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325期：丈夫离世14年后，竟与妻子在母校“重逢

这个世间，有诸多不朽的丰碑，或是嵯峨的高山，或是矗立的雕像，或是昭彰的史册。

但也有另一种丰碑，以死延续着生。

在云南昆明医科大学生命科学馆入口的屏风前，并肩伫立着两具人体骨架。

“重逢”的李秉权、胡素秋夫妇

略高一点的是昆明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李秉权教授；

站在李秉权身旁的，是陪伴了他一生的夫人，即昆明医科大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教授胡素秋。

而每一位进入到昆明医科大生命科学馆的学生，必须要知道的入馆须知就是：

“人体标本是具有非凡勇气的遗体捐献者们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敬重无语良师，志做医学精英。”

《挪威的森林》里有这样一句话：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鞠躬尽瘁，死而未已。

半个世纪风雨同路，这一对共和国的医学伉俪悬壶济世，照亮了万千生命。

在其身后，热血化碧，以报家国，用耿耿丹心书写了一代医者的生命壮歌。

1922年2月28日，李秉权出生在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的一个靠手工业生活的贫寒家庭。

李秉权上小学时，父亲就离开了人世；等他上中学后，母亲也撒手人寰。

他眼睁睁地看着双亲因缺医少药而饱受病痛折磨时，就当众立誓：

“长大后愿行医救乡亲疾苦！”

中学毕业后，他和同伴步行两个月到达了昆明，并于 1942年考取了当时的云南大学医学院（现云南昆明医科大学），依靠微薄的奖学金和贷款完成了学业。

相较于出身寒门的李秉权，胡素秋完全称得上是名门闺秀。

父亲胡瑛，是与朱德义结金兰的兄弟。

他参加过辛亥革命，曾经是38军军长和云南省代主席，更是赫赫有名的护国将军。

在父母的呵护下，乱世佳人胡素秋被金尊玉贵地养大。

但这位自小家境优渥的千金大小姐，从未将他日嫁得乘龙快婿，享有夫贵妻荣、锦衣玉食的生活作为人生的终极归宿。

尚在初中时，胡素秋的家门就被求亲的人踏破：

“提亲者中，多是文武官员、商家、巨富家庭的子弟，还有留过洋的硕士生。
其中自然不乏外貌英俊、能力出众的优秀人才。
可我从小性格反叛，一律看不上眼。
对所谓媒妁之言讨厌至极……”

或许是传承了父亲刚毅果敢的品质，或许是贵族出身，见惯了朱门绣户、高车驷马，胡素秋对络绎不绝、慕名而来的求亲者无动于衷。

直到她也进入了云南大学医学院，见到早晚泡在图书馆里笃志于学的李秉权，她那颗从未开启过的芳心才有了一丝的悸动。

后来，她看到他因贫困只能顿顿吃稀饭也不曾荒废学业时；

看到他一丝不苟，做的密密麻麻的笔记时；

看到他在学校因缺少骨骼标本便去漫山遍野地寻找尸骨时；

她便知道未来的伴侣就应该是这样一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乍见之欢，继之两情相悦，就像当年的杜甫，欣迎倾盖如故的挚交：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1949年，胡素秋大学毕业。

当时刚刚在昆明医科大附属医院参加工作两年的李秉权，用自己一个多月的工资买了一支派克钢笔，作为定情信物，并鼓起勇气向胡素秋求婚。

没有重金相聘，没有花前月下，从此，他们以一支派克钢笔开始书写两人春秋相伴、并肩携手的医者生涯。

1949年12月底，两人喜结连理。

著名抗日爱国将领、云南起义领袖卢汉前来参加喜宴，并送上“绣花喜帐”以示对新人的祝福。

新婚燕尔，该是浓情蜜意的。

但在短暂的假期过后，两人重新回到各自的岗位，奋战在医学的前线。

在儿子李向新的记忆里，一家人一直过着一种“各自为政”的生活：

“几十年里，大家都是分别去食堂吃饭，甚至过年都不能团聚一桌。”

父母能坐到一起，平静安稳地吃个饭，聊一聊各自的病人，就是这个家庭难得的温馨场面了。

记不清有多少次了，他们刚回家准备做饭，院里的大喇叭就传来了紧急通知：

“李秉权急诊!”

