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精制版83】大卫·贝尔：《忏悔录》| 追求最真实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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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1782年

作者：[法] 让-雅克·卢梭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文文稿

大家好！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有时候会被教导说我们不应该太任性，要更多服从社会的规则与规范。但有时候，我们也会听到相反的建议，认为我们应该更诚实地面对自己，更勇于在这社会上发声、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大卫·贝尔和我们一起阅读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的名著《忏悔录》。卢梭花了半生的时间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他主张应该遵从后一种生活态度，努力避免被社会侵蚀我们的本性。

一，曲折跌宕的一生

大家好，我是大卫·贝尔。我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专攻法国历史，尤其是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历史。也就是说，我研究的是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历史。

1712年6月28日，卢梭出生在日内瓦。日内瓦坐落在如今瑞士境内，当时是一个独立的新教城邦。就在卢梭出生之后九日，他的妈妈就因为产后感染而病逝。小卢梭在日内瓦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钟表匠。虽然收入并不丰厚，但父亲却一直鼓励小卢梭读书。可是，在卢梭十岁那年，他的父亲卷入了一场法律纠纷。为躲避责任，父亲逃到了别的地方，在别处娶妻生子，建立了新的家庭，切断了和卢梭的大部分联系。

在接下来的20年里，卢梭一直在四处游荡，或在其他人的家里当仆人，或在小店里面当学徒。他最终去了巴黎，在那里他遇到了一群年轻的思想家、哲学家。但是，他那时自己写的并不多。当时他的名气更多是因为坚持不懈推动他发明的新乐谱系统。卢梭一开始完全不懂音乐，甚至在自己不懂音乐的前提下尝试教别人音乐。不过，他后来的音乐造诣很高。他对自己所创的乐谱系统非常着迷，但并没有其他人对此感到特别兴奋。

卢梭在巴黎认识了狄德罗。当时狄德罗邀请卢梭为《百科全书》撰写与音乐相关的内容。

转眼卢梭到了快40岁的年纪了。那时，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性格古怪而扭曲的人。

1749年是卢梭生命的一个转折点。那一年，卢梭在法国的报纸《法国信使》上看到了一则由第戎学院投放的广告：他们赞助了一项有奖征文比赛，要求参赛者提交文章，讨论“科学与艺术的发展是否会有助于改良社会文化风俗？”这则广告改变了卢梭的一生。他发现了他最想探讨的议题，那就是，社会是如何腐蚀人类的。于是，他写下了著名的《论科学与艺术》，并在征文比赛中拿到了第一名。

《论科学与艺术》又被称为《第一讲演集》，其中卢梭尝试论证所有的知识都是从邪恶的心理而来：比如说，天文学从迷信而来，物理学从虚荣而来，至于艺术，则是从奢侈发展出来的。因此，卢梭认为拥有知识不是好事，因为这样会让人更倾向从知识来判断人的价值，却漠视了美德的重要性。

他发表了这篇文章以后，一下子就在欧洲名声大噪。然后在接下来的20年里，卢梭成为了可能是全欧洲最有名的人。 他以爆炸性的速度撰写了一系列非凡的著作，涉猎的领域也非常广泛，包括人类学的所谓推测性历史、政治和政治经济学。

正当卢梭声名鹊起的时候，他跟当时一些知识界的朋友，比如狄德罗，因为价值观和思想的分歧而闹翻了。卢梭本人的许多观点，包括他对基督教的看法，在当时是有一些争议的。他认为，基督教的功用似乎只在于让人重视道德伦理。在1762年4月所发表的《社会契约论》中，他集中阐释了自己对基督教的看法。

卢梭在自己的政治著作中特别强调建立国家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更关心的其实不是基督教所说的天堂，而是人类所处身的这个世界。而在《社会契约论》的结尾，卢梭写道，如果你想一个国家有效运转，你不需要福音书上的基督教，因为它只关心天上的事物，而不考虑在世的成功。想要一个国家有效运转，你需要一种宗教，让人民效忠于国家，像罗马人一般崇拜自己的国家。

这是非常大胆的论调。因为他其实是在说，基督教无非是一种教人服从于社会秩序的宗教，而不会让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这一点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反驳。

在发表《社会契约论》后的一个月，他又出版了《爱弥尔》。在这部新作中，他通过爱弥尔和他的家庭教师的故事来进一步阐发自己的思想，探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设想了一套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个孩子会被培养成一个理想的公民，而不会收到精神上的侵蚀。

卢梭在《爱弥尔》里选择了一位出身贫寒的牧师来捍卫基督教。这本身是当时一项大胆的创新。他在书里描写了那位牧师的一段祷文。那是很有基督教精神的一段祷文，但其实是属于基督教其中一个支派的说法。这引起了新教和天主教的不满。

