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打击培训班时，美国父母正疯狂鸡娃

我那九岁的孩子最近开心到要作死，因为很多辅导班都停了。

为了坚决维护自己不上课外辅导班的权利，他甚至迅速记住了政府的新政策。

对，就是“双减”，他能清楚的告诉我们“双减”到底是啥：旨在减少义务教育阶段孩子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儿子的意思很明显，我们要再想办法让他参加课外辅导，往小处说是明知故犯，增加孩子负担，让他不快乐；往大处说，是违反国家政策，残害祖国花朵。论罪当诛。

然而，就在此时，曾经一直被外界认为提倡“快乐教育”的美国，也在发生一场变化——美国父母变得越来越“鸡娃”，他们争先恐后把孩子送进辅导班。

甚至，连一些地方政策，都不得不为课外辅导班做出改变。

课外辅导班，也成为美国增长很快的一个行业，辅导班老师的收入，甚至比投行从业者还要高。

这可能是让很多人吃惊的一个现实——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补课大国”。

帕万·丁格拉是美国顶级私立文理学院阿默斯特学院教授，专注社会学和美国问题研究。过去八年来，他一直在跟踪研究美国的课外培训班现象，还就此写了一本书：《超级教育：为什么好学校、好成绩和好行为还不够》。

他发现，美国很多相对富裕的家长，正变得越来越忙。每当孩子放学后，他们就会开车送他们去参加各种培训班。

除了足球、钢琴等才艺培训外，他们去的更多的是文化课补习。

这些孩子上的原本就是很好的学校，在学校里，通常也有着不错表现。然而，他们在放学后，依然要接受培训班老师或者私人辅导老师的长期辅导。

在撰写“超级教育”一书时，他采访了100多个美国家庭，有传统就比较重视教育的亚裔家庭，也有很多白人家庭。“他们的孩子往往都会在课后，上辅导班，或者参加某些学科竞赛。”帕万说，“当然，也有家庭两者都会参加。”

而且，他们还不是因为学习成绩差才去补课的。这些孩子，几乎都在教学质量优异、学生成绩较高的学校就读——大概相当于我们这边的名校或者重点学校。

家长送孩子参加这种培训班，当然不会是让孩子寻找快乐；他们就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成绩。

很多中国人都熟悉一个华裔面孔：耶鲁大学教授蔡美儿。她因对女儿的严厉教育而在中美两国都很出名，人们还叫她“虎妈”。

“虎妈”的身份和名气，常让人意识到华裔群体对教育的过度重视。但同样，它也常令人忽视另一个现实——她的丈夫，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白人。而他，也是笃信这套理念的。

他们的大女儿蔡思慧就曾回忆说，有一次，她在考试中取得了一个极高的成绩，母亲蔡美儿高兴地向她祝贺。这时候，父亲却质问她：“你为什么还错了两题？”。

在美国，很多白人家庭其实也很重视成绩，他们将孩子的成绩与家庭教育联系起来，认为孩子能考上资优班，代表着自己的教育成就。

外界一度认为，“虎妈”式教育一定会给孩子造成严重心灵伤害，但以庸俗的成功学视角来看，并非如此——至少，“虎妈”家的孩子不是这样：“虎妈”大女儿蔡思慧2015年从哈佛毕业，获得哲学和梵文双学位，2018年从耶鲁法学院毕业，现在在大法官办公室工作，并计划成为陆军检察官；小女儿蔡思聪现年23岁，2018年从哈佛毕业，获得艺术史学位，目前在纽约某公司任分析师。

更重要的是，两个孩子始终坚持捍卫父母的教育风格，蔡思慧曾在一段视频中说：“我妈妈让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我的父母对我寄予了厚望，并相信我有能力完成，这让我更为自信。”

而且，这种教育模式，在美国也并非只有“虎妈”家在进行。

在纽约，为了让自己三岁的孩子挤入该市的“资优”项目(Gifted and Talented)，许多家长会让还没摘纸尿裤的娃上动辄几千美元的训练营。

“资优”项目俗称天才班，被选中的孩子可以优先进入纽约专门为这类学生服务的学校或班级，教学进度也比常规班快。

有问卷调查发现，较多白人家庭将孩子的成绩与家庭教育联系起来，认为孩子能考上资优班，代表着自己的教育成就。

听起来有些违和，但帕万确实说出了“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这句话。这和中国人曾说的，“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异曲同工。

Kumon，日本一家专注课外辅导的公司，1974年，他们就把分校开到了美国，并且迅速扩张。其目标人群是从三岁开始的儿童。他们教这些小孩如何识别字母、数字、图案和形状。“我甚至看到在Kumon中心，有一个穿着尿布的孩子。”帕万说。

越来越多来自不同背景的家庭也正把孩子送进辅导中心。帕万曾试图搞清楚这样的家庭数量有多少，却没有成功。但他相信，这个数字正在持续增长，而且，这不断增长的家庭，在孩子课外辅导上投入的金钱也越来越多。