“胡素秋急诊！”

事实上，两人结婚不久，就被时任云南大学医学院院长杜棻召回，成为医院的首批教师和医生。

此后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两人都是在形如战场的救死扶伤中冲锋陷阵。

作为云南省神经外科学的奠基者和创始人，李秉权的医学履历上有很多“前无古人”的壮举：

1954年10月，李秉权在无专门病床、无固定助手、无开颅专科器械设备、无专科护理的情况下，因陋就简，创立了云南省第一个脑系科门诊，填补了云南省无开颅术、无神经外科的空白。

李秉权在做手术

1966年5月5日，云南省首次开展“人体大脑半球切除术”，这次医学展示由李秉权执刀，成功地为一例患癫痫8年并左侧偏瘫的16岁男青年进行右大脑半球切除。

这名青年手术后恢复良好，不久就回到了工作岗位，开始了自己崭新的人生。

1978年，李秉权与五官科医生合作，施行全国首例“经颅中窝硬膜外进路面神经移植术”，并大获成功。

这一年，他还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并获奖。

第二年，李秉权又大胆创新，运用“颅骨大骨瓣切除并脑室外引流联合减压法”抢救颅脑火器伤员。

在抢救的52例伤员中，除一例因转运来时已处于深昏迷重度脑水肿，高热死亡外。

其余伤员全部成活，死亡率大大低于第二次大战以来世界各国的治疗水平。

为此，他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等军功，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从医几十年，他成了中国神经外科手术中赫赫有名的“一把刀”。

 不仅以“庖丁解牛”般细致入微的精神去探索生命的奥妙，攻克医学难题。

更是以妙手回春的精湛医术解除了患者的痛苦，从生死边缘抢救回无数的生命。

那时的李秉权虽然已是国内外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但仍不放弃任何进阶的机会。

他参加过国家脑系外科进修班及各种学习班，年近花甲之年，仍前往法国进行深造。

为了医疗事业，他经常将自己置于险境，暴露在X光下为病人作气脑造影、脑室造影、脑血管造影，一周要承受数十张片子的射线量，承受着白血球、血小板严重减少，肝功能受损等健康损害……

作为生死边界的摆渡者，他渡人无数，却也因积年累月的严重透支，导致身体释放出的危险信号越来越频繁。

直至古稀之年，拿不稳手术刀了，他才不再走上手术台——退出了自己驰骋一生的疆场。

正是因为这份医者仁心，患者赞誉他：

“除胸外科，外科手术他能从头开到脚，而且内外妇儿中医都会，麻醉、护理兼施的医生。”

李秉权不仅是云南省神经外科学的奠基者，也是我国神经外科功勋卓著的开拓者之一，填补了中国神经外科的多项空白。

舒婷曾在她的《致橡树》里写道：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
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

因此，他有他的足以傲视群侪的成就，她也有她至高无上的荣耀。

当李秉权夜以继日地在手术台上救治危重病人时，妻子胡素秋也渐渐地成长为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的“台柱子”：

她曾采用10余项先进的医疗技术，开展了近20种不同类型的手术，为广大患者带去了福音。

胡素秋早年工作照

多年前，面对妇产科教学缺少相关教材的现状，胡素秋将自己临床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编写成讲义讲稿，以供年轻的同仁们和医学院的学生们学习借鉴。

1982年，她编写的中国第一部有关妇女更年期的书籍——《妇女更年期卫生》出版。

该书毫无争议地成为样本级教科书，这对于当时国内落后的妇科领域无疑是一座新的里程碑。

但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因为分身乏术，她曾为不能悉心地照顾家庭、孩子而无比内疚，也曾为“子欲养而亲不待”而长恸不已。

有一次，胡素秋在保山、大理、芒市一带下乡巡回医疗。

刚到瑞丽，胡素秋就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人在异乡的她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她强忍内心难言的怆痛，其后，继续奔波于偏远村镇，为那里的病人带去生命的曙光。

李兰娟院士曾说过：

“什么是最大的快乐？我看到那么多病人得到救治，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胡素秋亲自培养的许多医师后来都成为云南乃至全国医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人才。

她撰写的专著和论文迄今仍被奉为医学界的宝典。

因为积劳成疾，胡素秋的腹部曾动过三次手术。

在濒临巨大的风险时，李秉权在抢救其他危重病人，没能守在妻子身边。

李秉权为此十分愧疚，但胡素秋并没有埋怨丈夫。

同为医生，她知道他在患者与亲人之间的艰难抉择，也明白他作为医生救死扶伤的责任担当。

他曾经不无骄傲地说：

“一个同行好老伴儿是他最宝贵的三件‘财产’之一。”

大女婿林文俏曾在自己的文章里记下了一件事情：

“胡素秋子宫切除手术中发生大出血休克，李秉权因为有病人要抢救，未能守护妻子。

后来，胡素秋跌倒脑出血，近七十高龄的李秉权亲自操刀，把妻子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曾说过：

“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

因为医者之德，医者之才，皆关乎人类健康的福祉、生命的宏旨。

以近佛之德为医，以近仙之才从医，敬佑生命，普渡苍生，胡素秋和李秉权都做到了！

1993年，71岁的李秉权退休了。

但他并没有彻底地离开过工作的岗位。

除了参与会诊、看专家门诊之外，他每天都在伏案读书，写作，翻译医学著述。

与此同时，曾经和他一起在手术台上抢救生命的同事和战友，都在渐渐老去，并相继辞世。

在目睹生命逐一落幕的悲怆时，他也在思考死亡是否就是生的结束。

他回想起在大学学医时，他和几十名学生只能共用学校仅存的一具骨骼标本。

为了做更深入的医学研究，他时常和同学们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巨大危险，去乱葬岗寻找那些可用的尸骨。

