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口通商对广州的影响（马权宇、许珈玮）

五口通商对广州的影响

“一口通商”时代的矛盾

在不少人心中，鸦片战争前的清朝十分封闭，不允许外国商人来华通商。可这并非历史的真相，实际上清朝只是限制的通商的地点和规模，并没有完全禁绝一切外贸行为，而是开放了广州作为唯一的贸易通道。对于许多西洋人而言，广州代表着整个中国。

在一口通商时代，广州的对外贸易是由广州十三行负责的。这十三行，可不是如字面意义上的十三家，而是清政府委托的私商统称。

拿中国的茶叶来说，首先由茶商从茶农处购买茶叶，然后再由茶商转运至广州给十三行，最后由十三行在指定地点和洋人贸易。过程多了好多本不必要的程序，也让收购成本大增。这一切的结果自然是让洋商怨声载道，吃朝廷饭的十三行赚的盆满钵满。但是，欧洲人也不是圣母，一场风暴即将袭来。

解禁后的竞争

最终，英国商人无法忍耐这种限制，悍然要求本国政府借鸦片被扣的契机出兵，用武力改变规则。《南京条约》是清朝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关税自主。按照条约，清朝除了要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向英国赔款，还必须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商人居住并设派领事。这就是所谓的“五口通商”。《南京条约》签订后，广州一口通商变为五口通商。由十三行一人独大变成五马分肥，上海等地开始崛起。但广州继续作为开放中坚享誉世界，而且至今从未关闭，独此一家。当然五口通商打破了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虽对封建制度有所冲击，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及思想。

“五口通商”对广州的影响

　　在战后时期，广州遭受了一部分外贸生意被上海夺走的困厄，因为上海更靠近茶丝产地。广州的茶叶出口额从1844年的6900万镑下降到1860年的2700万镑；而上海同期的出口额则从1100万镑上升到5300万镑。广州的生丝出口从1845年的6787担下降到1847年的1200担；同期上海的生丝出口则从6433担上涨到21176担。五口通商对广州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广州的商品出口额大幅度下降，但同时也使上海渐渐走向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