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六、曾国藩死后，曾国荃为什么对他奉若神明

                   曾国藩死后，曾国荃为什么对他奉若神明？

                                  一

上一集我们讲到，曾国荃弹劾了官文之后，就处处不顺，朝廷不停地挑他的毛病，他也经常打败仗。曾国藩多次去信，鼓励他大堑之后，必有大伸。

然而，曾国荃不是曾国藩，大堑之后，难以大伸。他指挥作战，仍然没能取得几次向阳的胜利。同治六年五月，因为捻军进入河南，清廷将曾国荃摘去顶戴，交部议处。一道道上谕，骂得曾国荃狗血喷头。

同治六年夏天，御史佛尔国春又上奏章弹劾曾国荃，说他参官文疏中，有“贿通肃顺”一句，是不实之辞，例应反坐。

针对佛尔国春的弹章，慈禧这样批复：“官文受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数年来历著勋绩，谅不至辜恩昧良肆行贪罔。……曾国荃以影响之事胪列入奏，本属不谙大体。”

也就是说，官文是咸丰皇帝一直信任的人，多年来功绩显著，应该不会辜负皇恩大肆贪污。曾国荃当初以道听途说之辞入奏，本来是不识大体之举。

几句话，给官文平了反。

曾国荃没有乃兄曾国藩的韧劲和挺功。看到这道批复，他知道自己在巡抚的位子上已经呆不下去了，于是主动申请离职。朝廷也很顺利地批准了，名义上是让他回家乡养病，实际上是罢了他的官。这时离官文被解职还不到一年。

曾国荃个人被解职还是小事，关键是曾国藩和其他湘系人物也都受到了连累。

朝中认定，曾国荃弹劾官文，是曾国藩兄弟二人甚至湘系的共谋，是汉人对旗人的一次挑战。同治五年十一月初，就在曾国荃弹劾官文的奏章送上去之后不过几个月，朝廷就干脆利落地解除了曾国藩的剿捻统帅权，让他回到两江总督本任，剿捻的事，交给了李鸿章。曾国藩恳请留在军中以散员效力，与军事相始终，未受理睬。

这就让曾国藩剿捻事业半途而废，令他极为难堪。应该说，导致朝廷解除曾国藩剿捻任务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朝廷的用兵思路与曾国藩不合，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事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但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还不算完。接下来，还有一大批湖南籍的高官，如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直隶总督刘长佑，被纷纷以各种原因罢了官。这显然是曾国荃弹劾官文的反弹。

那么官文怎么样呢？就在曾国荃被解职不过半个多月，官文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我们知道，直隶总督是天下督抚之首。也就是说，官文的地位，比以前更高了。

经过朝廷这样一番调整，湘系人马势力大衰，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镇压之后湘军一系的极盛局面已经结束。

天京之战后黯然回乡之际，曾国荃还没有真正意识到长兄比他的高明。直到这一次挫折，曾国荃才头一次明白了乃兄的苦心和远见。

曾国藩最初的告诫果然都一一应验了，曾国荃这才发现大事不好，自己闯了大祸。我们阅读曾国荃家书，可以明显发现，从这次事件之后，他给曾国藩的信件，从文字到精神，都恭顺了许多。比如十二月二十七日，曾国荃写信给曾国藩说：“弟不量力而参劾秀相，本系取祸之道。今值此内讧外侮之交，恐灾生意外，唯有益自儆惕，不敢稍涉怨尤也。当求随时训示申儆为叩。”

就是说，我弹劾官文，现在看确实是错误的，自取祸端。如今处处不顺，只有越加小心，不敢报怨任何人，请求您随时教导我。

同治六年正月初九日又说：“前日奉初二日手示，训诲肫zhūn详。悔字一诀，吉之所由生也。能站得住之谓立，能行得通之谓达，切实浅近，令人易于玩味。兄去年信内，随时指点一二语，弟犹漫然不甚介意。今于忧患之后，一经提醒，始知一字一珠，均早诰诫于事端未发之先也。”

也就是说，接到您的来信，对我的教诲恳切周祥。你说悔才能生吉，又说能站得住，才叫“立”，能行得通，才叫“达”。您的这些教导，既切实又浅显，令我容易领会。你去年在家书之中，经常用这样的话对我进行指点，我却漫然不省，不以为意。如今在挫折之后，才发现你的话每一个字都如同珠玑，在我的灾祸未来之前您已经全部预见到了。

同治六年正月初十致曾国藩的信中，曾国荃也开始像曾国藩一样大谈黄老之术，“老氏祸倚于福，福伏于祸之说，与圣人悔吝吉凶之理，互相发明，争竞之心稍平。而自强之焰亦渐减矣。进境乎，抑弥退乎？不自得而主，亦不得而知也。仍求兄随时策励为叩。”[1]

也就是说，最近我观察世事，玩味老庄之理，发现其旨趣与周易之道相通。所以不再像以前那样争强好胜了。不知道我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仍然恳求您继续随时教导鞭策我。

同治六年三月初七日，他接到曾国藩的家书，读了之后回复曾国藩说：“训示恳切、周详，应将妄念、杂念芟shān除，一味忧悔谦谨，自省过错，此不易之理。……弟以无根底，无学问之人，遇此创深痛巨，悔不可言。”[2]