每找到一具像样的尸骨，他们便在野外支起铁盆，燃起枯树枝，将尸骨煮沸、消毒、晾干，最后将其制成骨骼标本，再对照笔记学习。

也是从那时开始，骨骼标本对医学的重要性，便深深根植在李秉权的心中。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去青岛医学院参观。

当李秉权看到自己的恩师沈福彭教授的遗体被做成了骨架标本，提供给医学研究时，他顿悟死亡不会真正地终结生命，被延展的生命价值会以另外一种形式长存人间。

2000年伊始，李秉权就向夫人和三个子女公开了自己“捐献遗体”的决定。

胡素秋的三个孩子难以接受：中国人都讲究百年之后，“入土为安”，更何况“‘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遗体捐了，让后人去何处祭拜？”

李秉权缓缓说道：

“我做了一辈子的医生，死了以后也要拿这身‘臭皮囊’为医学作一些贡献，学生在我身上练熟后，病人就可以少受些痛苦。
我患过脑腔梗、高血压、血管硬化，可以做病理解剖；解剖切完用完之后，再做成一副骨架，供教学使用。”

2005年3月8日，李秉权夫妇同时领到了昆医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室发给他们的捐献遗体“荣誉证书”：

病榻上的老人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总算是了了我的心愿了！”

李秉权生命最后岁月

21天后，李秉权去世。

其后，诸多繁冗的追悼程序都被省略，他将遗体捐给了自己奉献了一生的昆明医科大学。

他也成为了云南省医学界捐献遗体第一人。

按照李秉权的遗嘱，他体内的病灶被做成若干标本，放在形态学陈列室里；他的骨架制成标本，立在标本室最醒目的位置。

林文俏曾回忆：

“2012年，我们回到昆明，第一次在昆明医科大学的生命科学馆里见到岳父的骨骼标本，当目光落到骨架左侧的‘李秉权教授生平’几个字时，夫人顿时热泪盈眶。

她没有想到，一别七年，父女竟会以这种方式重逢。”

作家史铁生说过：

“我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蜡烛。”

生前，他释放了最大的光焰；死后，他仍烛照着那条永无止境的医学长路……

李秉权的离开，曾让胡素秋了无生念。

有时她站在他曾经伏案的书桌前发呆，有时也会到生命科学馆陈列室里去看他茕茕孑立的样子，有时她情不自禁地远眺，好像他随时都能向她走来……

而恍然梦醒处，她才真正意识到，他的离去，也带走了她对生的热爱与眷恋。

 “他走了以后，我既不想生活，更不想工作。”

“李秉权与我相识62年，结婚56年，历尽坎坷，相依为命。
去年他先我而逝，回顾此生，无怨无悔。
他病逝的巨大打击曾令我万念俱灰，音容宛在的言行又让我摆脱悲哀，重燃生命之火……”

“我已经80岁啦，你也快80了。
来日已短，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俩总会有一个要先死去，但留下的那一个一定要好好活着。”

在靡日不思的无尽追怀中，胡素秋念及丈夫的殷殷嘱托，于是打起精神，开始如常生活，按时出诊。

丈夫离世的同一年，胡素秋也写下了一份特殊的遗嘱，决定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昆明医科大学：

“眼角膜、进口晶体、皮、肝、肾等供给需要的病人，然后再解剖，骨骼制成骨架悬于解剖室。”

2015年，93岁的胡素秋追随李秉权而去。

胡素秋去世4年后，她的骨骼被制成标本，和丈夫李秉权的骨骼标本一起并立在昆明医科大学的生命科学馆。

阔别14年之后，她终于重新回到他的身旁。

白骨相见，魂归来兮；

生而不离，死后相依。

当他们的孩子看到自己的父亲母亲再次站在一起时，落下了眼泪：

“他们‘重生’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延续他们的爱情，也回到了他们热爱的讲台，世世代代向学生传授人体骨架奥秘。”

这个世上最浪漫的两件事，一是以身许你，一是以身许国。

著名散文家秦牧曾写下过这样的献辞：

“玻璃橱里是他特殊的坟，玻璃橱外是他浩瀚的爱。”

我想，于这浩浩汤汤的岁月长河，于这白云苍狗的悲喜人间，人生的意义如何附丽？

而生命的价值又如何度长絜大？

也许众生营营，各得其所。

但李秉权和胡素秋却做出了属于自己的回答：

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生生不息的大爱才是永不枯竭的源泉——“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

谨以此文，致敬中国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