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 现代新儒家的思想探索（下）

现代新儒家的思想探索（下）

⼀、知识点

1、康德哲学：

伊曼努尔·康德，著名德意志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生于东普鲁士哥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哥尼斯堡大学毕业。1755年起在母校执教，1770年升教授。其思想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在前批判时期，以自然科学的研究为主，并进行哲学探究。1755年发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提出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其学说深深影响近代西方哲学，并开启了德国唯心主义和康德主义等诸多流派。

2、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生于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与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一生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另有说《春秋》为无名氏所作，孔子修订）。

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有贤人七十二。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所有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被尊为儒家始祖，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孔子祭祀也一度成为和国家的祖先同等级别的“大祀”。这种殊荣除老子外万古唯有孔子而已。

3、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指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社会资源基本手段的一种经济体制。它是高度发达的、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大商品经济，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经济资源商品化、经济关系货币化、市场价格自由化和经济系统开放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主要指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只能充当经济运行的调节者，而经济运行的作用只是宏观调控。

二、金句/精华笔记

1、自信也是一种认识能力，他去认识那具体的有限的经验事物，比如说你要设计一个具体的教育制度，或者经济制度，或者医疗制度，这需要自信发挥作用。

2、教育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边，它难免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体系相关，如果关联得非常紧密，叫教育的产业化

3、重新审视一下中国的基础教育，甚至应当从幼儿教育就开始思考，贯彻这条原则，让我们中国人成为以儒家精神为根基的道德主体，而后面对现代生活，这是所谓由教育求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复兴的路，那叫教育之路。

三、全文逐字稿

课程文稿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牟宗三先生怎么想。

我们刚才说过了，牟宗三先生其实是第二代新儒家的中坚人物，熊十力是开创者，牟宗三是中坚人物，他展开了更加深入的探讨。

他认为中国儒家思想本有民本精神，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把中国的儒家的民本精神，以民为本，跟西方的民主比一比，我们的境界绝比、绝不比他们低。

这个民本精神体现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他们的思想。

孔子说过一句话：“为仁由己”——你能不能实践“仁”？在你的生命实践中能不能把孔子所说的“仁”体现出来，这件事情全看你自己，不是外部可以规定你的。外部的权威让你成为一个有本心仁体的人吗？不可能的。倘若你在、你在社会活动当中总是出于利益的考虑才去遵守道德规则，你也不是为仁——为就是实践的意思。

为仁全凭我们每个人自己，这叫“为仁由己”。牟宗三先生认为这就是在儒家思想中的自由原则——我们并不是被迫的去服从道德规则，为仁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精神。他认为这是儒家思想中本有的自由的观念。

孟子说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的，就天下其实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人民生活，一个是朝廷，朝廷叫“社稷”，还有一个方面叫君主。民、社稷、君主这三样，孟子怎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首先就是“民为贵”，朝廷一家一姓之政权只是次之，而政权的最高领袖叫君，为轻。

孔子的“为仁由己”，和孟子讲的民、社稷、君三者的关系，都被认为是在儒家思想中本有的民本精神。现在我们说那句话是对的，江山是吧？江山就社稷了，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民为贵，我们讲不忘初心是吧？这个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

（这是）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延伸。

好，我们来看牟宗先生、怎么说？牟宗三先生说：由于儒家思想的民本精神只局限于道德领域，未能进展到公民人格和社会组织的层面，因此在历史上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

虽然儒家的民本精神本就在那里，但它局限了，局限在道德领域，局限在个人的道德修养的领域，所谓“修身”。

我们都知道《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叫“三条纲领”。然后具体讲道德人格的修养又有八个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修身”怎么修？就是前面几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如果你修身成功了，在家里你可以把这个家，引导到它积极向上的一面，这叫“齐家”，不会有父母与儿女的冲突，骨肉的相残都没有了，叫“家齐”了。因为你能够做到“家齐”你才能进而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那叫治国；治国才能平天下（天下是文化概念）。

由修身推出去，内圣外王，先不要在社会层面上说，我先把家“齐”好了，把家“齐”好的人才可以外王、治国、平天下。

这话是这么说了，在实践的途径是什么呢？那就是父母官了，“学而优则仕”。然后为官一方，左幅复议教化一方，造福一方。这是中国儒家的传统的政治目标和政治方案。

但是这样一条路在今天走不通了。在今天的社会里边，我们不得不承认，一、有技术呃不是，有经济、有市场经济；二、有科学技术。由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建构起来的现代社会生活，你如何由修身而治国平天下？所以终于还只是局限在道德领域里面。

既然是一个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建构的现代社会，要有公民人格了，而不是臣民，公民和臣民的区分。也必须承认一系列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了，不能以父母官来取代社会组织，不能把百姓仅仅看成是被教化的对象，有一个公民人格需要树立，这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必然要求的。

所以这就引起牟宗三的深入思考。

牟宗三认为，儒家以“仁”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内圣”，无法开出民主、科学和法治的“外王”，怎么办？

牟宗三先生从哲学上讨论这个问题了：他认为儒家的道德理念，必须经历过、经历一个自我坎陷的过程，他用了“自我坎陷”。

“坎陷”是牟宗三的一个用语，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否定，自我否定，并不是说儒家要把自己的道德理念给它取消掉，而是说他应当发生一个变。

