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从成熟到老年-5

狂热地等同于女儿的母亲，仍然是专横跋扈的；她希望拥有成熟的经验，重新开始一次青春，她通过摆脱过去来挽救过去；她会为自己选择一个女婿，这个女婿符合她不曾有过的梦想的丈夫的模样；她卖弄风情，十分温柔，设想他在心中的某个区域娶的是她；通过她的女儿，她会满足自己以往富有、成功、获得荣耀的愿望；人们常常描绘那些狂热地“促使”女儿走上卖俏、电影或者戏剧道路的女人；她们以监督女儿为借口，将女儿的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有人给我举出一些女人的例子，她们甚至把女儿的追求者带到自己床上。但少女很少会长期忍受这种监护，一旦她找到一个丈夫或者一个认真的保护人，就会反抗。开始喜欢女婿的岳母于是对他变得敌视；她哀叹人性的忘恩负义，摆出受害者的姿态；轮到她变成一个有敌意的母亲。许多女人预见到这些失望，当孩子长大时，她们在冷漠中故作高傲，但她们很少从中得到乐趣。一个母亲必须将慷慨与超脱做出罕见的结合，才能在孩子们的生活中获得充实的感受，而不会成为暴君，也不会作为刽子手去改变他们。

外祖母对孙辈的感情延续了她对女儿的感情，她往往把敌意转到他们身上。很多女人不仅出于对舆论的考虑，强迫她们受诱惑的女儿人工流产，放弃孩子，使之消失，她们万般不愿让她做母亲，她们固执地想独自掌握这个特权。甚至对合法的母亲，她们也乐意建议她不要孩子，不要给孩子哺乳，远离孩子。她们会冷漠地否认这个粗鄙的小生命，或者不断地一心要斥责孩子，惩罚孩子，甚至虐待孩子。相反，把自己等同于女儿的母亲，常常比年轻女人更加迫切地迎接第三代。年轻女人由于陌生的小家伙到来而感到张皇失措，外祖母却重温这种心情，她穿越时光倒退二十年，重新变成一个年轻产妇；很久以来她的孩子们不再给她的占有和支配的所有快乐又回到她身上，绝经时她放弃做母亲的一切愿望，又奇迹般得到满足；真正的母亲是她，她作为权威负责照料婴儿，如果让她去管婴儿，她会热烈地献身于孩子。对她来说，不幸的是年轻女人坚持要确认她的权利，外祖母只允许起到以前她的女性长辈在她身边所起的助手作用，她感到自己被废黜了，再说，必须重视她的亲家母，她自然会嫉妒后者。怨恨往往败坏她对孩子自发的爱。人们时常在外祖母身上注意到的焦虑反映出她们感情的矛盾，她们只在婴儿属于她们的情况下才喜欢，她们也因为孩子是个小陌生人而感到敌意，她们对这种敌意感到羞愧。然而，如果外祖母放弃完全占有第三代，她会对他们保留热烈的爱，她会在他们的生活中起到守护天使的特殊作用，她既不认为自己有权利，也不认为自己有责任，而是以纯粹的慷慨去爱他们；她不通过他们怀抱自恋的梦想，对他们没有任何要求，不会要他们为了一个她见不到的未来而牺牲，她所珍爱的是这些有血有肉的小家伙，他们如今处在偶然性和无偿性中；她不是一个教育家；她不体现抽象的正义和法律。有时她和女儿女婿发生冲突就来源于此。

