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2

在她以具体的行动表现自己的情况下，这种要求是合理的，该谴责的是男人的狂妄。但他们情有可原的是，女人故意把水搅混。像梅布尔·道奇这样的人以其女性的魅力征服劳伦斯，目的是在精神上控制他；许多女人为了以她们的成功表明她们与男人是可以媲美的，力图从性方面得到男性支持；她们脚踏两只船，既要老式的尊重，也要新式的尊敬，把赌注压在旧魔力和新权利上；可以理解，愤怒的男人要起而自卫，但他也口是心非，他要求女人光明正大地玩牌，却出于不信任和敌意，拒绝给她必不可少的王牌。事实上，他们之间的斗争并不明显，因为女人的存在本身是不透明的；她不是作为一个主体，而是作为一个矛盾地具有主体性的客体，面对男人而挺立的；她把自己既认做自我，又认做他者，这个矛盾会带来令人困惑的后果。当她同时把自己的弱点和长处都当做武器时，这不是深思熟虑的算计，她自发地在强加给她的道路中寻求得救，这是被动性的道路，同时她主动地要求自己的至高地位；也许这种方法“不是正当的”，但这是人们强加给她的矛盾处境所决定的。当男人把她看做一种自由，而她对他却是一个陷阱时，他会感到愤怒；如果他把她作为猎物，奉承她和满足她，他会对她的自主要求感到气愤；无论他做什么，他都感到被玩弄了，而她也认为自己受到伤害。

只要男人和女人互不承认是同等的人，就是说，只要女性气质如此这般延续下去，不和还要持续。哪个性别最着力于维持女性气质呢？摆脱了女性气质的女人想保持它带来的特权，而男人要求她承担其限制。蒙田说：“指责一个性别比原谅另一性别更容易。”给以谴责和赞赏是徒劳的。事实上，如果这种恶性循环很难打破，这是因为两性既是对方的又是自身的受害者；两个在各自的纯粹自由中对抗的对手之间，很容易达成协议；尤其这场斗争对双方都无益，就更是如此；但这整件事的复杂性来自这个事实：每一营垒都是其敌人的同谋；女人追逐放弃的梦想，男人追逐异化的梦想；非本真性没有抵偿，每一方指责对方屈从于方便的诱惑而带来不幸；男女互相憎恨对方的是自身的自欺和怯懦导致的明显失败。

我们已经看到，男人起先为什么奴役女人；女性的贬值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但是，它本来可以产生两性的合作；压迫可以这种倾向来解释：生存者通过异化为他压迫的另一方来自我逃避；今日，在每个特殊的人身上，这种倾向又恢复了，绝大多数人都屈服于这种倾向；丈夫在妻子身上，情人在情妇身上，寻找自己石像一样的面目；他在她身上寻找他的阳刚气、至高地位、直接现实的神话。女人说：“我的丈夫从来不去电影院。”男性不确定的见解刻写在永恒的大理石上。但他本身也是他的分身的奴隶，要树立一个始终处于危险境地的形象是多么费力啊！无论如何，这个形象建立在女人任性的自由上，必须不断地使这一形象有利于自己；男人挖空心思要显得像男人、重要和高一等；他在演戏，让别人也对他演戏；他也是咄咄逼人的、不安的；他对女人有敌意，因为他怕女人，他怕女人是因为他怕自己所混同的人物。他要花多少时间和力气去清理、升华、改变情结、谈论女人、引诱她们，害怕她们啊！在解放她们的同时也会解放他。但这正是他所害怕的。他执著地欺骗，把女人继续束缚在锁链中。

许多男人已经意识到女人在受骗。克尔恺郭尔说：“做女人多么不幸啊！然而，做女人最糟糕的不幸，说到底，是不了解这是一种不幸。”【注】长期以来，人们尽力掩盖这不幸。例如，取消了监护，给女人“保护人”，保护人具有古代监护人的权力，这是为了女人的利益。不许她工作，让她待在家里，这是让她防范自身，这是保证她的幸福。我们已经看到，人们以多么富有诗意的纱幕掩盖落在她身上的单调事务：家务、做母亲；人们送给她“女性气质”这种虚假的财富，以交换她的自由。巴尔扎克建议男人一面说服她是女王，一面把她当奴隶，出色地描绘了这种伎俩。许多男人没有这样玩世不恭，竭力说服自己，她确实享有特权。今日有些美国的社会学家认真地传授“low-class gain”，也就是“下层阶级利益”。在法国，人们也常常宣称—尽管方式不那么科学—工人很幸运不必“讲究风度”，流浪汉更是可以身穿破衣烂衫，睡在人行道上，这种乐趣对德·博蒙伯爵和那些可怜的温德尔家族【注】的人是被禁止的。就像那些愉快地挠着虱子咬过的地方的无忧无虑的穷人，就像那些在鞭子抽打下嬉笑着的快乐的黑人，就像那些嘴唇挂着微笑把他们饿死的孩子埋掉的苏塞【注】的阿拉伯人，女人享受着这无可比拟的特权：没有责任感。她没有痛苦，没有负担，没有烦恼，明显地拥有“最好的份额”。令人困惑的是，多少世纪以来，在多少国家中，那些拥有最好份额的人总是以执著的奸诈—也许与原罪有关—对他们的施恩者喊道：太多了！得到你的那一份我就会满足了！但是，慷慨的资本家、宽厚的殖民者、傲慢的男人坚持说：拿着最好的份额吧，拿着！

事实是男人在他们的伴侣身上遇到的合作，多于压迫者在被压迫者身上一般得到的合作；他们自欺地允许自己这样行动，宣称她愿意接受他们强加给她的命运。我们已经看到，事实上，她的全部教育都趋于阻挡她走反抗和冒险的道路；整个社会—从她可敬的父母开始—赞美爱情、忠贞、奉献的崇高价值，并向她隐瞒无论情人、丈夫和孩子都不准备忍受的讨厌家务，欺骗了她。她愉快地接受了这些谎言，因为它们促使她走便捷的斜坡，这是人们对她犯下的最恶毒的罪行。从她童年起，整个一生，人们让她把这种诱惑一切为自己的自由焦虑的生存者的服从当做她的使命，宠溺她，腐蚀她；如果有人让孩子整天玩乐，不给他机会学习，不向他指出学习的用处，促使孩子变得懒惰，待他成年，就不会告诉他，他已经选择了做无能和无知的人，人们就是这样抚养女人，从来也不教导她亲自承担生存的必要性；她便随波逐流，依靠保护、爱情、援助、他人的领导；她让自己受到迷惑，希望能够什么事也不做，便实现自己的存在。她向诱惑让步是做错了，但男人不配指责她，因为是他诱惑她这样做的。当他们之间产生冲突时，每个人都把对方看做要为这种处境负责；她会指责他制造了这种处境：没有教会我推理和谋生……他会指责她接受了这种处境：你一无所知，你没有能耐……两性都采取攻势，为自己辩护，但是这一方的错误并没有使另一方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