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征兵制已经有很久的时间。新法要人民缴税代替兵役。换句话说,就是用募兵替征兵。但是我们仔细研究免役法的规条,就发现政府主要兴趣在于税收,人民免役的福利完全被保甲法所抵消,保甲法强迫服役,比征兵更糟糕。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免役法公布了。不必征兵的人家也要交免役税;例如寡妇,没有孩子或独子的家庭,小孩未长大的家庭、尼姑、和尚都要交另一种税,名叫“助役金”。各区除了免役配额,还要多交百分之二十,以防荒年老百姓交不出来。军人和政府雇员都由这税金来招募。子由曾经指出,农民还不出债会被抓入牢中鞭打。司马光也曾预言,夏秋人民没有现款交税——其它税金也同时来临——只好卖粮食,杀牛砍树来换钱。以前征兵,人民轮流服几年兵役,如今人民每年都要交免役 税,不必服役的年头也照交不误。
免役税和新商税、所得税都可以说是收税的新方法,不是真正解除人民的兵役,因为他们在“保甲法”的新名目之下照常要受军训。消费税是由商人的利润中抽税,以帐簿为根据。所得税的意义和现代不同。我叫它所得税因为当局强制登记人民的收入和财产,以作为其它税金的凭依。还有一点很象今天的所得税,人民必须申报收入和财产,辛辛苦苦骗政府。在新法的争议中有人指出“于是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至鸡豚亦遍抄之,"都由政府登记。最后这一道措施在熙宁七年(1074年)订定,寿命奇短,因为王安石不久就失势了,此法尚未废除,苏东坡即拒绝在自己的区 域内执行,说它不合法制。
王安石征免役税,要解除人民的 兵役负担,保甲法却揭穿了他的谎言。事实很明显,新“保甲法”和免役税都在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颁布,政府一手取消人民的兵役负担,叫他们交“免役”税,另一手又把兵役放回人民身上。
“保甲”是邻居连保制度。十户为一 “保”,五十户为一 “大保” 。万一有人窝藏罪犯盗贼,“保”内的人家要负连带责任;万一有杀人、强奸的重罪发生,他们必须向官府报告。每一“大保”的壮丁必须组队受军训,两丁抽一,超过两个壮丁则按比例多抽。这些人每隔五天要弃田受训一天,古代五日等于一周,刚好把一个月分成六段。征兵制把男丁调到外地,新法却把军队带入村中。不过王安石是大宣传家;他知道新立名目,就产生了新玩意儿,“兵役遂止”。
除了集中登记管理人民,还有方田均税法和保马法。王安石的新法正如一切集体制度,绝不肯饶过人民。政府一心要照顾百姓,必须确实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拥有哪些东西。正如一切极权制度,他们没有秘警就无法统治,于是秘警在熙宁五年(1072年)成 立,幸亏苏东坡当时已离开京师。政府不控制御史台 (相当于今天的报章杂志),换上同一路线的手下人, 也无法治事。王安石认为,控制文人的思想更属必要。他和古代的王莽,近代的希特勒一样。具有“一个国家、一个信仰、一个领袖”的信念。他像希特 勒,遭到反对就大发雷霆;现代精神病学家可以把他列为妄想狂。
显出他的“妄想狂性格”,使一切史学家和批评家公认为不可原谅的倒不是他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作风,而是他把自己当做经书唯一的评注家。以前王莽曾篡改古书,现在王安石写了《三经新义》,把它定为官方的思考指南,取代了过去的一切大经论家。王安石学问不错,但是不足以取代郑玄、马融、陆德明等古代巨儒。这样不仅是滥用权威,也是污蔑学术。 试卷通常都引用古文,考生和解释必须统一。他立下这个新标准,国内的读书人都必须研读王安石每一方面的意见,由政治原则,佛家色彩极浓的儒家思想到 “鹑” “枭” “雉”等字的语源,不一而足。苏东坡出京之后,有一次监考乡试,曾写诗说,他对考生思 想的统一和贫乏非常痛心。
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充满佛教色彩,和他的语言学一样,创意高,学术基础却不稳固。然而他深信自己对古代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分析完全正确。《三经新义》其差无比,他死后就被人抛到脑后,没有一篇留存下来。但在他当权时期却是应考学者的圣经;稍 微不合宰相的解释,就会名落孙山。他只花两年完成《三经新义》,尤其是对学术的一大侮辱;这本书在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开始动笔,由他的儿子和一位小政客帮忙,熙宁八年(1075年)六月就出版了。仓促的作品被定为儒经正统的注释,王安石意见一变,新的版本马上问世,考生都知道他们的一生要看自己能不能跟上修订本而定。
这里不谈王安石的学问,苏东坡对此十分痛心, 因为他学问比王安石强多了。不过我要提一下,王安石的《字说》非常滑稽,和所有半吊子的语源学差不多。除了《三经新义》,当时学者最气的就是王安石所创的语源讨论。他的《字说》研究国字的构造和起 源,不用比较法,却凭幻想的活用。王安石相信这是他对学术最创新、最持久的贡献,晚年还继续研究, 完成了二十五卷。西方学者不难明白,学者若运用想象力,不受科学方法——汉代和清代学者所用的方法就是一例——的约束,要完成二十五卷语源学实在太容易了。“幻想语言学” 一天可以编出十几道奇谈来。由中国字的结构找出各种成分组成某一意义的原因,实在很容易也很好玩。王安石有五十多条字说留传下来,大部分成为茶余饭后的趣闻。苏东坡和王安石的许多笑话都和这些《字说》有关。
苏东坡喜欢用归谬法。中文有一个“鸠”字,由 “九”和“鸟”两部分所构成,读音如“纠”。王安石一心想由字意找出有趣的理论,竟推翻了字音的成份。有一天苏东坡和王安石闲聊,忽然问他:“对 了,’鸠'字为什么由'九'和'鸟'所构成? ”王安石答不出来。苏东坡取笑他说:“我告诉你,诗经说:鸡鸠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就是九个吗?”
