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七、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前为什么要写下遗嘱

 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前为什么要写下遗嘱

                                   一

很多人都说，曾国藩一生犯了两个重大错误。一个是镇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是伟大的农民运动，而且还是汉族人试国光复中华，所以说曾国藩镇压了汉族的农民起义，是错误乃至罪恶。因此曾国藩可以说是一个汉奸。另一个是处理天津教案，在处理过程中被认为向洋人妥协投降。所以又被称为卖国贼。

那么，什么是天津教案呢？

所谓天津教案呢，就是1870年，也就是同治九年的事。这一年河北一带出现了严重的旱灾。恰好前一年，天津建一个教堂， “望海楼教堂”，修得很高大，在附近低矮的中国传统建筑中显得鹤立鸡群。

于是有些人把法国教堂建立和天旱不雨这两件事联系了起来。“四乡百姓进城赴庙求雨，行抵一处天主教堂，见房顶上耸立着高高的十字架，议论纷纷，以为久旱无雨，系天主教堂十字架之故。”

就在这时，又一件不幸的事件发生了。

望海楼教堂隔河相望，有一座由法国修女建起来的慈善机构，叫仁慈堂，老百姓叫它育婴堂，里面收养了一百五十多名弃婴。1870年春夏之交，就在干旱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育婴堂内爆发了传染病，三、四十名儿童接连死亡。

和往常一样，修女们雇人把这些死去的孩子埋葬在城外的荒地。由于死的孩子太多，受雇佣者埋得非常草率，他们走后，薄薄的棺材很快被野犬扒开。鹰啄狗刨之下，残缺不全的尸骸零落遍地，招来大量的人围观。人们认为，这印证了一个流传许久的传说。

天津人传说，法国传教士办的孤儿院里，收养了许多中国孤儿。洋鬼子为什么要跑到中国收养孤儿呢？说法国人挖中国孤儿的眼睛和心脏来做药材，要不然为什么西药那么神奇，药效那么快呢？这个说法在今天听起来当然是荒诞不经的，但是在当时呢，几乎所有人都信以为真。

当时天津老百姓很气愤，到法国教堂前示威。法国领事丰大业为人很骄横，当众鸣枪未威，结果愤怒的百姓一拥而上，把他打死了，又一把火烧了法国教堂，把里头的传教士、修女，十多个人，都开膛破肚，把眼睛和心脏都挖了出来。

当时的记载是：“放火烧了一部分房屋之后，他们冲进了大门，将所有修女们拖到街上。在那里，他们把她们的衣服剥光，将她们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挖掉她们的眼睛，切割她们的乳房，撕裂她们，把其心脏拉出来，不慌不忙地将其切成一块块，把一份份的肉分给怒火燃烧的暴民。……据说，女修道院院长被活活地劈成两半。”

这一下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外交危机，七个国家派了十几艘军舰，来到中国，威胁要和中国开战。

当时曾国藩正担任直隶总督。直隶，我们知道，大致就是今天的河北，不过省会不在石家庄，而是在保定。也就是说曾国藩正在保定呢，慈禧太后给他发下一道上谕，让他到天津去处理天津教案。不过命令中说一一句话：

“曾国藩病尚未痊，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妥筹办理。”

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曾国藩此时正在病中。

什么病呢？高血压。

天津教案发生时，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刚刚一年半。直隶的工作非常繁重，一年多的辛苦工作让他的身体出了很大问题。他经常呕吐，后来又开始眩晕之症，而且非常严重。“头大眩晕，床若旋转，脚若向天，首若坠首。”以今天的医学知识判断，很可能是高血压。我们看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天津教案爆发，而五月十八日到二十五日，也就是教案前后，曾国藩每天日记头一句都是“眩晕如故。”

就在教案发生前一天，他刚刚向朝廷续了一个月的病假，朝廷也批准了。结果第二天，教案发生了。慈禧的命令中说，让他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原来，这个教案的事，本来是归驻扎天津专管中外交涉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管，但是慈禧怕崇厚处理不了，所以才让曾国藩去。

