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三、曾国藩的进退之道

 曾国藩的进退之道

                                一

上一集，我们讲了慈禧在湘军拿下南京后开始防范湘军，收拾曾国荃。

那么对朝廷的猜忌，曾国藩实际上早就有心理准备。他熟读史书，更精通易理。《易传》中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当一个人的地位、权势、声望达到顶点的时候，也就是要走下坡路的时候。因此，越是辉煌的时候，越应该努力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这个时候稍微处理不慎，会带来无法预计的危险。

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曾国荃说过：“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善终者极少。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

古来成大功名者，除了郭子仪之外，很少有安全着陆的，我们兄弟一定要小心谨慎。

不要以为曾国藩说的耸人听闻。不信你去翻翻历史，中国传统政治史上那些特别有名的文臣武将，大多数，下场都不怎么样。你看，商纣王时的比干，是被掏心而死的。秦朝的李斯，最后是被秦二世腰斩。汉朝的韩信，被刘邦给剁了。宋代的岳飞血洒风波亭，明代的于谦上了断头台，明末的袁崇焕则惨遭凌迟。清代的那些名臣，鳌拜、年羹尧、隆科多、肃顺，都是没能保住自己的性命。有些人不是直接被杀，但下场也不怎么样。比如唐代的魏征，生前虽然得了善终，但是死后，却被唐太宗“亲仆其碑”，把坟给扒了。宋朝名相寇准，为国家立了大功，最后的结局却是丢官罢职，死在发配的路上。

怎么趋吉避凶呢？关键是处理好权和利两个字。

早在攻克南京前，他就写信给朋友说：我“入世已深，居位过高，中宵默念，但觉世味日多，天机日泄，若不早谋引退，将来斗智竞力，日入俗吏功利之途而不自觉”，就是说我入世这么多年，当到这么大的官，把这个世界已经看透了。如果不早点引退，陷入到这个世界的纷争当中，就会一天比一天庸俗下去，也会像别人一样争名夺利。所以倘若攻克金陵，“决计引退”。

所以他的应对措施，一个是主动裁撤湘军，另一个是让曾国荃辞职返乡。

清廷对曾国藩最不放心的，是他手里的军队。所以攻占金陵还不到一个月，曾国藩就下令裁撤曾国荃直接指挥的湘军二万五千人。一年之后，曾国藩直辖湘军全部被裁掉。这样，就解除朝廷对曾国藩的疑虑。

光裁撤湘军是不够的，曾氏两兄弟同居高位，势力太大，要让清廷放心，不妨让曾国荃先回家避避风头。等到时过境迁，清廷的猜疑之心解除之后，自然还会想起曾国荃来，重新任用的机会还很多。现在外间虽有闲话，但随着老九的隐退，也必然会慢慢消解。曾国藩劝解老九说，“弟少耐数月以待之，而后知吾言之不谬也”。

所以曾国藩写了道奏折，说曾国荃身体欠佳。“万难再当大任”。要回乡调理。

奏折上去，朝廷马上就批准了。可见慈禧是多少讨厌曾国荃。

曾国藩的韬晦之计，今天看起来非常高明。但是曾国荃哪能理解长兄的苦心。他满心愤怒和委屈。就在曾国藩在两江总督署举行宴会，庆祝胜利当天，曾国荃当着满堂宾客的面，大发脾气，大发怨言，说了很多乡野村夫才能说的话，大失高级官员的体统，致使曾国藩也狼狈万状，无地自容。后来，曾国藩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会弟甫解浙江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也不好说他什么，只能听之任之。过了不久，曾国荃带着满腹委屈返回湖南。

事实证明，曾国藩是很厉害的。他这一招，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家族。在中国历史上，做官做得像曾国藩这样成功的，立了这样大功还能平安降落的，并不多见。

那么关于曾国藩攻下南京后的举动，曾经有一个传说，说曾经有湘军将领劝曾国藩起兵造反，说左宗棠就派人送过一封密信给曾国藩。说什么“鼎之轻重，似可问焉”，问鼎就是问鼎天下的意思。据说彭玉麟也曾写了封密信给曾国藩，信中只有一句话：“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意思是说，就算不取天下，至少我们湘军可以独占东南，划江而治。不久，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鲍超在南京的玄武湖劝曾国藩称帝，曾国藩坚决不出来见大家，只派人送出一副对联，上联是“倚天照海花无数”，下联是“流水高山心自知”！

应该说这些说话都很好听，这个故事也很有趣，但是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我们讲过，湘军是一支有精神力量，有信仰的军队。什么信仰啊？理学，或者说儒学。儒学最强调的是什么？是忠和孝。当初曾国藩是打着忠义的大旗，大家才跟着他干的。他如果说要造反，别说左宗棠，李鸿章也不会和他走。中国人对这个名声是特别在意的，王莽和袁世凯如果不称帝，就不是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只是一个传说，不是真事。

同治三年十月，曾国荃拖着沉重的病体，心情抑郁地从南京启程返乡，十一月十六日抵达老家。

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你成天在中枢面前积极表现自己，表功请功，他们看着你反而心烦。你知趣地离开权力中心，不久他们就会想起你的好处来。

