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登读书：成事（13）|读书才能救天下

而直到四年后，京师同文馆才提出，允许录取科举“正途”人员入馆，并且设立天文算学馆，学习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但也因此引起了顽固派的激烈反对，爆发了近代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文化论战，由此，也可看出李鸿章创办上海广方言馆的远见，以及他所冒的风险之巨大，的确开风气之先。

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作是一种“合法”的知识。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总理衙门大臣奕訢等人于1866年底上奏，提出要招收科举“正途”出身的人员，来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想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他们预料到顽固派会坚决反对，所以在奏折中，他们就先下手为强，把丑话说在前头，说，必定会有人说学习自然科学并非当务之急，也会有人说学习这些是用夷变夏，说中国学习西方是可耻的行为，这些都是不识时务之人才有的言论。如今既然要学习轮船、枪炮的制造技术，那就必须学习自然科学，来探求这些机械制造的根本原理，如果连这些都不了解，那造枪造炮的结果必然是白费金钱，没有实际效果。

他们还特别驳斥了那些认为学习西方可耻的荒谬论点，他们说：天底下最大的耻辱，莫过于技不如人。你看咱们隔壁的日本，学得多快，现在已经小有成就了，只有我们中国，被列强打了，还碍于面子，不肯向人家学习，你不以技不如人为耻，反而以向人家学习为耻，这样恶性循环，那你要什么时候、靠什么方法才能一雪前耻呢？在这里，奕訢等人明确提出，学习西方是为了“雪耻”，而拒绝学习西方才是真正的耻辱。

同文馆将增设天文算学馆，并招收科举正途人员的这一消息传出去后，果不其然，激起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一位监察御史首先上折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如果想要自强，那么朝廷该做的事情就是“整顿纲纪”、“明确政令”、“赏罚严明”、“求贤养民”、同时“练兵筹饷”；而对于臣民，则只有讲求“气节”，依靠列祖列宗的仁义恩泽，以尧舜之法、孔孟之道来进行教育和帮助。

不过这位监察御史的地位、名望毕竟不够高，所以很快，顽固派中权势最大、声望最高的人，也就是户部大臣，相当于今天的全国财政部长，文渊阁大学士乌齐格里·倭仁，他亲自出马，向朝廷递上奏折，他认为，立国之道在于礼制仁义、而不在于权谋，同样，国家的根基在于人心，而不在于技艺。文渊阁大学士是最高级别的文官，他认为天文算学这些自然科学收效甚微，只不过是细枝末节的技艺，而咱们的科举“正途”人员居然要把这些外夷奉为老师，而所学的不过是这些细枝末节的技巧。咱们中国，古往今来，有听说过谁能靠算术和这些雕虫小技统一天下、开创盛世的吗？没有吧？而且中国这么大，不缺人才，如果实在是不得不学习天文算术，那么民间肯定有擅长这些技艺的人，咱们把他们请来当老师不就得了，何必拜洋人为师？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目前世道衰微，礼崩乐坏，只有依靠读书人来讲明义理，才能维持天下人心；如果你读书人，这些科举“正途”的人士，也都抛弃老祖宗的经典，去学习洋人的奇技淫巧了，那估计用不了几年，咱们中国就要亡国了，咱们的土地、人民都要归夷人所有了。所以他坚持认为，朝廷不能支持同文馆，让科举“正途”人士来学习自然科学，因为一旦这么做，国家将失去维护其统治、以及维护中华文化正统性的中坚力量。倭仁是公认的理学大师，他的言辞更具有煽动性，在士大夫中间形成一股反对“西学”的强劲力量。那么李鸿章和洋务派又是怎样力排众议、推进自然科学教育的呢？他们的办学理念和主张最后又能否得到朝廷认可呢？关于这些，我们放在下一节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