帝给的教科书，有圣经经文的权威，我们要做的就是去读上帝的话，看他要我们做什么。而好奇心则会让我们误入歧途，因为一旦你产生了好奇，你就不再会去读经了，而是要出去探求世界。

基督教社会不鼓励好奇心，因为好奇心从本质上来讲或多或少带着质询的味道，带着实验性，遵循好奇心得到的答案未必就是圣经经文上告诉你的答案。这便构成了对权威的潜在威胁，也就是杰教授所说的“迷路”。

但在布鲁门贝格关于现代文明的论述中，他给了“好奇心”一个更具潜力的阐释，就是把关注点从单个的“个人”身上转移到作为物种的人类“群体”身上，并将个体的意义与群体的意义相连、甚至放在群体之中。也以此给了现代文明一种“正当性”。

“好奇心”得以释放的方式，或者说“好奇心实验”这个解释论最终会赢，是因为在人类作为一个种群、它的“跨主体”的好奇心及其所催生的科学革命中，有着每个个体，也就是每个主体的自身的救赎。

这是什么意思呢？布鲁门贝格解释说，如果一个人最终的救赎和幸福意味着仅仅是遵照圣经和上帝的指令跟律法行事，而且这是唯一重要的事，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机制。这个人一旦死了，所有的一切就都会随之结束。

但科学进步作为人类的总体事业，它是非人个人化的。在任何人死后，在任何人所谓的幸与不幸都随之终结之后，它依然存在。这是一个无止境的事业，是一个将我们所有人都吸纳进来的集体的奋斗。哪怕人类永远无法参透世界的意义，我们也至少尽了最大可能去理解世界的运行机制。

所以这是一种有限但无止境的追求。这是“跨主体”的共同追求，可以说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而不是个体的追求。这样一来，好奇心不但不会对依靠救赎而获得幸福的某个具体的个人产生伤害，反而成为了一种会鼓舞人类掌控自然、或至少探索外部世界之谜的动力。

现代文明的正当性，在某种程度上正可以来源于此。人类这种对超越个体的知识的无尽的追求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便为我们自身的存在找到了正当性。

所以，回到我们之前的那个问题，这世界到底是善还是恶？如果有上帝，他对我们到底是理性、公义和仁慈的，还是喜怒无常、依着自己的性子把人类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布鲁门贝格的答案是，“好奇心实验”这个叙事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哪怕我们得出结论，主掌世界的是个“任意型”版本的上帝而非“理性型”版本的上帝，我们也不用在这个结论上过度纠结，而是可以直接跳到下一步，去做一些“即便天地不仁，也要好自为之”的计划和努力。

如果我们把上帝理解成一个“任意型”的版本（volunteer version of God），就是说我们质疑所有归属于上帝的好品质，比如友爱，理性，以及上帝对这世界仁慈的规划。上帝有可能是一个骗子，他有可能原本就不诚实，会哄骗人、蒙蔽人。我们不知道确切答案。这件事也无从知晓。

后来，有笛卡尔那样的学者出来说，上帝不可能是骗子，神的本性中不会有虚假。但是，如果上帝有能力用他的意志去做任何事，如果无所不能的意志力是神的最最重要的特征，那他肯定也能让自己成为人类眼中的骗子。

这样一个“任意型”版本的上帝，他实际上是缺席的，是对我们隐身的、也是有点可怕的。至于说有没有“命中注定”这回事、或者我们是不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我们其实不得而知。

人类无从揣测上帝的意志；甚至连有没有上帝、上帝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都存在巨大争议。可是，这种令我们感到无所适从的不确定感反而带给了我们另一种希望、另一种选择的自由。

在人类历史上的挫折时刻，总会有人想要往回走，回去寻求那个超越性的力量，以及那个或许在久远的古代存在过的、人类与自然和神和谐共处的世界。海德格尔曾经提出恢复被遗忘的存在，洛维特认为我们可以回归对自然的禁欲理解。人类总是渴望回到我们远离的舒适世界。但其实我们是回不去的。我们所拥有的，只有现世的这个世界。

这种重复发生的想要“回到过去”的现象，很真实地反映了人类在对待与神性有关的终极问题上的有限性，我们的知识和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

上帝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而我们无法参透他的意志。这让我们害怕。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契机：既然除了自己以外无所依傍，我们便只有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让事情尽量往好的方向发展。

这世界或许充满了意外和偶然，它任人自生自灭，但人同时也有机会干预和改变世界。人和世界之间不是简单的被动关系。人怀着虔诚敬拜的心态对一个有着内在理性法则的世界凝神思考，这没问题，但同时也可以带着主动性在这世上采取行动、具备“入世”的能力。

人类有一种发问的天性。我们好像就是不能简单地接受“我们是谁”，而总是要去想，我们为什么做着我们现在做的事，世界又为什么给我们以各种各样的阻力。然后我们会想方设法找出问题的答案，哪怕这些问题是我们根本没办法回答的。