曾国藩兄弟自剪羽翼，朝廷自然是松了一口气。第二年，朝廷就感觉到离开曾氏兄弟还是不行。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大清并没有马上天下太平。特别是同治四年，北方捻军势力死灰复燃，“名王”僧格林沁迟迟不能平定。朝廷深感乏人之患，这一年年初降旨，令曾国荃“来京陛见”。还说“朝廷以该抚功绩昭著，且年力盛强，正可借资倚任。着曾国藩传知曾国荃，如病已就痊，即行来京陛见。现当勤求治理、需才孔亟之时，该抚慎勿遽萌功成身退之志。”

曾国藩却一再嘱咐曾国荃不要轻易出山。他知道曾国荃是个喜动不喜静的人，怕他急于以立功来洗刷自己，一诏即起，更显得这个人不沉稳，于是他在同治四年三月家书中说：“有识之士与相爱之友多劝弟暂缓出山。余意亦欲弟久养病躯，闭户三年，再行出膺艰巨。”五月信中又一次说：“不必轻于一出。”

曾国藩在家书中替曾国荃安排如何打发时光。一是修身养性，不要干预湖南地方事务：“弟素性喜抱公愤，又待友甚厚，此时告病在家，切不可干预丝毫。”二是趁休闲之际攻补文章之学，提高奏折写作水平：“弟以不能文为此生缺憾，宜趁此家居时苦学二、三年，不可抛荒片刻也”。他还如同在京之时一样，在家书中与弟弟约定，曾国荃每月作文三篇，其中千字以上一篇，千字以下两篇，寄给曾国藩批阅。曾国藩鼓励他说，“弟此时讲求奏议尚不为迟，不必过于懊悔。弟此时用功不求太猛，但求有恒”；“弟以不能文为深耻，……目下用力于奏议文章，亦当稍存昔年拼命之意”。

曾国荃也铁下心来要好好端端架子，替自己找回些体面。这一年朝廷四次命他出山，他都以有病为由拒绝出行。连朝廷诏他出任山西巡抚，他也坚辞不受。他一面“料理山中种竹、塘内蓄鱼”，一面又领导捐修湘乡县城的城隍庙和褚公祠，行善乡里，造福百姓，日子过得到也有滋有味儿。

慈禧太后是个情商很高的人，当然知道曾国荃心中的委屈。同治五年二月，朝廷又一次发下诏书，任命曾国荃为湖北巡抚，并帮办剿捻军务。

曾国藩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转而力促曾国荃出而任事。盖前一年四月，僧格林沁命丧捻军之手，朝廷命曾国藩出师剿捻。湖北是捻军活动的重要省份，令曾国荃任湖北巡抚，也是让他配合长兄，一起完成剿捻事业之意。所以曾国藩说：“朝廷为地择人，亦即为人择地。圣恩优渥，无以复加。而余办捻事，正苦鄂中血脉不能贯通。今得弟抚鄂，则三江两湖均可合为一家，联为一气。”

我办理剿捻事宜，正愁湖北这个地方归别人管，军事上血脉不能贯通。现在你出山当湖北巡抚，则两江三省，两湖二省，可以联到一起，打起仗来就好办了。

除了这一原因外，湖北巡抚一职地位本身就非常重要，想当初曾国藩多年渴望这一职位，咸丰就是不给，后来胡林翼正是在这个职务上做出了一番事业。以此职相饷，可见朝廷起用曾国荃之意非常诚恳，面子已经给足。所以曾国藩说：“唯决计出山，则不可再请续假，恐人讥为自装身分太重也。余此信已为定论，下次不再商矣”；“君恩过厚，无令外人疑为装腔作势也”。

不要自装身份装得太重了，不要让别人以为你装腔作势。

曾国荃于是再度出山。

同治五年四月，曾国荃自长沙启程，踌躇满志地赶赴湖北。以前他虽然任过浙江巡抚，但因在战争期间，未履其实，所以他还没有尝过做地方官的滋味。这次，可是实打实地做封疆大吏了，而且还是湖北这样重要省份的长官。他发誓要一鸣惊人，做出些成绩来让朝廷看看。

当然，在家里呆了一年多，他也不是没有反思和总结。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上一次跌挫和自己的“贪名”之间的关系，决定吸取教训，作一个清官。在和曾国藩的通信中，他表示在巡抚任上要“谢绝陋习，慎重公事，严密以防门内”。事实证明他践行了这一诺言，曾国藩后来说他“自任鄂抚，不名一钱，整顿吏治，外间知之者甚多。”通过清廉之行一定程度上修改了自己的形象。

当然，朝廷起用他做湖北巡抚，重点不是治民，而是让他配合曾国藩剿捻。因此一到湖北，他就抓紧时间裁汰湖北冗军，训练新湘军，准备重施故伎，再立军功。

但是出山之后不久，曾国荃因为不听曾国藩的话，又惹了一个大祸。什么大祸呢，我们下一集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