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开卷有益（上）：为什么说犍陀罗是佛教的飞翔之地？

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吗？

——犍陀罗在佛教史上的特殊地位

1、 为什么说犍陀罗是佛教的飞翔之地？为什么说研究犍陀罗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文明本身和佛教发展的历史脉络？怎么理解犍陀罗文明在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中的定位的？

首先强调的是，我以下所说，都是一些很可能“不是错觉”的感想，而且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佛教的发展脉络。以前有一本书叫《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我们并不是挑战佛教从印度传来的说法，而是试图恢复被斩断的复杂的历史支脉（甚至是主干）——这些主干或者支脉，因为各种原因在历史记忆里被不断抹去，留给我们的是一些支零破碎的信息。

我最初是出于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需要，要了解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历史。中国佛教史只能放在更大的历史脉络里，才能看得更清楚，所以肯定不能从白马寺的那几匹马说起。西方的佛教研究，在最初的阶段，他们设想了一个“纯粹的”、“原本的”佛教。在这种理念里，那个释迦牟尼最初创造的洁白无瑕的佛教，在传播中，跟不同地方的文化因素乃至“迷信”相结合，呈现出新的面貌。所以在他们眼里，佛教史是一部“退化”的历史——但是很少有学者这样描述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的基督教。所以最初的中国佛教史的研究，重点是西行求法和汉译佛典，他们希望从中找到那个“原本”佛教的信息。直到一大批优秀的汉学家出现，才开始强调在中国文明的框架内研究中国佛教。

其实，真的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佛教吗？完全不存在。佛教是一个变化的思想和信仰体系——这正是它的活力所在。就算释迦牟尼也反复强调，“无常”是普遍的规律，事物是无常的，诸法也是无常的。即便从佛教的立场看，佛教要保持活力，也要是一个常新的思想体系，秉持诸法无常的根本精神。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将佛教史描述为一种线性的、乃至退化的历史，是一种幼稚的对历史的误解。

佛教在亚洲的兴起传播，是人类历史的大事，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也是理解东亚文明根基的抓手。如果考虑到佛教在公元前4—5世纪已经作为印度教的一种异端教派开始传播，但是在释迦牟尼涅槃后的五六百年中，它没有传入中土——尽管我们有一些阿育王分舍利之类的传说。可以说，佛教产生后的传播是非常缓慢的，但是为什么突然在公元2世纪，也就是佛教诞生五六百年后，在中国迅速发展并繁荣起来？这其中关键的因素，就是犍陀罗。

贵霜帝国在公元2世纪成为中亚的庞大帝国。它的出现消除了因为政权林立导致的交流障碍，为不同文明传统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更好的环境。贵霜君主，如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和迦腻色伽（Kanishka I）等对佛教的大力提倡，使佛教在中亚和西北印度获得一次飞跃和更新，并传入中国。佛教的昌盛，也推动了犍陀罗艺术的繁荣。随着佛教传教和商业贸易的频繁，大量贵霜人进入中土，居住在洛阳等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区。史料记载，在洛阳居住的至少数百人的贵霜居民大多应是佛门弟子。

贵霜开启了佛教的一个重要时期：佛教发生了可谓根本性变化，大乘佛教开始兴起，佛像出现，阿弥陀信仰、净土观念、弥勒信仰等诸多以前佛教并不具备的元素开始出现，并为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贵霜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无可取代的角色。它在当时既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又是世界佛教中心。同时，希腊文明的特征被深深融入佛教，使佛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但包括艺术风格的变化，比如佛像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同时也包括教义的变化，比如佛陀的形象从一个人间的导师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圣领域的统治者。

如果把犍陀罗和贵霜的历史加进去，可能佛教史、中国史、乃至丝绸之路的历史，都要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信仰和思想之路，同时也是物质和商贸之路，也是各大国纵横捭阖的征服和对抗之路。如果仅仅依靠我们已知的信息描述这条路，我们知道知道它肯定不完整。比如我们读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我们根本找不到佛教、贵霜、犍陀罗的影子，我们读到最多的是粟特——这得益于近年来一些天才史学家对粟特历史倾注的精力和热情，恢复了我们之前忽略的历史信息。

2、佛教在犍陀罗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让佛教得以飞跃成为世界宗教，并传入中国。

称犍陀罗是佛教的飞翔之地一点都不夸张。中国汉魏时期接受的佛教，最大的比重可能就来自犍陀罗。佛教在犍陀罗获得了革命性的发展和再造，这些内容包括我们熟知的，比如佛像出现了、菩萨理念兴起、救世主理念加入、书写的佛经文本成型、佛传和佛本生故事的增加和再造，等等。犍陀罗形成的佛教，是一个更世界主义的思想和信仰系统，包括它的政治意识形态，更接近一种帝国意识形态。

犍陀罗文明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犍陀罗地区。其影响的范围，甚至越过葱岭进入塔里木盆地。一般而言，犍陀罗文明输出留下的痕迹，主要有两个，第一是犍陀罗的佛教艺术风格；第二是佉卢文撰写的佛教和世俗文书。真实的历史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第一尊佛像，是在犍陀罗被“发明”出来的；同时，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纸本”佛经，也是在犍陀罗被制作出来的。

从后者来说。释迦牟尼于公元前6世纪涅槃，佛陀的教义基本上是口耳相传，并没有书面的文本存在。犍陀罗地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和使用文本佛经的地区。佛经书写和犍陀罗语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贵霜帝国鼓励佛教写经和文本文学，使大量口耳相传的佛教经典书面化。这推动了犍陀罗语的发展和繁荣。犍陀罗语也成为佛教早期经典的重要书写语言。甚至可以说，佛经的原典语言是犍陀罗语，而不是梵语。比如“昙无德”、“菩萨”、“毗耶罗”、“沙门”和“浮屠”等早期汉文翻译的佛教术语，显然来自犍陀罗语。新近发现的犍陀罗语佛教文本和铭文，以及有关佛典起源和语言传承的研究，都显示早期中国佛教所接受的佛教文本，原本主要是犍陀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