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阿育王在佛教兴起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亚历山大征服印度的梦想没有实现。公元前325年左右，中印度摩揭陀的旃陀罗笈多（Candragupta）揭竿而起，展开了驱逐希腊入侵者的事业，甚至一度从希腊人手中夺回了犍陀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塔克西拉一直在旃陀罗笈多开创的孔雀王朝统治之下。旃陀罗笈多继承者是其子宾头娑罗（Bindusara）。宾头娑罗继承了父亲的扩张政策，希腊文献称之为“阿利特罗卡得斯”（杀敌者）。宾头娑罗王统治时期，任命自己的儿子阿输迦（Asoka）——即佛教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阿育王——担任新征服的呾叉始罗（塔克西拉）地区的总督。阿育王发家的地方，正是犍陀罗地区。宾头娑罗王去世后，阿育王从呾叉始罗回师争夺王位，击败其兄，于公元前270年登上王位。
尽管阿育王在佛教发展史上举足轻重，且汉文文献对他的事迹多有描述，甚至中国的君主如隋文帝都将其作为自己施政的楷模，但实际上一直到19世纪末，学界仍不确定他是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中国西行求法的高僧，比如法显、玄奘等人在旅行记中留下了众多有关阿育王遗迹的记载，甚至详细描述见到的阿育王柱的位置和形制。但直到1837年，借助汉文文献等资料的帮助，詹姆斯·普林塞普（James Prinsep）才最终解读了阿育王法敕的碑铭，确定了这些阿育王柱是阿育王所为。此后，康宁汉、埃米尔·塞纳尔特等人跟进研究阿育王与佛教的关系，最终大家认识到，阿育王不是佛教文献杜撰出来的一个人物，而是真实存在的。
现在众所周知的知识，其实是学者们艰辛挖掘出来的已经遗失的历史信息。阿育王在佛教发展中的重要性，大家已经熟知。阿育王颁布的法敕，包括摩崖法敕和石柱法敕，同时具有政治和宗教功能。装饰着狮子、象、牛、马等动物形象的阿育王柱，广泛分布于孟加拉国、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区域。这些石柱，一方面是阿育王宣扬佛法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是彰显其佛教转轮王形象的平台。关于阿育王柱和转轮王的关系，玄奘记载得非常清楚。在室罗伐悉底国（也就是舍卫舍婆提），他写道，在城南五里的地方，就是胜军王君臣施舍修建的祇陀园，那里寺院已经颓灭，但是石柱还在，“举高七丈，育王标识”。所谓“育王标识”，就是说，这些阿育王柱是阿育王王权的标志，是佛教转轮王的特征。阿育王柱作为一种宣扬佛教王权的纪念碑性质的建筑，被后来的贵霜帝国所继承。在犍陀罗浮雕中，经常能看到阿育王柱的形象，阿育王柱还与礼敬窣堵波联系在一起。不过，这种建筑模式并没有在中国形成连绵不断的传统。

（图1：阿育王柱）
阿育王的形象，在犍陀罗浮雕中通常以佛传故事的角色出现。在施土因缘的浮雕中，阿育王的前世，一个小儿施舍泥土给佛陀，佛陀预了这个小儿将在未来做转轮王。
阿育王统治期间，希腊势力暂时向巴克特里亚地区退缩——要等到孔雀王朝崩溃后才再次卷土重来，占领犍陀罗和旁遮普等地区，但西北印度仍然居住着大量的希腊后裔。阿富汗发现的阿育王法敕，用希腊文撰写，文法准确，使用高度成熟的哲学词汇。法敕内容提到希腊居民皈依佛教的情形。这些都显示，在阿育王统治时期，佛教在西北印度与希腊文化发生了深刻的融合，进而发展出新的思想、神祇和艺术形式。

（图2：阿育王法敕，阿富汗国家博物馆。阿育王法敕是公元前258年阿育王发布的敕令，出土于阿富汗坎大哈，对象包括当地的希腊居民，双语。）
阿育王时期，孔雀王朝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之间交流非常频繁。比如阿育王的儿子患病，就是来自犍陀罗的巴克特里亚医生治好的。对于佛教而言，最重要的是，阿育王凭借国家的力量，开始帮助佛教向外传教，进而使佛教从一个恒河流域的地方信仰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阿育王派遣传教团的地方中，犍陀罗和巴克特里亚都成为重点。根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载，公元前253年，阿育王派遣末阐提（Majjhantika）带领僧团到迦湿弥罗和犍陀罗传教，传教重点是说一切有部的教义，依十诵律；另外，派遣摩诃勒弃多（Maharakkhit）到臾那世界（希腊人居住区）传教。他们带去的新宗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犍陀罗地区，当地的龙族人纷纷皈依。摩诃勒弃多传教的地区，一次就有17万人放弃本来的祆教信仰而皈依佛教，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甚至驱逐祆教转而扶持佛教。
其实在阿育王派出官方传教团之前，希腊人已经大量信仰佛教，桑奇的碑文中就有希腊供养者。阿育王派遣的传教使团，其中就有希腊人昙无德（Dhammarakkhita）。在阿育王的推动下，佛教在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应该获得了更好的发展。塔克西拉的法王塔（Dharmarajika stupa）最早修建的时间就是阿育王时期。塔克西拉地区的锡尔卡普（Sirkap）遗址，很多佛教遗迹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

