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 第12集 国家资本主义（中）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终于确定了皇帝的态度，就来到京师，破例获准“越位”进言，不必遵循礼规的限制。

“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皇帝问他。

“选择适当的政策。”王安石答道。

“你认为唐太宗如何？”皇帝提起唐朝最受爱戴的君主。

“陛下应该以尧舜为表率，不该只学唐太宗。尧舜的主张其实很容易实现。因为后代学者不了解他们，才以为这种标准遥不可及。”（尧舜是孔子笔下的理想圣君，统治公元前二十三到二十二世纪半传奇的中国。）

皇帝表示满意，但却廉虚地说：“你对我期望太高了。我只怕没法达到你过高的期许。”

后来皇帝屏退左右，让王安石单独进言。这是王安石的一大机会。

“坐下”，皇帝说，“我要和 你长谈一番。”于是皇帝开始问他唐太宗和刘备为什么要让两位名士拜相治国。其中一位名相就是诸葛亮，他是历史上最出名、最能干的行政人才。王安石又把话题拉到三千年前传说中的圣君身上。王安石说，他宁愿谈谈尧舜的贤臣。“在 上等人才眼中，诸葛亮根本不值得一 提。”

诸葛亮的政治天才在于一步步 走向既定的目标，这位急功自信的财政鬼才觉得很不对胃口。

王安石继续说：“陛下正治理一个人口众多的大 帝国。百年太平，国内又有那么多学者，竟没有一位 贤臣出来辅佐陛下，岂不怪哉？ 一定是陛下没有固定 的政策，不信任贤才。虽然当代有人才高可比尧舜的贤臣，他们会因政客小人的阻碍而罢官。”

“每一朝代都有奸佞小人，”皇帝说，“尧舜时代也有著名的四凶。”

“不错，”王安石说，“正因为尧舜知道四凶的 真面目，处以极刑，所以他们才能达到那么高的成 就。如果四凶继续在朝廷阴谋作乱，良臣贤佐早就离开了。”

神宗深受感动。他年方二十，充满青少年的野 心，想使国家强大繁荣。他为人善良公正，面孔圆称匀润，和他的祖先十分相像。直到神宗以后，宋朝皇帝才开始显出生理退化的特征。他的热诚被王安石对他的高度期许所煽动，从此以后，年轻的皇帝就准备 赴汤蹈火来实现此人的政见，就算要牺牲其他的大臣，也在所不惜。不知怎样，每当老贤臣进言反对王 安石的新政，皇帝心中就出现“四凶”的影子。

熙宁二年（1069年），苏氏兄弟到达京城，王安石 被任命为参加政事。此后两年内老臣纷纷离京。皇帝的谏官遭到清算，由王安石的手下一一接替。王安石一登相位，马上整肃所有政府官员。抗议连连发生， 整个官界一片混乱。所有才高望重的大臣都公开反对 他。年轻的皇帝大惑不解，不过，王安石设没让他觉得，一切纷乱喧哗都是皇帝和犯上的恶臣间猛烈的斗争。

“怎么回事？"皇帝问他，“为什么朝廷所有的 大臣、御史、学者都联合反对新政？"

“您应该明白，"王安石说，“陛下想遵循古圣君的伟大教训，但是要达到目标，您必须先克服流俗。因此陛下与流俗之间的斗争，在所难免。他们若赢了，政府就落入他们手中，陛下若赢了，政治权利便掌握在陛下手中。这些自私小人想阻止陛下实现古圣君的伟大训示。所以才议论纷纷。"

有了少年皇帝强国富国的野心，又有一个对自己政治、财政理论过度自信的参政，王安石的激烈改革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些改革的动机不容置疑。事实上，宋朝在五十年的分裂和斗争之后，政府的力量始终不强。西夏、契丹（后来改名辽国）和金人不断侵略中国北面的疆土。中国和他们打仗，事后往往签订辱国的休战条约。条约的项目总是中国皇帝吃亏,这些国家承认皇帝，纳贡的却不是他们，而是我方皇帝献上金银财帛，每年花费十万到二十五万缗。国库为之空虚，内政松弛，政府经常闹赤字。王安石相信，他可以玩弄税制和兵制，替府库筹钱。