“波”字是由“水”字和象声的“皮”字所构成。王安石想象力丰富,说“波为水之皮” ,所以这 样写法。有一天苏东坡遇到他,就诙谐地说:“那么'滑’字一定是’水之骨’罗。"王安石违犯了中国字组成的基本原则。他残害“字根”,把它分裂为二,再误接另一个部首——“富”字就是一例——真会使任何语言学家大哭一场。
后来,有些中国学者遵循西方集产主义的观念,想洗刷王安石在历史上的罪名,说他的思想“符合现代社会主义” 。近代大学者梁启超就为王安石辩护。王安石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但是王安石的社会主义政权却要由结果来判断。事实上国家消除了私人垄断,却建立了自己的独占制度;小商人失业了,农民付不出强迫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只好卖妻卖子或全家逃亡,不然就典当财物。监狱常满,每一郡县都有数千件查封的抵押品和没收的财产,官厅诉讼不绝。就算没有异族侵略,暴政也会把国家拖垮。
熙宁七年(1074年) 圣诏说,商业停顿,人民失业;熙宁九年(1076年)圣诏下令废除青苗法,声言很多人无法还债而坐牢挨打。 二十年后,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六月苏东坡上了一 道书表,想解救乡村的经济危机,要求政府归还没收的 私产,取消穷人的债务,文中说:
“……借纳拘收产业,除已有人承买交业外,并 特给还未足者,许贴纳收赎,仍不限年。四方闻之,莫不鼓舞歌咏……以谓’某等自失业已来,父母妻子离散,转在沟壑,久无所归。’臣即详看元初立法,本为兴置市易以来,凡异时民间生财自养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无他业,不免与官,中首尾胶固, 以至供通物产,召保立限,增价出息,赊贷转变,以苟趋目前之急。及至限满,不能填价,又理一重息罚。岁月益久,逋欠愈多。科决监锢,以逮妻孥。”
头几年,王安石还瞒住皇上,不让他知道恐怖的情景,自称百姓支持他的土地政策,将极权政府说成“民主国”。名称混淆,倒令人想起近代的情景。
无论古今中外,人民爱不爱某一政权唯有等这个专制政府失势才能判断。皇帝想知道民情,就派人出去查访。但是宦官和御史知道皇帝喜欢新政,就告诉皇帝,人民都爱新法,税吏一出,人民“欢呼感德”, 由特意安排的接待仪式看来,这些话倒是真的。王安 石变法几年后的恐怖情景终于由一位勇敢的皇宫门吏以图画方式,呈现在皇帝眼前。
郑侠终日站在宫门边,看到成群难民由东北逃来,挤满京师的街道。郑侠知道图画比言辞更有力, 就把这些可怜的农民画下来,献给皇上。有一张画描写难民饥寒交迫,在大风雨中流浪。另一张描写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树皮,还有人拴着铁链,搬砖负柴来缴税。皇帝看到这些图画,不禁掉下泪来,精采的献图——我们以后会谈到——加上一颗彗星出现。圣山发生土崩,皇帝终于废除了许多“新法” 。
全盘否认王安石变法也是不正确的
历史不会消失,只会重演。
听到了一些熟悉的味道
王安石的思想太超前了,当时生产力太落后,这些理想化的措施根本实施不了想办国有企业赚钱充实国库,但不能损失人民大众的利益,否则无法执行!
王安石这种奇葩的行为举止一般都不是好人
林语堂是一位不错的学者,然而他所在的民国官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他作为当时社会精英的身份让他必然否认王安石这种代表底层农民的政治家,可以这么说,在做学问方面,林语堂可以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他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烙印是非常深刻的,在当今中国很多有识之士看来,他就是个渣渣。
林语堂是不是和王安石有仇啊?
旭思读书君 回复 @布丁奶茶66: 后面有康震老师对王安石的解读
王安石就是一狗🐩
不是史学家,没资格评论王安石
这是东坡传?怕不是黑王安石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