这时候，就出现了“神话”，出现了故事。这些故事是我们讲给自己听的，我们会相信一阵子，但过了一阵子以后，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故事就不再令我们满意，我们再去寻找新的“神话”、新的隐喻、新的故事和新的范式。

寻找新故事和新范式的过程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填充空白”的过程——在永恒的问题和暂时的答案之间，永远存在一个沟壑，一个等待被填充的空白。

四，问题永远会有，答案只是暂时

面对这些常问常新的问题，以宗教为社会统治和组织核心的前现代社会曾经给出过一套答案。这套答案曾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给西方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导和生活原则。但时过境迁，人们不再相信这套答案，旧体系逐渐崩塌。

这套答案后来无法再令人满意，它因无法自承其重而崩溃了，造成了一个真空。

那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我们该如何填补、又拿什么来填补这个传统和信仰的真空呢？第一种选择是“往回走”，修补旧的体系，期待回到曾经有过的和谐统一。就像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但凡在自己的时代遇到终极性的难题，总会有人提出“回到三代”的设想，希望能复归上古时代那种由圣王统治的理想状态。

但布鲁门贝格说，“回到过去”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哪怕是在原初的天真时代、在那种看似和谐统一的表象下面，也一直都有冲突。

在所谓的整体性时代，对立的思想争论也总是存在。虽然有人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无意义异化的时代，但它本质上与过往的时代没有差别。

在漫长的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曾尝试给出一套自洽圆融的答案，以此来回应所有终极之问，并给人类生活以全方位的指导。但实际上，在布鲁门贝格眼中，基督教这套神学传统其实从来没有真正“自洽圆融”过。

意志和理性之间的对立，这种包含对立的理念本身是具有腐蚀性的，会导致溃败。中世纪经历了思想认知和神学教义的大动荡，当时的人很难就同一件事达成共识，更别提不同宗教间，异教徒、犹太教徒和欧洲信仰其他宗教的教众之间的冲突了。

如果“往回走”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往前走”呢？我们能否寄希望于进步主义、甚至期待一个神学意义上的救赎性的终点呢？布鲁门贝格的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关于历史的方向性问题，布鲁门贝格的理论显然不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哲学；它不是一种元叙事，我们无法简单地用末世论或世俗化末世论来概括其方向；它也不是弥赛亚式的观念，认为历史可以被干预，在救世主或其它伟人干预历史的关键时刻，人类将获得救赎。布鲁门贝格并不认同些，他对神学感兴趣，但我并不认为他信奉特定的神学教义。

我们或许还在犹豫和思索应该走哪一条路，但历史的脚步却不会因此停下。无论愿意与否，人类已经步入了现代社会，发展出了一套与从前迥然不同的新传统。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们在当下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在一个更长时段的历史框架内理解这个新传统、以及它和旧传统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如何理解现代社会的“正当性”。

和很多鼓吹现代文明独创性的思想家相比，布鲁门贝格教授显然更关注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关联。但他并不赞同历史循环理论。他认为，与其说现代文明“世俗化”了、或是说“置换”了前现代文明，不如说它给出了另一套新的答案，“重新填补”了那个真空，以新方式回应了那些“从很早以来就开始困扰我们、现在也依然在困扰我们的老问题”。

现代文明跌跌撞撞地探索，给出了一些新答案，但这些答案可能还是暂时性的，而并非我们所谓的那种让人满意的、确定的、绝对的答案。这就意味着我们仍会继续问这些问题。事实上，保持答案的开放性是极其重要的，现代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敬佩，就是因为它的这种切近的人情味。

现代文明对现代性自身以及科学总是有绝对的信心，但布鲁门贝格提醒我们，有些问题其实永远都存在，而我们找到的答案往往都只是暂时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布鲁门贝格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大相信那种天真而乐观的进步主义理念，他不相信随着时间的推进和探索的深入我们就能一步步更接近真理、而人类的存在也就能因此更加自足和独立。他觉得这种进步主义给我们勾勒的乐观前景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不过，布鲁门贝格虽然试图打破那种天真的、简单化的乐观主义，他却也不悲观。即便人类既无法寄希望于进步主义、也无法回到一个其实并不存在的理想的过去，我们依然可以对自己有信心。

如果说真的有什么值得乐观的，那大概就是人类在试图回答这些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时候的”诚恳“态度。我们诚恳地发问，又诚恳而不假外求地探索。或许我们是在自欺欺人，或许我们根本找不到思想资源去解答这些问题，但在这个诚恳的态度里面，至少有我们的责任感。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制作播出。本期节目中文版由哈佛大学博士杜豫白、牛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许止峻联合撰稿、编译。英文版由Zachary Davis, Galen Beebe 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