有时，女人没有后代，或者对后代不关心；由于缺乏同子女或者孙辈的自然联系，她有时力图人为地创造对应的联系。她向年轻人提供一种母爱的温情。不论她的爱是不是柏拉图式的，她宣称“像爱儿子一样”爱她年轻的被保护人，并不是出于虚伪。一个母亲的感情反过来有爱情的成分。不错，德·华伦夫人的仿效者乐于慷慨地满足、帮助、塑造一个男人，她们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超越自身的存在的源泉、必要条件和基础；她们让自己成为母亲，在这种面目下而不是在情妇的面目下从情人处寻找自我。有母爱的女人往往收养女孩，她们的关系多少具有性爱的形式，但不管是柏拉图式的还是肉欲的，她们在被保护的女孩身上寻找的东西，就是自己奇迹般变年轻的分身。女演员、女舞蹈家、女歌唱家变成教师，她们培养学生；女知识分子—比如在科隆比埃的孤独中的德·沙里埃尔夫人—向自己的弟子们灌输思想；虔诚的女人将信教的女孩聚集在自己周围；风流女人变成鸨母。她们以如此的热忱去发展新信徒，绝不是出于兴趣，她们是热烈地力图再现自身。她们暴虐的慷慨，几乎产生与由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母女之间同样的冲突。她们也有可能收养孙辈小孩，姨婆、教母乐意起到与外祖母相同的作用。但无论如何，女人在她的后代—有血缘关系或收养的—中很少找到为晚年辩护的理由，她无法把这些年轻生命中的一个的事业变为自己的事业。她要么执著地努力要并吞这个事业，在使她失望和毁掉她的斗争和悲剧中消耗殆尽，要么忍受有节制的参与。这是最普通的情况。母亲衰老了，祖母、外祖母压抑她们的支配欲，她们隐藏起自己的怨恨，她们满足于自己的孩子们愿意给予她们的东西。但她们在孩子们身上得不到多少帮助。她们面对未来的荒漠无所事事，忍受着孤独、悔恨和烦恼。

我们在这里便触及老年妇女令人伤心的悲剧：她知道自己无用了。资产阶级女子在整个一生中时常要解决这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如何消磨时间？一旦孩子们长大，丈夫功成名就，或者至少安居乐业，日子没完没了地烦得要命。“女红”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掩盖这种可怕的百无聊赖；手在刺绣、编织、活动；这不是真正的工作，因为生产的对象不是要达到的目的；它不太重要，往往要知道有何用处才是一个问题，送给一个女友、一个慈善组织，摆满壁炉台和独脚小圆桌，就算摆脱了它；这也不是虽然无用却找到纯粹的生存乐趣的游戏；这勉强是一个借口，因为精神仍然是空虚的，这是荒唐的消遣，正如帕斯卡所描绘的；女人用织针或钩针，愁闷地织出度日的虚无。水彩画、音乐、阅读，正好起同样的作用；无所事事的女人沉迷于此，并不想扩展她对世界的控制，而仅仅是力图消愁解闷；不能打开未来的活动，要回落到内在性的空幻中；闲得无聊的女人开始看一本书，又把书扔掉，打开钢琴琴盖，又把琴盖关上，再回到刺绣中，打着呵欠，最后拿起了电话。事实上，她正是最乐意求助于上流社会；她出门拜访，极为重视—像达洛卫夫人那样—她的招待会；她参加所有的婚礼、所有的葬礼；她由于再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沉浸在他人的存在中；她从卖弄风情的女人变为教母，她观察，她评论；她通过在自己周围散布批评与建议，弥补她的无所事事。她以自己的经验为并没有要求她提供经验的所有人服务。如果她有办法，她就主持一个沙龙；她希望由此可以把别人的事业和成功据为己有；众所周知，德芳侯爵夫人、韦尔杜兰夫人多么专制地治理她们的臣民。成为一个魅力中心、一个思想的交会处、一个启迪者，创造一个“环境”，这已经是一种行动的替代。干预世界进程有更直接的其他方式。在法国，存在一些“慈善机构”和“协会”，但尤其在美国，女人聚集在俱乐部里，她们在里面打桥牌，颁发文学奖，思考如何改良社会。标志新旧大陆大部分这类组织特点的是，它们自身就是自己的存在理由，她们企图追逐的目的只给她们用做借口。事情正像在卡夫卡的寓言【注】中所发生的那样，没有人操心要建造通天塔；在理想场地周围，建造起一个巨大的居民点，它在自我管理、自我扩大、解决内部纠纷中耗尽所有的力量。因此，做慈善事业的太太们在组织自己的机构中度过大部分时间；她们选举一个领导机构，讨论章程，互相争执，与竞争的协会争夺威信，不应该挖走她们的穷人、她们的病人、她们的伤员、她们的孤儿；她们宁愿让他们死掉，也不肯让给她们的姐妹机构。她们远远不希望建立一个消除非正义和腐败，使她们的献身变得无用的制度。她们给战争和饥馑祝福，因为这能使她们变成人类的施恩者。很清楚，在她们看来，羊毛风雪帽和包裹不是给士兵和饥寒交迫的人，而是这些人是专门生出来为了收到编织品和包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