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劳工部劳动统计局最新报告显示,2021年9月,美国辞职总人数达443万,辞职率高达3.0%,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而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离职员工总数已经超过2400万,被媒体称为“大辞职”。
但是,就在18个月前,美国失业率还处于80年来的最高水平,人们普遍为如何保住自己的饭碗而忧心忡忡。而如今的数据却表明,美国9月的职位空缺数量已高达1040万,尽管与8月的1060万相比已经略有下降。
对于这一颇为“诡异”的现象,各方也给出了观点迥异的解读。
数据叵测,情况看似很“诡异”
综合数据显示,在美国此次“大辞职”中,贸易、运输、公用事业,尤其零售、专业及商业服务,以及休闲和酒店行业、艺术和娱乐行业、酒店及餐饮行业情况最为严重。其中,住宿及食品服务行业员工离职率高达6.6%,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
相对而言,美国南部、西部、中西部地区离职率更高,分别达3.3%、3.1%和3.0%,而东北部地区离职率最低,仅2.2%。
有趣的是,数据同时显示,美国9月份劳动力市场岗位空缺数超过1000万个,而同期正在找工作的人仅768万。也就是说,每7名失业者面前就有多达10份就业选择在等待着他。这两个数据同样双双创下历史纪录。
事实上不仅9月,过去几个月间“大辞职”现象普遍存在且愈演愈烈,一些就业问题专家甚至认为,“大辞职”会至少持续到2022年。
而同日宣布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初步读数仅66.8,创2011年11月以来最低水平,且远低于道琼斯预期的72.5。
与此同时,消费者12个月通胀率预期高达近年来罕见的高值4.9%。该调查负责人科廷认为,通胀率不断上升,加上消费者越来越相信决策者对此束手无策,导致了这一状况的出现。
调查显示,1/4消费者生活水平因通胀而下降,约一半美国家庭预计来年在高通胀率情况下,家庭实际收入会下降。
另一些数据也给出了相似的信号:11月10日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10月份美国通胀率高达6.2%,超过平均工资4.9%的同比增速。
这意味着劳动者实际收入同比下降了1.2%,且房屋、车辆、耐用品价格上涨频率,较过去半个世纪任何时期都要高。
让人感觉“诡异”的是,在美国历史上,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通常伴随着辞职率的走低,因为人们会唯恐因丢掉饭碗而导致收入及日常生活雪上加霜。但是,这次为何情况截然不同?
解读迥异,有人欢喜有人忧
对于此次“大辞职”,一些亲民主党的经济学家认为“不要大惊小怪、危言耸听”。在他们看来,“大辞职”非但不是什么令人忧虑的事,“其实反倒是一个喜讯”,理由是“工资在大幅上涨,辞职者有更大概率获得更高薪水”。
市场研究公司DataTrek Research联合创始人拉贝,则根据自己总结的数据指出,1/5左右辞职来自专业、商业高层人士,包括CEO等,这“应被视为劳动力市场的积极信号”。
亚特兰大联储的工资增长追踪显示,9月份工资总体上较去年同期增长3.6%,而跳槽者工资平均增长4.3%,其中收入最高的25%跳槽者平均薪资增长4.9%。这些数据,似乎支持了上述“报喜”结论。
但是,如前所述,实际通胀率远高于工资增长率,同期劳动者实际收入水平是相对下降的,且“大辞职”的主体是低薪工作者,而这部分人跳槽后收入增加率反倒是最低的。
另一些更为激进的学者,如被拥趸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非洲裔生活学者”的杜波依斯,则欢呼“大辞职”是“劳动者的觉醒”。在他们看来,美国劳动者、尤其低薪劳动者之所以踊跃辞职,是因为“终于觉醒,不再满足于低薪低福利高强度的工作,而更踊跃投身到争取自由、平等和应有待遇的斗争中去”,这“绝对是一个堪与当年黑奴解放运动相媲美的好消息和伟大信号”。
而亲共和党的经济学家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拜登政府动辄数万亿美元的“大灌水”和持续宽松的美联储政策不但推高了通胀率,而且导致大批美国人、尤其低收入美国人宁愿待在家里“吃救济”“吃福利”,也不愿为一份“横竖赶不上涨价的低薪”跑出来“累死累活”。
有保守派传媒机构10月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就称,拜登政府的“大派糖”让大量“不缺胳膊不缺腿”的男性适龄劳动力宁愿当“家里蹲”或“家庭妇男”也不愿出来受累。这份报告称,这类男性适龄劳动力中,多达3/4的受访者表示“宁可宅着”,而积极想找一份新工作的受访者比例仅12%。
美国联合经济委员会中的共和党人,于日前提交了一份名为《重新连接美国人与工作间利益》的报告,也明确指责“联邦政府过多的福利,让身体健全的劳动力宁可远离就业市场”。
在他们看来,“大辞职”当然不是什么好事——已将美国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大堵港”“大积压”,不就是因为码头、堆场、仓库和车队里缺人干活吗?而拜登政府和雇主想通过加薪、加福利和鼓励工会介入来缓解危机,则不啻扬汤止沸。因为,正是这些因素吊高了劳动者的胃口,才让他们宁可“家里蹲”也不愿将自己的劳力“贱卖”。
无论喜忧,终究都是个问题
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之外,一些较为公允的研究者则认为,美国出现“大辞职”的原因是复杂的,简单说“喜”或“忧”,仿佛非此即彼,非常不客观。
在9月举行的达拉斯地区商会上,全美劳动力解决方案公司代表曾经指出,最新调查显示,多达55%的考虑辞职者将“缺乏灵活性”作为其考虑离职的首要原因。
来自人力资源公司的分析则认为,疫情和“互联网时代”的综合作用下,越来越多劳动者不愿意继续“朝九晚五”地坐班。疫情仍然肆虐、社会却已“重启”的大背景下,则更是如此。正是这一微妙原因,导致就业市场“暖风荡漾”、通胀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却出现“违反常理”的“大辞职”现象。
许多观察家指出,同一个现象、同一组数据,却出现“报喜”“报忧”两种针锋相对的解读,关键是“屁股”而非“头脑”在思考,即在党争背景下立场分明的各自表述。
而随着新闻“即时效应”的冷却,双方的表述其实正在悄然却迅速地靠拢:“报忧派”承认“情况未必那么糟”,而“报喜派”的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联邦劳工部长沃尔什和众院议长佩洛西也承认,“这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不论“报喜派”或“报忧派”,更多经济学家担心的是,“大辞职”一旦持续较长时间,导致雇主也终于像雇员们那样“改变习惯”,问题就会变得“不可逆”——
比如,一旦焦头烂额的码头和仓储雇主终于受不了雇员的挑剔、工会的霸道,决定咬牙押宝给“自动化”“无人化”,将来即便雇员、工会改变心意,也注定难以寻回就此流失的工作机会。
因为,耗费巨大资金、非资金代价建立的“无人工作场景”,是不会因“有人”的反悔而立即报废拆掉的。
此次“大辞职”持续所可能造成的这种“不可逆后遗症”,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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