（图3：锡尔卡普的寺庙遗址）
锡尔卡普古城最早在公元前2世纪由德米特里一世修建，1世纪重建。古城分为上下两城。下城南北长600多米，东西宽200多米，石砌城墙厚达五六米。城内街道设计得很有规则，将城市分为26个街区，正中是宽八九米的大街。大街两侧分布着店铺、庙宇。锡尔卡普的双头鹰庙，很能说明希腊文化和佛教信仰的融合。这是一座佛教窣堵波，但建筑样式却是希腊式的。中间为台阶，台阶两边的基坛上各有三个壁龛。壁龛两侧是希腊样式的科林斯柱，壁龛里雕刻着双头鹰。
“千城之国”巴克特里亚对犍陀罗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佛教传入之后，佛教艺术在巴克特里亚地区有很大的发展。巴克特里亚地区的铁尔梅兹（Termez）、达尔弗津—捷佩等佛教中心，出土了众多犍陀罗艺术精品。这些雕塑内容展现的不仅仅是信仰世界的内容，也反映了当时当地的日常生活情形。铁尔梅兹在汉文文献中通常被称为“呾蜜”，直到玄奘西行，这里仍有佛教寺院十余所，僧徒千余人。
贵霜帝国时期，巴克特里亚始终是贵霜最重要的统治区域之一，而且很可能贵霜王朝实际上就是大夏人复国所建。由于贵霜王朝持续弘扬佛教，佛教的地位在巴克特里亚更加巩固，并与当地文化传统相融合。巴克特里亚出土了大量的大型佛教雕塑，深具犍陀罗风格。内容上，巴克特里亚佛教遗址出土了佛教早期历史中的提婆达多（Devadatta）的造像，或许说明这一教派在当地还有流传。

（图4：双头鹰庙）
希腊人在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修建希腊人城镇，作为统治的中心，促成了这些地区城市化的发展，诞生了一批保存丰富希腊文化元素的城市遗址。最为大家熟知的，有犍陀罗地的布色羯逻伐底（Puṣkalāvatī，意为“莲花城”）和塔克西拉的锡尔卡普。锡尔卡普经过发掘，呈现出的样子完全是依照希腊“希波达玛式”（Hippodamian）修建的城市，整个城市是棋盘状的形态，既是文明中心，又是军事重镇。重要的港口城市婆卢羯车（Barygaza）也是重要的希腊人聚居区。一直到贵霜帝国时期，婆卢羯车都是重要的贸易港口，在丝绸之路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阿育王时代，佛教传入犍陀罗地区。在这里的希腊人很快就接受了这种提倡众生平等的宗教，并注入自己的文化元素，促成了大乘佛教思想的成熟，也促成了举世瞩目的犍陀罗佛教艺术。
佛教能够在希腊人中间引起共鸣，并得到希腊君主和臣民的支持，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佛教教义和古希腊哲学确实在内涵上具有融通之处，比如对人生理想生活的理解，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等追求身体健康和内心宁静的快乐，这和佛教的跳脱轮回、永恒寂静等想法有一致的地方；在对世界的认识上，赫拉克利特认为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之中，没有静止不动的事物，所以“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佛教的基本理论也是“无常无我”，一切都不是恒定不变的。佛教吸收希腊哲学，确立唯智主义的原则、确立破析与和合的思维方法、确立“无我”和有“业报”的根本观念。佛教哲学呈现出希腊化的面貌。
佛教在希腊—巴克特里亚及其前后的时代，做出了重要的调整。比如，大乘佛教对苦修的教义做了调整，苦修不再是必须的通往解脱的路径，而虔诚的布施和礼拜也能让信众获得功德和解脱。这一点在维摩诘信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维摩诘虽然是在家的大商人，过着富足的生活，但他一样可以成为虔诚的佛教信徒并取得修行的成果。维摩诘信仰传入中国，也成为富裕阶层和文人阶层的理想生活方式。比如唐代大诗人王维，就是字摩诘。通过这样的调整，一方面，佛教获得了包括工商业阶层的广泛支持，也契合了各民族包括希腊人的信仰需要，为佛教沿着丝绸之路更广泛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佛教也向偶像崇拜做出了妥协，改变了之前不塑造佛像的传统，来满足各民族的宗教需要。 

（图5：柱头上雕刻的佛陀坐像，集美博物馆。）
希腊人在这里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公元前128年左右，中国使者张骞来到巴克特里亚，记载这里城郭林立，商业发达，钱币上印着统治者的肖像。根据斯特拉波的记载，希腊人把先进的葡萄栽培和酿酒技术带入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