恰恰因为这一段的内容，《爱弥尔》在出版的第一年就被巴黎和日内瓦列为了禁书，并遭到公开销毁。法国国会发出了追捕卢梭的命令。他因此展开了逃亡的生涯，先后到了瑞士和英国。

在这段时间里，他依然不断地跟自己的敌人，甚至是自己的朋友争吵。显然，想要成为卢梭的朋友是很困难的。他经常和朋友吵架，指责朋友背叛了自己，也极力为自己辩护。卢梭就是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1767年，卢梭以化名回到法国，但当时他的情绪已经不太稳定。

卢梭的生命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动荡的时期，到了18世纪60年代末，他决定坐下来为他的存在找到一个理由，这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忏悔录》。他先写了这本书的前半部分，中间搁置了几年后才全部完成。1778年，卢梭因中风而逝世。在他死后，《忏悔录》在才得以正式出版。虽然卢梭在生前组织了一些读书会，其中他分享了书里的部分章节，但是他毕竟没有真的出版这一本书。直到1782年，这本著作的前半部分才得以出版；而后半部分则要到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才得以出版。

二，“发现”儿童

卢梭的《忏悔录》是一部自传，但也是一部自我辩护的传记。虽然在卢梭以前，西方历史上已经有比较著名的自传体著作，比如我们在此前的节目介绍过的、作于公元400年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还有1565年圣特蕾莎的自传、以及1717年雷斯枢机主教回忆录，等等。不过，这些早期的作品一般都更关注宗教的体验，卢梭的自传中呈现的则主要是生活体验。

在卢梭的自传之前有不少自传文学作品，但卢梭特意沿用了奥古斯丁《忏悔录》的书名。奥古斯丁的作品是对他生活的全面审视，而卢梭在他的《忏悔录》里呈现的内容也是一样的。卢梭在书的开篇这样写道：

“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

（卢梭，《忏悔录》，第一部，黎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第1页。）

他毫不留情地反思了自己年轻时的罪过，以及自己不愿停止犯罪的事实。这一点他与奥古斯丁所采取的策略非常相似。不过，这两本书最终的目的却截然不同：奥古斯丁记录自己的罪恶和性格，来探寻个体之上的人性以及基督教的真理。而这绝对不是卢梭想要的。虽然卢梭也是通过对自身全面的反思来探寻真理，但是卢梭希望探寻的是关于人性的真理，不单单是普世的人性，也希望找到发现自我、实践自我的方法。

卢梭在书的开头提到：只有我是这样的人，而且我相信全世界永远再也找不到一个生来像我这样的人。这里，卢梭真正希望表达的是，每个人都与众不同，每个人都要尽可能去施展自己的个性。

卢梭试图在这本书中探讨自我建构的过程，其中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对童年的重视。《忏悔录》的第一部是他从婴孩时期起的整个童年。他提到自己在获得思考能力之前就先获得的感知能力。当然，这一点大概每一个人都如此。不过，他带领读者重温了他最早的记忆和童年时期。他将自己的童年视为模具，认为这是塑造了他成年时期个性的模具。

在卢梭写作《爱弥尔》的时候，他就已经很关注童年对成年人格的影响。当然，跟《爱弥尔》相比，《忏悔录》中关于这一部分的讨论更充分，毕竟爱弥尔有虚构的成分，而《忏悔录》是有关卢梭自己的生活。

全书开篇，他就写下了一个最生动的故事。当他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时，护士因为小孩子的顽皮狠狠打了他的屁股。但是打屁股并没有获得护士希望的效果，反而令他兴奋，这符合他成年后的性偏好。这次经历让他明白，以某种施虐受虐的方式将快乐和痛苦联系起来，是他一生性品味的核心。这是他描述的众多童年故事中最精彩的一个，他也反复强调正是这些童年趣事建构了他成年后的个性。在书中他也不止一次提到他的青少年时期和成年早期，如何帮助建构了他之后的人格。

我们现在大概不会质疑童年对一个人的个性发展的独特影响。但是，这一点在18世纪却是很有开创性的理念。

我们今天可能会认为童年当然很重要，但这完全不是18世纪人们的思维方式，在法国不是，在欧洲也不是。一方面，人们认为儿童只是尚未完全成型的成年人。更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童年当回事。哪怕受到创伤，有一些不堪回首的回忆，这也都不重要。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不过是一些外在的经历而已。他们当时很少关注成年时期的个性跟年轻时候的经历有什么关系。

