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七：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曾国藩的组织原则创新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曾国藩的组织原则创新

上一集我们讲到，曾国藩创立湘军，搞的第一个制度创新是实行高薪制，给军官和士兵开出了超高的工资。套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激励体系。

这个制度非常重要。第一，这个制度能吸引人才。第二，建立了厚饷制之后，曾国藩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军队中抓廉政建设了。这样才能保持军风军纪。

曾国藩深知廉洁才出战斗力，所以他对军队中的廉政建设一直抓得很紧。他对军官们反复提醒说： “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有以服弁勇之心。”也就是说，士兵们对一个军官服不服气，有两点，一是打仗时你敢不敢冲在前面，二就是看你在钱上头，干不干净。只有你本身不贪污，士兵才服你，打仗时才听你的指挥。

曾国藩不光是这样说，他自己带头这样做。上一集我们讲了，曾国藩带兵期间，在经济上对自己的要求尤其严格。

因为曾国藩很注重廉政，所以湘军的风气和当时的正规军完全不同。咸丰十一年，有一个叫赵烈文的文人，来到湘军大营拜访曾国藩，后来这个人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他在日记当中曾经记载了他所见到的景象。他说：

湘军营中规矩甚严，黎明即起，每日二操，武弁皆令赤足穿草鞋，营中无一人吸食鸦片者。

也就是说，曾国藩的湘军，每天黎明就起床，士兵都光着脚穿草鞋，军中没有一个人吸鸦片。

他又说：咸丰八年，他赵烈文曾经到清朝正规军建立的江南大营去过一次，他发现那里的风气，与湘军这里完全不同。正规军的大营里头，成天大吃大喝，一来客人，厨子马上能做出一席丰盛的酒菜。湘军这里呢，来了客人，根本没有饭，只能到城里的饭店去买饭，客人往往等不及就走了。正规军那里，军官和随从亲兵们都穿得很漂亮、很讲究。湘军这儿呢，军官们一个个都穿得像农民似的。

所以赵烈文看到这些之后，非常感动，说曾国藩“忠清艰苦，至于如此，可为流涕”，让人感动得要流泪。

这是湘军有战斗力的第一个原因。

所以，清政府实行低制薪的做法，是占小便宜吃大亏，而曾国藩的做法，是吃小亏占大便宜。虽然采用厚饷高薪政策，但是湘军和国家正规军比起来，其实是远比正规军省钱的。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三年春，清廷用九万多正规军来镇压太平军，两年多的时间，就花掉了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军饷，没取得什么胜利。而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从咸丰三年到同治三年止，苦战近十二年终于把太平军镇压下去，湘军人数最后发展到十二万人，那么十二年间一共花了多少钱呢，也仅花了二千九百万两左右。由此可见湘军整体上是很节约的，湘军的军费利用效率比正规军不知道高出多少倍。

以上是我们讲的湘军制度的第一个特点，厚饷制。

在这个基础上，曾国藩进行了第二个创新，就是组织原则创新。

湘军组织原则与绿营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讲，曾国藩创建湘军之前，先深入分析了为什么绿营兵不能打仗，绿营兵失败的原因。

除了低薪之外，绿营兵的第二个制度缺陷，是组织上血脉不贯通。用曾国藩的话来说，是“胜则相忌，败不相救”。就是绿营兵各部队之间，彼此不配合，不团结。打了胜仗，相互忌妒，打了败仗，互不帮助，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敌人消灭。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清代皇帝都是极有权术的，他们在规定绿营兵制度时，怕军官们拥兵自重，所以十分重视兵为国有，而不是兵为将有。所以每逢战争，就采取抽调的制度，“则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biàn]，或楚弁以辖黔镇”，东抽一百，西拨五十，临时组成一支部队，然后再派一个将领带兵出征。这样做的好处是，将军和士兵之间互不熟悉，没有私人感情，大家都只听皇帝的，没有皇帝的命令就不能调动军队，这就保证了皇帝的安全。但是坏处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甚至兵不识兵，将不识将，彼此都非常生疏。打个比方，这就好比砍树枝一样，东砍一根儿，西砍一根儿，然后捆到一起，这些树枝形不成一棵有生命力的树，形不成一个整体。这就叫“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