我相信神宗欣赏王安石，主要就因为他想在西北征战，拓展国力、增加帝国的声威。王安石一上台，我方就向北部蛮族发动几次战争，有几次胜利，有一次败得奇惨。为了打仗，皇帝需要财源；为了财源，国家的财政制度必须重新调整。我们对改革家的动机毫不怀疑，但是我们将会发现，这些财政和经济的改革产生了性质完全不同的悲惨结果。

王安石刚到京师不久，司马光和他就当着皇帝面前发生争吵，这次的论点似乎总括了双方基本的差异。当时府库空虚，春祭之后，皇帝想免掉大臣的银钱丝帛例费，替皇室省钱。司马光和王安石为此热烈争论。王安石坚称，国库耗竭是大官不懂财政的结果。

“你所谓的财政，”司马光反驳说，“只是增加 人民的税金和例费罢了。 ”

“不”，王安石说，“好官能增加政府的岁收， 却不加重税款。”

“一派胡言！国家的财富有限，财富不是在人民手中，就是在政府手中。不管你执行什么策略，运用什么名义，只不过收集民财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和司马光意见相同，于是他的措施暂缓了一两个月。

一般人不是经济专家，只认定国家财富的两大要素就是生产与分配。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就必须增加生产或善加分配。然而在王安石的年代，既没有工业，根本不可能增加生产。于是财政鬼才只能在分配方面动脑筋。王安石志在充实国库，所谓增加国家财富就等于增加政府的岁收。王安石明显看出，自由企业制度下富商和地主非常赚钱，他认为政府可以收取自由企业的利润，自己做生意赚钱。结论十分有力。 他用的名辞也很新鲜。他要“钱平”;要平均财富， “抑兼并济贫乏”；他要阻止农人向地主借高利贷。

政府可以在春耕时期借钱给农民，等收成再叫他们还钱，这是便民的伟大措施。王安石告诉皇帝，这些措施都是“富其民”；但是史籍记载，他迟疑良久之后终于决定放债，却是因为一个小官说，政府投资五十万元，每年就可赚进二十五万的利息，因为一年收成两次，每年可两度收到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利钱。

各项改革由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八年后王安石和皇帝对新政都很厌烦，彼此也不太满意，变法就惨兮兮结束了，我们不愿多谈改革的细节，只谈谈这些措施的概略。

最重大，最知名的有九项，为了方便起见我把它们归成三类。一共有三项国营企业措施，三项新税， 和三项管制人民的登记制度。三项国营企业措施是： 均输法，市易法和利息二成实收三成（加上申请和登记费）的青苗贷款。三项新税是免役税，商税和所得税。 登记制度是把人民编成十家一组的军训单位（保甲法），重新登记土地和马匹（方 田均税法和保马法）。大体说来，这些措施接近现代的集体经济政策。

国营企业由熙宁二年 （1069年）七月开始，先设立全国或省际的批发机构。皇帝相信政府可收到极大的利润，就拨出五百万缗现金和三百万石的稻米做本钱， 接收省际货物和原料的贸易。这一制度马上发生实际的困难。那一年二月政府先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负责研究计划和条款加以公布。

东坡的弟弟子由也是条例司的人员之一。子由上表指出，政府接收全国贸易，自由企业马上就会瘫痪，因为各地批发商无法和政府竞争。政府和商人难免互扯后脚。而且他否认府库有利可图。私人商业有既定的信用系统，政府却没有这些便利，势必要先用高薪聘请人员，建立堂皇的官舍。这种生意将不是依照供求关系来经营，而是看佣金的多少来处理，照私人交情分配利益与合同。子由说，由于官僚制度的缺点，政府无法压低买价，进货成本一定比独立商人更高。因此赔钱是必然的。