这道命令让曾国藩陷入到焦灼之中。首先是这次教案事端重大，自己身患重病，可能无法支撑。

其次，介入此案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因为这个教案如果处理不当，肯定要和法国发生战争，以清王朝的国力，当时打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应该是打不过法国，结果很可能是再一次割地赔款。要避免战争，势必要和洋人妥协。然而晚清以来的中国，有一个规律性现象，那就是在对外交往中，凡是主张强硬，通常都会获得民众的热烈欢呼，被称为“民族英雄”，而主张和洋人“妥协”的，几乎都会被骂为卖国，被称为汉奸，声名尽毁。曾国藩的老朋友郭嵩焘曾经说：“一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南宋以后，凡主战者在历史上都得美名，主和者都得骂名。所以鸦片战争以来，凡是涉及夷务的人，大多数都落不到好下场好名声。

因此曾国藩的幕僚几乎一致反对他接管此案。说“谓毕生威望在此一行，国家大计尤关此举”，“略一失足，千古无底”。确实，几乎可以确定，这个事不论怎么处理，都难以让各方完全满意。自己一世英名，很有可能毁在此案上。

曾国藩也完全有理由不介入此案。首先，他虽然是直隶总督，但是当时的直隶总督并不谦北洋通商大臣，所以他的职责范围中并不包括外事，外事是由崇厚这个专管三口通商的专员专门负责的。第二，上谕中说“（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如果他说我病没好，去不了，朝廷也不会强迫他前去。

但是想来想去，曾国藩最后还是决定，到天津去一趟。为什么呢？

他担心的是如果朝廷派一个不合适的人，处理不好，引发战争。他说“事端重大，义不敢辞。”准备病情稍缓，就起程赴津。

六月初三，曾国藩感觉身体勉强可以支撑了，因此决定出门。这次出门，曾国藩预感到自己很有可能会病死天津，不一定能活着回来了。所以他在灯下给自己的儿子们写了一封家书，实际上是一份很长的遗嘱。

他说：“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1853)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这个案子很难办，我反复思考，也没有好的办法，可能会死于此事。我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以来，就已经下定为国牺牲的决心。现在已经老了，更不会怕死，不会自负初心。有些话向你们交待一下。

他说：

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中间虽有临清至张秋一节须改陆路，较之全行陆路者差易。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我如果去世了，灵柩自然从运河运回江南归乡，较为方便。中途虽有临清至张秋一段须改走陆路，但比起全走陆路要稍好些。沿途谢绝一切招待，概不收礼。

接下来曾国藩又对儿子提了些要求。他的遗嘱与普通人不同，其中并没有什么遗产分割之类的常见内容，重心是放在对后代品性的期许上。他把自己一生为人处事最重要的心得又向儿子们交待一次，那就是为人一定要做到“不忮不求”。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则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yú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1]

意思是说，我生平略读了些儒学之书，看到圣贤教导人们修身，千言万语，而总的来说要以不嫉妒不贪求为重。嫉妒，就是嫉贤害能、妒功争宠，贪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没有得到时，总担心得不到，得到了，又怕失去它。嫉妒不常见，每每出现在名望功劳、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中。贪求不常见，每每出现在分钱分物、职务晋升相互妨碍之时。人要想得福报，先要去除嫉妒之心。人要想树立美德，先要去除贪求之心。妒忌之心不去，满心都是荆棘；领求之心不除，满腔都是卑污。我在这两方面常常加以克服改正，只恨还没有完全清扫干净。你们要想心地干净，就应在这两方面痛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代代戒警它。

确实，人这辈子，最难去除的是嫉妒和贪求。克制自己的嫉妒心，克制自己的贪求心，听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事实上很多人，特别很多当世名公，都处理不好。连左宗棠、郭嵩焘这样的大人物事实上都常在这两点上犯错误。所以他专门强调，这两点不去除，则既难立品，又妨造福。希望曾氏后人能克掉这两点，做到“心地干净。”

写完遗嘱，六月初六日，曾国藩从保定起程。六月初十日，到达天津。

那么，曾国藩怎么处理这个教案呢？

我们下一集再讲。

[1]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5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