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是合理的吗？

“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是合理的吗？“全职妈妈”是一个好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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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上野千鹤子是日本最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现任东京大学人文社会学系教授。著作包括《近代家族的成立与凋零》《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裙子底下的剧场》《厌女》等。

本书分析了安在当代女性身上的两座大山，即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种双重的控制，使女性到今天依然处在屈从的地位中。

第一，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对于女性的压迫与共谋。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女性和无产阶级男性一样，都受到资本主义的统治；而激进女权主义将矛头指向父权制，即家庭之中由年长男性掌握权势的制度。

本书作者上野在内的新一代女性主义者，认为这两边说得都有道理。现代女性既受到资本主义的统治，也受到父权制的压迫；不仅如此，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对于女性的共谋，而他们共谋的落脚点，是现代家庭。

今天我们熟悉的这种一夫一妻制的现代家庭形式，附带着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即男性投入公共领域的劳动市场、成为社会生产的劳动力，而女性逐渐被社会劳动市场排除在外，囿于家庭，成为家庭主妇。这种性别分工带来了“市场”与“家庭”的分裂，也让女性深陷从属的地位。

第二，现代家庭通过社会再生产劳动让女性深陷从属的地位。

在现代社会，市场从家庭中获得劳动力，而将无法成为劳动力的人返回给家庭，由女性负责照料。也就是说，女性通过在家庭的劳动，从外部维持整个市场的顺利运转。这些劳动被称为“社会再生产劳动”，即一系列与生命相关的劳动，包括对人的生育、养育、照料、陪护、等等。

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控制下，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在无偿地付出社会再生产劳动，但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回报。这其中起作用的是意识形态的力量。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编制了一系列有关于“爱”的神话，而这些神话都是意识形态的机器：爱情的神话，让女性在前近代大家庭向近代核心家庭过渡的历史时期，自行选择和延续了父权制；家庭是“爱的共同体”的神话，让女性心甘情愿地无偿付出所谓“爱的劳动”；母性的神话，让女性极力克制自我需求，引发她们的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

第三，为什么女性进入社会参与生产劳动，反而加固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共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妇女第一次大规模走出家庭，从事社会生产，并体会到社会劳动所带来的成果和自信。这种成果和自信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一战之后，许多女性依然想要继续工作。

为了应对女性想要工作的局面，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想出了两个策略：首先，是设置一些“女性专属”的职业，从而延续了对于“女性气质”的规范；更重要的是，构建出一个未婚女性雇佣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女性可以在成年后进入职场，但一旦结婚就要回归家庭，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女性“工作到结婚为止”的共识。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工作到结婚为止”的社会共识渐渐被突破，取而代之的是“中断—再就业”模式，也就是女性在生育和哺乳期退回家庭照顾孩子，等到孩子长大后再重返职场。选择这一模式的女性，表面上看起来是“人生赢家”，但实际上背负了三重负担：既承担着无偿的再生产劳动，又在育儿期间失去了原先应得的收入，还要在再就业时面临职场歧视和薪酬损失。

与此同时，女性这种“中断—再就业”模式，对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有百利而无一害。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这个模式意味着它可以占有生育前女性的劳动力，还可以用低廉的薪酬雇佣“中断—再就业”的家庭主妇劳动力。对于父权制而言，丈夫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拥有免费的专职育儿妻子，之后又能享受到妻子工作后带来的收入成果。

总之，不管女性是否从事社会生产，只要她们依然无偿承担再生产劳动，就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统治。因此，要实现真正的女性解放和男女平等，就必须对社会再生产劳动进行重新分配。

书           名：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作           者： [日]上野千鹤子

主    讲   人：吴海云

主讲人简介：文化研究博士，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员

主           播：石头说话2017

策 划  编 辑：李雪清

总    编    辑：徐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