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教育资源的竞争，正变得越来越激烈。

20世纪70年代，无论是否有大学学位，人们的收入差距都不大。因此这是“宽容养育”的黄金时代，也有人称之为“散养时代”。家长觉得，花18年时间一直唠叨孩子学习在经济上效益不大。

我们对美国“快乐教育”的认识和想象，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这个时代的影响。

据调查数据，1980年，大学毕业生平均薪资比高中毕业生高出约30％左右。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不平等现象加剧，大学生与高中生的收入差距扩大到70%。

相比之下，获得大学文凭的难度并没有降低，1980年至2005年间，大学毕业生的相对供给量平均每年仅增长2％。这就意味着把孩子送进大学，是一件虽然艰难但值得的投资。
帕万曾问一位美国母亲，为何费尽心思逼着孩子上培训班？

“因为它有效，”这位五年级学生的母亲说，“看起来公立学校的数学课程并没有提高她的数学能力。所以，我们继续这样做（让他参加辅导班）。”

不止美国，很多西方国家都有这种趋势。

在荷兰、西班牙、加拿大和英国等国家的多子女家庭里，光是处理孩子上这个班那个班的接送，就成了一项需要精细化管理的作业：一三五爸爸负责送男孩去踢足球，妈妈负责送女孩去游泳，二四六还有数学、编程、芭蕾、国际象棋、童子军等各种活动。

而且，越有钱的家庭，越是鸡娃；坚持快乐教育的，更多是普通工薪阶层。

据社会学家安妮特·拉罗(Annette Lareau)的研究，贫困和工薪阶层家庭中，“父母认为儿童的发展是自发展开的，只要他们有吃的、有住所、有其他基本支持就可以”。

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则扮演了更加雄心勃勃的角色，拉罗称之为“协同修炼”。“在这些家庭，父母积极培养和评估孩子的才能、观点和技能，他们进行了刻意和持续的努力，以刺激儿童发展，并培养他们的认知和社交技能。”

显然，后面这类家庭，效果明显。美国一项对数千名青少年进行随访的国家研究数据发现，鸡娃家庭的后代，更有可能从大学和研究生院毕业。

这个结果甚至在全球也适用。2012年，全球各地针对15岁国际学生进行的评估计划测试(PISA)显示，“鸡娃”父母的子女，分数更高。

强者利用教育的力量，令子女（至少在学业上）更强，这是当下不平等的时代的冷酷现实，这在任何国家都很常见。

在这种氛围下，美国家长才变得越来越“鸡娃”。

帕万经调查发现，虽然营利性辅导企业在美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在过去的 20 年里，它们在城市和郊区社区都得到了发展。

像Kumon、Sylvan、Kaplan和Mathnasium等连锁课后辅导公司，父母每月向这些跨国公司支付大约200美元，让每个孩子每周上一两次数学、阅读和其他类型的课程，这些辅导班的课程比学校提供的课程更具挑战性。

Kumon的业务蒸蒸日上，其收入在过去十年中增长了 60%。Mathnasium是其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也是北美增长最快的特许经营商之一。

一位在波士顿郊区公立学校上学的孩子的母亲观察到，镇上有一个补习中心非常受欢迎，以至于该镇“不得不改变交通模式”以适应补习班的上下学时间。

嗯，地方政策，为培训班而变。

一位中心主任说，她的发展计划是在已经拥有高排名学区的地区开放，因为这些家庭已经表现出对教育的投入意愿，并且他们有能力支付更多费用。另一位董事将他的广告工作定位在他富裕的波士顿郊区，年收入至少为12.5万美元的家庭。

自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虽然美国其他行业在苦苦挣扎，但补习辅导行业却增长了50%以上。如今，美国补习服务市场已经高达70亿美元规模，出现了近50家特许连锁辅导公司，最大一家是源自日本的公文(Kumon)数学和阅读辅导中心，旗下拥有约1400家连锁机构。

2019年1月，锡安市场研究(Zion Market Research)发布研报，2017年，北美私人补习市场占全球最大份额，达32％。锡安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吸引了大量移民学生，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同时也与公共教育质量下降，北美地区对课外辅导的需求增加有关。而北美市场的主导者是美国。

美国家长和孩子们对常春藤盟校等精英学校的追求，导致补习风愈演愈烈。简言之，收入前20%的家长都梦想把子女推进排名前50的名校——至少学校排名不能逊于自己当年。

就这样，美国的基础教育，也开始“卷”起来了。
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孩子，竞争力变得更强。这也让那些之前没参加辅导班的孩子，压力变得更大。
波士顿地区的一位小学校长说，在校外上课的学生“让其他孩子感觉很糟糕，因为他们更聪明、更有能力、做得更多、做得更快”。

“结果，我看到了一场日益激烈的教育军备竞赛。家庭感到压力，以确保他们的孩子学习到足以超过他们的年级水平，并在班级中排名第一或接近榜首。”帕万说，“这种现象出现在越来越年轻的孩子身上。许多家长告诉我，他们让他们的小学生接受超级教育，只是为了“跟上”那些已经这样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