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穷人自己说话，才能知道问题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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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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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

作者：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奥斯卡•刘易斯

节目文稿：

马克思在谈到法国农民时，曾有一句名言：“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句话可说适用于几乎所有非主流的边缘群体：穷人、女性、孩子等等。在以往，他们都很少直接发出自己的声音，留下的文献记载，大多是掌握着话语权的人对他们的看法。也正因此，这本《桑切斯的孩子们》就显得愈加有意义，因为作者所想要做的，正是“让穷人为自己说话”。

这本书讲述了墨西哥城一个贫困家庭的故事，目的是向读者们呈现，在经历社会和经济巨变的拉美大城市中心区的贫民窟，住在一居室的出租屋里长大成人到底是怎样一番景象。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书中所描述的是一个普通的墨西哥家庭：父亲赫苏斯•桑切斯及其四个孩子，全书就由这五个家庭成员交替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所组成，其间不加任何评论。这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一种罗生门式的效果，你能看到一种全景式的、多面的、复杂交错的场景，每个人对生活都有各自独立版本的看法。有时哥哥所控诉的妹妹的乖戾行为，在妹妹的自述中，却又能看到原有她自己的理由和不同视角。人们彼此的看法、乃至对同一件事情的判断，往往都是相互冲突的——但这在任何家庭中其实都是常事，而且也正是由于这种矛盾，使我们看到了人们彼此不同的个性和处世方式。

不经历贫穷的人，很难体会贫穷的滋味。深陷于穷困中的人，真正难以摆脱的，往往并不是一时的经济问题，而是因为他们身上那套文化习惯。

在墨西哥的城市贫民区里，这种自我永续病态的贫穷亚文化最鲜明的特质是强烈的大男子主义。赫苏斯本人就是个大家长，几乎每个子女都怕他，他虽然尽责，但同时又并不尊重女性，将婚外情视作自己身为男性的骄傲，甚至竟和自己长媳的妹妹又生了八个孩子！

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一辈子孜孜不倦追求更美好生活的人。然而，在子女们看来，他虽然慈爱，有时却又不近人情，教育孩子的方式往往是打孩子。女儿康素爱萝的话一针见血：“他这个人好像领受的是看管小动物的责任，只需给他们吃饱，让他们有衣服穿有地方住就行，从来不讲感情，更不知道动物也会思考、会有感情。如果不是那么倔强，他可真是好父亲。”

四个子女的遭遇也各自不同。长子曼努埃尔的话最能体现那种在贫困挣扎之苦：“回顾过去，我的一生似乎都在劳动——只不过那些工作都不怎么有创造性，那么，他们为什么老说我是个懒家伙，这也不是人，那也不是人呢？”他虽然也努力，但像很多穷人一样，他对自己的人生缺乏规划，更没有实现规划的意志力。这是贫困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他们通常倾向于避免去做长远的规划，而选择“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哲学。

在所有孩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女儿康素爱萝：她从小在学校表现很好，但却无人理睬，她是四个孩子中最强烈地表现出想要摆脱这一生活的人，也因此在这个家庭中最为格格不入。她意识到在这个大家庭中，彼此没有隐私的生活，使得有许多不便需要加以克服。她爱美，但家人们常常不是讥讽挖苦，就是觉得她这样打扮只是为了取悦男人。她想要摆脱命运，想要爬出自己曾深陷其中的那口深井。然而她自己的独立自主道路，最终也还是受尽了男人们的凌辱。她的失败，最明显地表露出贫民阶层的出身与生活给人带来的结构性束缚。

在他们的人生中可以看出：贫困人口的聚居，形成了一个自己的社会圈子，导致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以至于身在其中度过自己整个童年的人，很难爬出这口深井。

在这其中尤为弱势的成员是女性：他们受到阶级和性别的双重屈从之苦，不少女性早早地成为少女妈妈，经历了不稳定的婚姻之后，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而男性也常常无力应对结构性的经济变迁，因为他们在社会阶层中的流动，取决于一个职位的可得性，但他们所能得到的却只能是低技能的工作岗位，而这类工作的特点，便是就业不稳定、机会有限和工资低微。长期的贫困造成一种宿命论的态度，犹如书中康素爱萝所说的，她到处都听到人们提及“命运”一词，这实际上是穷人们对其边缘地位的一种适应，因为他们已太长时间没有感受到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与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宿命论是一种可取的人生哲学。

贫困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许多问题的症结，如果它不能得到改变或改善，那么很多事就没有意义了。马丁•路德•金曾说过：“如果连一个汉堡包都买不起的话，被允许在饭店就餐又有什么好处？”也就是说，即便你有自由的权利，但贫困本身会限制你实践自己权利的能力。所谓“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并非没有道理。

他们的故事饱含着无数穷人生活中的辛酸，有许多是触目惊心的事实：他们生活中时常可见的暴力、对女性的不尊重、生活的艰辛，包括他们对政治现实的极度失望。从他们的角度来说，这些都是每天发生的生存状态，然而这不免也令那些不想让这些事实见诸阳光的保守主义者尴尬。因为这种生存现状本身就是当代那些以人民的名义执政的政府所无法逃避的一个政治问题，其之所以令人尴尬，正在于它是如此真实的现实。也难怪书出版之后，墨西哥的政治家对外国人“揭露”墨西哥的贫穷状态颇感震怒，甚至一度对作者提起刑事诉讼。

本书于1961年问世后，很快成为轰动一时的名作，并由此让“贫穷文化”一词广为人知。它在那个时代问世并走红，恐怕并非偶然——1960年代正是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在这种社会政治氛围的影响下，学者们也开始将目光投向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对美国黑人贫困状况的莫伊尼汉报告，也是在1965年完成的。更早一年的1964年，哈佛大学的Stephan Thernstrom出版《贫穷与进步：关于一个19世纪城市社会流动性的研究》一书，被学界公认为是美国“新城市史学”诞生的标志，它首次将史学兴趣转向底层那“沉默的大多数”，这正是学者的社会关怀跨领域震荡的例证。

这本书表明，深刻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完全能够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因为有很多社会问题，最关键的原本就是如何“呈现”它。几十年来，它至少让人明白了一点：如果说贫穷是一个社会问题，那么，只有让穷人自己说出来，我们才能知道真正的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