也就是说，您对我的训示恳切周详，我以后一定要戒除妄贪和杂念，一心悔过自省。我是一个没有根底、没有学问的人，遭此重大打击，后悔之意，无可言表。

同治六年五月十九日给曾国藩的信中他又说：“弟……以为本领甚足，今乃知全是运气，毫无本事。昔也嫌官小不能报国，今乃知官愈大，而报国之道愈多亏欠。又环顾中外，积习太重，趋向不端，非吾辈蠢人所能相与维持周旋于其间。”

我以为我过去本领很大，今天才知道那些成绩全是靠运气取得，我有什么本事！过去总嫌官小不能报国，今天才知道，官越大，想报国越不容易。环顾朝廷上下，官场积习严重，风气不正，像我这样的蠢人，哪里有本事和他们周旋。

至此，曾国荃才头一次真正认识到了自己身上有太多的不足。

                                二

这次退职回乡是曾国荃官场上受到的最为严重的打击，他回到湘乡后，在老家一气呆了七年。落寞居乡之时，他反复思考自己这一生得失，越想越发现，在所有大事上，老兄的判断几乎都是对，自己的判断几乎都是错的。老兄所说的话，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是事后几乎字字都能应验。自己自诩高明，看不上老兄的“笨拙”，结果是一再被打脸。

他没事在家，就把曾国藩寄回家中的奏折底稿找出来读，越读越感觉佩服。多年之后，也就是曾国藩已经去世之后，他这样评价曾国藩的奏折功夫：

盖才者天所赋也，识者练而精者也。人之聪明材力不甚相远，天下事变之来，往往出于智慧思虑之所不及，惟历事久者能守义理之常，以待时势之变。故公之奏疏不为大喜过美之词，亦不为忧怵无聊之语。其论贼势兴衰、中外大局，一切将然未然之事，若烛照龟卜，不失毫发，而谦谦冲挹，若不敢决其必然，而其后卒无不然，岂非识之加人一等哉![3]

也就是说，才华高低是上天所赋予的，见识深刻则是通过磨练可以获得的。其实天下人的聪明才智相差并不太远。决定天下大局走向的因素过于复杂，往往不是凭人类智慧能够预知的，只有那些饱经事变之人，能够坚守心中正道，坦然应对不可测的未来。所以我哥哥的这些奏折，从来没有溢美夸张的言辞，也从来不做无聊的一惊一乍之语。你看他当初论太平军军势的兴衰，分析中外大局，对局势的分析，都非常准确，但是他的话却说得非常谦虚克制，从来不说必然二字，但是事后无不应验。这岂非识见过人吗？

直到这时，他才彻底明白，自己和大哥，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这一生的功名，其实并非自己奋斗得来，都是老兄送的。

三

曾国荃在老家乡居的时候，经常和远在南京的曾国藩通信。曾国藩教导他事业不顺，也不要消沉下去，仍然要他“令后辈洗净骄惰之气，各敦恭谨之风，庶几不坠家声耳。”就是说，在家里不能过于消沉，要做子侄们的榜样，带领他们勤劳治家，读书有常，不坠家声。曾国荃在大哥的督促下，又捡起了书本。同治十年十月，曾国荃写信，请老兄继续为他选编文章，编成《鸣原堂论文》，供他学习之用。

曾国荃出钱帮忙，在老家给大哥修了一座富厚堂。因为曾国藩晚年身体不好，一直计划着要辞官返乡，曾国荃也期待着大哥回家后，兄弟二人共同登山临水，纵论天下英雄，笑谈人间百态。岂料宅子修好不久，恶耗就传来了，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曾国藩在南京总督署内因突发脑溢血去世，终年才六十二岁。

曾国荃闻讯非常悲痛。

忙完了老兄的葬事后，他反思四十九年的弟兄关系，越想越觉得自己辜负老兄之处太多。他在写给哥哥的祭文中这样说：

生弗能事，友恭道阙。……何兄友于，而弟不悌？……辜负教训，四十九年。

就是说，您活着的时候，我没能好好事奉您。您对我尽到了为兄之道，我对您却没有尽到悌字。整整四十九年，辜负了您的教训。

他回忆起兄弟间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表示深切悔悟：

昔我乘气，自谓无前，兄裁以义，翻不谓然。一再试世，重踣bó而颠。弟以刚折，兄以曲全，迄我知德，兄没九泉。谁与论道，口不复宣，望灵垂涕，鸣原百篇。

过去我乘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莽撞之气，一往无前。老兄不断地以义理约束我，我却一直不以为然。结果一试再试，我这条小船一次次倾翻。我因为过于刚强遭遇挫折，您却因为善于退让获得保全。如今我终于能领会您的高明之处和关爱之心，您却已经没入九泉。以后谁还那么苦口婆心地教导我？谁还能和我一起谈论天道人间？望着您的灵位我潸然泪下，又想起您在生命的最后一段里还在忙着给我编辑《鸣原堂论文》一百篇。

在给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荃评价曾国藩说，“生荣死哀，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北斗以南，一人而已，什么意思？就是说，天底下，就这一个人最厉害。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六日，他写信给曾纪泽说：

文正公以武乡侯之心迹，驾李、郭、韩、范之勋业而上之，以韩、欧之文章，负司马温公之重望，有道之士未有不亟欲读其书者。

曾国荃在这封信中把曾国藩比作诸葛亮，认为他的功业超过了李光弼、郭子仪、韩琦、范仲淹、司马光诸人。他认为，曾国藩年轻时发誓作圣人，回顾这一生，他确实做到了。

[1]曾麟书等：《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288页。

[2]曾麟书等：《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293页。

[3] （清）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六,岳麓书社,2008.09,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