回到18世纪，我们会发现这种想法其实很大程度影响了成年人如何培养他们的小孩。

当时在上流社会，人们还是没有把童年经历当一回事。殷实的家庭通常在孩子出生后立刻将婴儿交给护理员或奶妈，婴儿通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见到自己的父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8世纪后期。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可能是杜撰的，但我认为是真实的。塔里朗是拿破仑的外交部长，出生于法国高级贵族家庭，在他7岁的时候，他的家庭教师带他去到一座豪宅，里面正在进行着盛大的派对。盛装出席的小塔里朗加入了派对，家庭教师带他来到一对穿戴华丽的夫妻面前并郑重地向他宣布，塔里朗先生，我非常高兴地向您介绍您的父亲和母亲。小塔里朗自出生起并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当时的人对此见怪不怪。在当时，婴儿出生后远离父母，和家庭教师、奶妈一起生活。

也因为这样，卢梭的作品其实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卢梭探讨了童年的重要性，他强烈反对将孩子交给奶妈养育，因为这样可能会把孩子置于巨大的危险当中。特别是对于穷苦人家来说，奶妈可能需要同时哺育七、八个孩子，婴儿们根本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据统计，在当时比较贫穷的社区中，由过劳的奶妈喂养的婴儿，约有八成会夭折。

卢梭强烈反对将孩子交给奶妈养育的做法，并认为母亲应该亲自喂养自己的孩子。他的这一提倡在《爱弥尔》出版后立即成为一种巨大的时尚，席卷整个欧洲。所以很快将小孩送给奶妈喂养被视为不道德，而在不久之前，这还被认为是很正常的做法。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当时被视为正常的行为可以如此迅速地被反转。17世纪80年代初，即使是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在亲自喂养自己的孩子，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法国王后如此做过。人们开始接受卢梭的提议，接受卢梭关于重视童年和抚养孩子的建议。比如《爱弥尔》中卢梭核心的观点之一，建议让孩子更早地接触自然世界。所以可以说在《忏悔录》面世之前，卢梭的思想已经产生了非常深刻的社会影响。

由此可以引申出卢梭的另一个观点：由于外部环境会对孩子造成深刻影响，他认为儿童需要受到特别的保护。

卢梭在《爱弥尔》中反复提到，尽可能让孩子自然成长，免受社会的邪恶影响。你可以在整个18世纪看到这一点的影响。虽然在卢梭的倡议面世之前，巴黎的学校就制定了非常严厉的纪律，旨在防止年幼的孩子受到赌博、卖淫、酗酒的不良影响。但这些守则没有太奏效，而且在18世纪早期，这些规律只是让孩子们远离罪恶，但卢梭更强调的是保护孩子，远离对他们未来发展造成伤害的事物。

对儿童的“发现”可以说是西方进入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卢梭之前，在基督教原罪观念的影响下，很多人都认为人生来便具有邪恶的因子。但卢梭对此却不太认可，他相信孩子的本性是纯良的。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卢梭的观念其实也是整个西方文化转变的一部分。 这种转变可以追溯到17世纪后期，当时的观点开始认为人的思想在出生时是白纸一张。他们之后的性格慢慢由人的感官逐渐塑造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卢梭是整个文化转变的其中一部分。如果我们比对这种说法与基督教的原罪说，与当时基督教认为人类本来就潜藏犯罪的可能，我们会发现卢梭的主张跟这种基督教的理念刚好相反。

早在1755年，卢梭就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阐述了他对人的“自然状态”的理解。

卢梭在这本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人生来拥有两种本能的冲动，其一是纯粹的自我保护的冲动。这种冲动既不邪恶也不善良，只是人生而拥有的冲动。另一种与生俱来的冲动是对伙伴的同情。

卢梭认为初生的婴儿并没有什么邪恶之处。人之所以后来会有邪恶的行为，完全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了社会的腐蚀。

卢梭追踪人类的进化路径，并提出了这样的主张：所谓邪恶的力量其实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积聚起来的。卢梭提出了“自尊”的概念、他认为人在进入社会后常常会为自己给他人留下的印象而担忧，因此他们经常通过别人的眼睛审视自己，更多地为别人而非自己而活。这些诱发了种种恶行的产生。

卢梭的这个观点与当时基督教教义大相径庭。可以说，卢梭的《忏悔录》就是通过对自己人生的反思来验证自己的观点。他在《忏悔录》里提到要把自己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对于他自己的恶行，他认为这不是因为他的本性有什么特别阴暗的地方。他提出，人性中的恶都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造就了人类的恶行。这在当时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前沿思想。

我们现在一般会认为，人性中的恶很大程度来自他们成长的环境。这跟社会所施加的压力有关。其实这是卢梭的说法。他当然不是唯一持有类似论调的人，但在传播这个观念的层面上，他无疑是18世纪最关键的思想家。