这个自我否定是什么意思呢？就儒家的道德理念在哲学上来看，它属于形而上的，能不能往下走，成为形而下的制度设计？

中国的《周易》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就是可以指很多事情的一个比较广泛的中国哲学的概念。比如说我喝茶的茶杯，物质的“器”，一个民族的典章制度，也叫“器”。

能不能从儒家的形而上的道德理念，从中生发出往形而下这个层面上去的典章制度，能不能以新的制度来行儒家的“道”？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可以做的，他说，要发生一个自我坎陷的过程，什么叫“自我坎陷”？应当由“内圣”曲折一下，转一个弯，转出“知性”。

这里又有个概念了，他是用了康德哲学说话了。当时现代新儒家也精研西方哲学，牟宗三本人既研究康德哲学，也研究黑格尔的哲学，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有了解和掌握，所以他就用了自我否定这个词叫自我坎陷。

什么叫“知性”？用英语来表达叫understanding，比知性更高的叫“理性”，用英语来表达叫reason。所以康德是区分了知性和理性的了。

比知性更高的理性是指什么？去认识绝对无条件的认识能力，绝对无条件的事物，理性的认识，理性是一种认识能力，这种认识能力指向绝对无条件的事物，比如说一个理念。

知性也是一种认识能力，它去认识具体的、有限的经验事物。

比如说你要设计一个具体的教育制度，或者经济制度，或者医疗制度，这需要知性发挥作用。因为这些都是具体的事物，你如何建构它，知性发挥作用。假如我们儒家的道德理念始终只是在理性的层面上，他指向绝对无条件的对“道”的领会，那么它如何往下转一下？所谓转出知性来，就是根据儒家的道德理念去重新设计我们中国的典章制度，而不是原先那样直接推出来。

“学而优则仕”，这是直接推的。你既然有圣贤的品格，你就可以去治理百姓了，直接可以去。不，现在在你为父母官之前，我们先把父母官这个概念拿掉，你先要本着儒家的道德理念去设计符合社会、现代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制度，就从理性进入往下走，进入知性的层面。

按照牟宗三，以前的“外王”是由“内圣”直接推出来的，而现在的“外王”，现在“外王”就民主政体是直接推不出来的。所以要由“内圣”而曲折一下，转一个弯，进入知性层面，如此才能生出民主、科学、法制。

我们关于牟宗三的想法我们说了比较多，因为他确实非常重要，他真想让老“内圣”开出新“外王”，这个开出是指什么？自我坎陷，由理性走向知性的层面，借助康德哲学来说话。

这条路走得通吗？在当下濡染、仍然是一个根本重要的问题。

我们这几年我们看到中国社会有许多人都对中国儒家的学说重新发生兴趣、高度关注，但是一种疑惑也就随之而来。

我们承认我们仍然是中国人，儒家的学说仍然是我们的道统，儒家的精神仍然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这一点我们都能同意，基本上都能同意。但是一个疑惑来了：

面对现代社会，一方面科学技术，一方面市场经济，我们比如说复兴阳明心学，它的实际的现实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我们可能跟着阳明的《传习录》，去做自身的道德修养，这件事可以去做，如果你认真可以去做，做了以后呢？

中国的当下的现实，比如说你面对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社会现实，资本的竞争也不可避免。你如何作为一个阳明心学意义上的道德主体，同时又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彼此竞争，这两者如何统一？

中国的问题的解决，当下许多麻烦，包括所谓“遇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儒家真帮得了我们吗？它作为一种精神境界，固然是很高的，但是脱离了社会生活的实际，恐怕还是要法治才能解决问题。是吗？于是法治跟道德主体的关系是什么？在今天真是一个基本问题了。

牟宗三先生并没有真的指出一条实际的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路，但他这样的探讨把当下仍然现实、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始终端在那里让我们思考，这可是真实的了。

儒家、儒家的道德精神，当然是中国人民信仰的根基，信仰的根基如果在现实中总是被击破、被打破，该怎么办？

唐君毅说的很分明，若把儒家的道德精神拿掉，我们是、只是在科学经济和政治的层面上做事情，会变异的，会导致虚无主义、功利主义和权力崇拜。这一点说的没错。

所以那条路还在继续的探索之中，以儒家的道德精神为根本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科学研究，是否可能。

我们介绍了现代新儒家了，现代新儒家的称得上现代新儒家的学者，都共同强调了儒家思想的现代化，都想要寻找一条路，这条路就是让儒家的道德精神融入由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建构的现代社会生活。

有一种想法就是教育是最根本的，重新审视一下中国的基础教育，甚至应当从幼儿教育就开始思考，贯彻这条原则，让我们中国人成为以儒家精神为根基的道德主体，而后面对现代生活——这是所谓由教育求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复兴的路，那叫教育之路。

那么教育又复成为一个问题。教育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边，它难免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体系相关，如果关联得非常紧密叫教育的产业化，如何拒绝教育的产业化，走教育社会主义的路，也要拒绝医疗的产业化，走医疗社会主义的路，这条路能走吗？否则谈何中国人作为以儒家精神为基础的道德主体的树立，所以这些都是目前尚无答案的思考。

总而言之，我们在这第13讲中讲了西学东渐引发中国思想的自我批判，彻底否定儒家学说的也大有人在，主张儒家是思想现代化的也有人。这样的争鸣还将继续，思想的争鸣还将继续，因为它是现实社会生活本身提出来的课题。

好，这样我们算是完成了第13讲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