因此，所谓的均输法搁置了一年，从长计议；政府后来又用新名辞提出修改的计划。批发和零售的划分并不严格，于是成都、广州、杭州等大都市成立了市易务。为发展这些贸易机构，政府又由国库中拨出一百万缗，由京师当地的货币中拨出八十七万贯。成立这些机构的理由是“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 “宜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 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他们任命了一位能干的首长，他能向政府报出愈多的利润就被视为愈能干的人才。这位吕嘉问变成全国的市易务官，对小商人具有垄断控制的权利。例如京师市易务规定，小贸易商要做该机构的会员；他 们可以把货物和该处的资财合并联营，或者由政府出资购买他们店铺所卖的存货；万一商人想结束业务， 可以把货品卖给政府；也可以用部分货物做保险，向政府借钱，半年付息一成，或者一年付息两成；和该处无关的商贾也可以把存货卖给该处，价格由政府订定；最后，不管哪一部门的皇家用货都由该机构办理。

政府吸收小企业是这个制度最差的一环，私人商业几乎完全停顿。几年间贸易和商务实际上一天天减少，政府的岁收大受影响，与理论上的高利润大相径庭。皇帝发现自己在人民眼中沦为卖水果、冰、炭、 日历、草席的小贩，心里很不高兴。最后京师市易务和商税的丑闻闹进皇室的耳朵里，皇帝才下令终止改革中最不受欢迎的项目。

不过新政中最著名的却是“青苗法”，直到今天大家谈起王安石的新政，还免不了先想到农民贷款、 这个措施影响到国内的每一村庄，也促成朝中大臣最剧烈的政治斗争。计划本身完善合理，令人想起农民银行。王安石以前担任地方官，曾在春耕时期贷款给农民，收成时再连本带利收回来。他发现这样对农夫很有帮助，因为他在地方作官，可以确定农民是真正需要才来借款，一切由他亲自调查。陕西的地方当局也曾试行这个办法，绩效不错，就因为陕西试办成功，农民贷款才叫做“青苗”贷款。

丰年政府确定会有好收成，就贷款给农民买耕具、麦种；割麦时再连本带利收回来，给军队当粮饷。照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说法，“诸路常平广惠仓钱 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贯石以上，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现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巢，遇贱量增市价巢。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现钱，依陕西青苗钱例， 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斛斗，半为夏料，半为秋料。 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汆， 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为民，而公家无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

这一个美丽天真的计划却摧毁了不少农夫的身家性命，我们以后就明白了。不过，我要解释一下，这个新措施是常平仓古法的延续，后来渐渐取代了常平仓。宋朝初年，政府在各地设立粮仓，以平抑谷价。 丰年“谷贱伤农”，政府尽量收购剩余的稻麦。荒年粮价上涨，政府就把存粮抛入市场，压低价格。很多官员不肯贱价收购一切余粮，所以效率不能达到最高峰。不过由治平三年（1066年）常平仓公布的数字看来，他们一年内曾收购五百零一万四千一百八十担谷物，卖出四百七十一万一千五百七十担。现在仓禀的财货都化为青苗贷款的本金，常平仓的正常作业就自然而然终止了。

问题的重点是贷款难免强迫。王安石不容人反对，非成功不可。他必须向皇帝证明，贷款是一大德政，为人民所欢迎。他不希望部下放款松懈。他不懂农民为什么不要贷款。贷款若不达到配额，他就大发脾气。他开始晋升成绩较好的官员，处罚贷款不力的人，每一个官员都重视自己的前途，一心想留下好政绩。人事竞争的诱导很象现在推销政府公债。官吏知道自己卖不够配额会因“阻碍新政”而被撤职降官， 王安石所谓的“积进”好官难免要靠势力强摊贷款。 每一户人家都得向政府贷款，每隔三个月就要交三成的利息。好官知道这些贷款对人民不利，确定他们付不出本利会下狱坐牢。他们遵守政府的明文规定，宣布贷款完全出于“自愿”，心中打算有一天会因“阻 碍新政”而丢官。

免役法也是如此，官厅本意和实际执行完全是两回事。这也许是王安石最好的新政，日后苏东坡的同党得势，决心去除王安石的一切新法，唯有苏东坡据理力争，支持这一道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