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登读书：成事（11）|学好外语数理化，走遍天下都挨骂

新中国诞生之后，曾经有一句口号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在近代中国，你想要学习数理化，却是万万不行的；而作为朝廷的大官，你如果想办一所学校，教授数理化和外语听说读写，那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如果不了解一段历史背景，很多朋友可能会产生疑问，李鸿章在受到曾国藩举荐后，当上了江苏巡抚，当时上海属江苏管辖，那李鸿章就是当地的最高地方官，他如果想要在当地设立一所外语学校，这很难吗？会有什么风险？所以，要知人论世，还是要回到历史现场。

近代中国要自强，自然要“师夷长技”，要学习声光电化、船坚炮利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中国传统都是认为，“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像外语、科学技术，包括西方的枪炮铸造和自然科学，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所以在传统的科举考试中，根本没有这些内容。

然而，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外交涉越来越多，谈判时，中国没有外语人才，都是用外国传教士当翻译。这些传教士，为了传教，都会中文。但是清政府不久就感觉这种情况不正常，与哪个国家谈判，就用哪个国家的传教士，那传教士在翻译时，会不会从中搞些有利于他的国家的猫腻呢？

所以，清政府后来在谈判中，越来越多地任用一些中国买办子弟，一些经常与洋人打交道，会说些洋文的人。特别是中英、中法之间签署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 ，以后英、法两国送交中国的文件均用它们本国文字书写，并附上中文副本，如果遇到有文字歧义的地方，就以它们本国文字为准。中国没有专业外语人才，提供不了标准的翻译，大家可以想一想，这对中国的危害有多大？中国读书人从来只有走考“八股”的科举之路才是“正途”，结果读书人只知诗文而不通中外，更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学习外语，因此，当时清政府感到急需翻译人才，奕䜣等洋务派认为当务之急是培养翻译人才，所以在1861年奏请、1862年夏天就在北京正式开办了外语学校，就是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定名为京师同文馆。

北京的同文馆开办不到一年，李鸿章就在1863年3月上奏，奏请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后定名为上海广方言馆。

首先，他必须说明培养翻译的重要性。他发现，中外交流通信的这20余年里，许多洋人的头目，他在奏折里称他们为“彼酋 ”，就是对方的酋长——这些外夷的酋长们都在研习中文，其中一些突出的人甚至能阅读中国经史，而且对于中国的朝政、制度、民情，这些人都能说得头头是道；而中国的官员中却几乎没有懂西方文字的人。我们常说要知己知彼，现在却是彼知我而我不知彼，这在中外交涉当中自然就居于劣势，经常吃亏。由于这些交涉越来越多，因此不得不找翻译——在当时叫做“通事”，这个职业的人来传话，因此，这些“通事”也成为除了传统的“士农工商”之外，另一个收入最高的新职业。

但这些“通事”并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他们的出身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广东、宁波这些沿海地方的商人子弟，这些人游手好闲散漫惯了，干不了别的事，于是就充当翻译作为一条生路；另一种是英国、法国在中国设立的教会学校，招收中国贫穷人家的孩子学习外语，这些教会学校的子弟，李鸿章觉得他们的出身不行，而且这些孩子还沾染了一身洋人的习气。所以他断定，这两种人，无论从资质还是品性，还是各个方面都不足以代表国家和政府，来担任朝廷的翻译。而且他们绝大多数人只会外语口语，却不具备读写能力；即便少数能阅读外文的人，也只认得与商务有关的文字，却对外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了解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