三，实践个性：摆脱社会的束缚

在十八世纪，除了“儿童”这个概念与我们今天的理解有诸多不同外，另一个与现在的理解很不一样的概念是“社会”。“社会”这个概念从十八世纪到现在，经历了很多变化。

卢梭对于“社会”的定义可以追溯到孟德斯鸠的主张。孟德斯鸠是活跃于18世纪初的思想家。他提出了人类作为社会动物的观点。可以说，孟德斯鸠跟那个时期的许多思想家定义了现代“社会”的概念。我们今天想象“社会”这个概念时，一般会觉得社会独立于政府，也独立于国家。我们会认为社会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基础。但是，这种“社会”的概念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以前其实并不存在。当时人们假如使用“社会”或“公民社会”这个词，他们基本上指的是政府或国家。他们没有把这些概念区分开来。

孟德斯鸠将社会与政府区分开来。他认为社会会受到自身传统和历史的影响，而社会和社会之间也会彼此施加影响。

要注意的是，孟德斯鸠等思想家认为社会对人类可以有非常正面的影响。他们不相信法国当时独裁的政府，但他们觉得社会是有自己的动态和规则，是人们生活的基础，也是人们发掘自己个性的园地。在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作品中，他们会强调一个人只有在社会中生活过，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经过完整发展的个体。他们特别强调社交能力，特别强调人应该通过对话、交流和互动与他人和谐相处。

卢梭也相信我们应该把社会和政府分开，但他对社会的评价却不像孟德斯鸠那么“正面”。卢梭自己经常反抗社会，因为他从根本上觉得社会具有腐蚀性，会腐蚀人纯良的天性。

卢梭其中一个反抗社会的行径在于他反对在别人手下被奴役。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曾经是卢梭的朋友。卢梭因为他写下的观点而被逐出瑞士，休谟帮助卢梭从一位富有的英国贵族那里得到一笔接济。卢梭却说：“你这个叛徒，你背叛了我。你在试图奴役我，让我依赖你。”

在《忏悔录》里，卢梭还记录下另一个故事。卢梭本来是一位音乐家及歌剧作家。他曾经写了一部歌剧，而这部剧在1752年在凡尔赛宫上演。当时的法国国王非常喜欢，因此便希望邀请卢梭加入宫廷的乐队，让他继续写歌剧，终身衣食无忧。卢梭的朋友狄德罗恭喜卢梭，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让卢梭一展所长。但卢梭反驳到：“我以为你是我的朋友，你没意识到他们只是想奴役我吗？”最终，卢梭坚持了不受别人施舍的初衷。

卢梭总体上奉行禁欲主义，尤其不会因为某些好处和施舍而甘愿接受奴役。当然，他人生当中曾经有一些时候接受过上流社会贵妇的接济，也曾借住在她们家中。但其它大部分时候都过得很清贫，尤其是晚年。

卢梭认为人必须过节制的生活，抵抗社会花红酒绿的诱惑。要避免接受别人的给予，因为一旦伸手去拿别人的救援，他们就有权力约束你的言行，就能命令你做事。卢梭在晚年住在非常偏远的农村地区。绝大部分的时间里，他行走在大自然，行走在山岳森林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必须真正将自己与社会完全隔离开来。

除了“童年”这个概念以外，卢梭思想中另一个关于人的发展的重要概念是“自我觉醒”。

卢梭虽然没有以系统的方法来研究人的心理，但是他的主张跟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其实有很相似的地方。他们都相信童年对人格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都相信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儿童接受外部世界的不良影响。当然，和弗洛伊德不同，卢梭的主张围绕在人的意志力之上。卢梭的所有作品都在关注个体心智和人格的发展。

在《爱弥尔》开篇，卢梭写道如果你想养育一个孩子，你有两种选择，一个可能是把他抚养成社会的公民，另一个可能是把他抚养成人。这里说的的抚养成人，指的其实是保有原始冲动的天然的人。当时，他认为人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不可能两者兼得。到了他写作《忏悔录》时，卢梭给了我们第三个选项，也就是成为本真的自我，完全释放个性、品味和偏好的本我，成为一个鲜活的、有个性的个体。这是卢梭在《忏悔录》中所表达的。但成为本我绝非易事，你需要以自己的意志力与社会抗争，防止社会将你塑造成为一个邪恶和扭曲的人。发现本我的过程并不时那么简单，不可能只从写作或在山间漫步中发现真我。卢梭相信，人必须战斗，努力摆脱社会对人的奴役。

卢梭坚信要为自己而活。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只照着别人的希望来生活，因为这样会使人无法直面自己的个性，也会造成心理上的紧张，继而伤害人对自己的认知。《忏悔录》说明了他一生其实在不同阶段都感受到了这种紧张感。他试图揭示自己的真实本性——被社会腐化了的本性。他的人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原点：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现代社会中保存纯良的本性？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个社会呢？这些问题没有终极答案，但却值得永远追问。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制作播出。本期节目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许止峻撰稿、编译。英文版由Zachry Davis, Galen Beebe 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