这种情况下，军队就没有凝聚力，打起仗来，谁也不肯冲锋在前。相反，一有危险，大家都本能地先跑。绿营兵是“兵畏贼，不畏将。将畏兵，不畏法。”也就是说，士兵怕农民军，但是不怕自己的将军。将军怕自己的士兵，不怕法律。

所以曾国藩说，这样的军队，即使“诸葛复起”，就是诸葛亮活过来，也是打不了胜仗的。因为这不是个人的道德水平的问题，是制度问题。

所以，湘军要想有战斗力，就必须从制度上进行彻底改变。

所以曾国藩在组织原则上一反清代的惯例，采取了层层招募制。那么怎么挑选人呢？曾国藩选拔他非常熟悉的，自己最信任最欣赏的人，来当将军。所以曾国藩有四个弟弟，除了留一个大弟弟曾国潢在家里管家之外，其他三个，后来都出来和曾国藩干，其中有两个，死在战场之上。这就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除了亲兄弟外，曾国藩任命的将军也都是他的同学、朋友、老乡。

这些将军再选拔他熟悉的人，他的同学、同乡、亲戚做营官，这些营官再回老家选拔自己的老乡做士兵。这样一来，从大帅到士兵形成了一层一层的个人关系。这就是湘军在制度上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将必亲选，兵必自募”。

曾国藩说，“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

本来是公家给发的军饷，但是经过招收自己的军官发到手里，感觉就好象这个军官发给自己的，大家就对长官有了感激之心，也有了责任感。这样，湘军就像一颗大树，“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

有人说，曾国藩这不就是任人惟亲吗？也可以这么说。曾国藩就是利用中国社会的特点，用所谓的乡缘，学缘，血缘编织起来，组织内部全部打通了，成为一个由感情纽带凝聚起来的整体。这也就是湘军这个“湘”字的起源。这个“湘”字，原本不是指湖南，而是指湘乡县。曾国藩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力”，他最初训练的军队，军官和士兵来源几乎全是湘乡县人。

同时曾国藩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规定，那就是在作战过程中，如果这支军队临阵脱逃，或者大家不保护军官，导致军官战死，那么他手下的这支军队就就地解散。全部回老家，一个不留。这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这样一来，所有士兵打仗的时候都会全力保护自己的长官。因为只有保住长官，你才有继续升官发财的机会。所以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喻利于义。将卒亲睦，各护其长。”

这就解决了绿营兵的“胜则相忌，败不相救”的问题，形成了曾国藩所说的“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死党”。这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来源。

这是湘军与绿营的另一个重大不同，组织原则。当然这个原则实际上违反了清朝“兵为国有”的原则，湘军私人性极强，每一级只效忠自己的统领，不听他人调遣，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也容易成为军阀，湘军事实上也开了后世军阀的先河。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所以曾国藩高明就高明在他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保卫长官本来是一种道德要求，但曾国藩通过制度使它变成了符合下属自身利益的一种行为。

因此优秀的管理者的第一项才能，就是需要能够制定出有效的制度，把下属的自利行为引导到对组织有利的方向上去。

在很多时候，制度规范都比道德要求更有效。我们可能很多朋友听说过运奴船的故事。当初西方开始贩运奴隶的时候，奴隶贩子从非洲抓了奴隶，雇船一船一船地运到美洲。那么一开始，大家都是这样交易的，我把这一百个奴隶交到你这个运奴船上，然后给你船主一百元钱，你负责把他们给我运到目的地。但是我们知道，那时候航海条件不好，船上的卫生条件很差，奴隶死亡率很高，在大海上航行了几个月，运到美洲的时候，可能有一半的奴隶就死了。

后来这些奴隶贩子就改革了交易制度。就是我不先给你钱，而是运到了之后再给钱。好比说我给你一百个奴隶你给我运到美洲，到了美洲我们查人数，活下来一个人我给你一元钱。

这样一来，奴隶存活率大大提高，原来一船只能活下五十个人，现在能活八十个人。为什么呢？因为运奴船的船主主动在船上安排了医生，提高了奴隶的伙食标准，改善了他们的待遇，让他们少生病。这样自己才能赚到钱。

所以很多时候制度设计是决定性的，基础性的。制度能决定和改变人的行为。曾国藩在确立基本制度后，他用不着自己拿着战刀逼着，下属自然就知道往前冲。这就是制度的力量。当然制度设计的成功，关键又在于对人的“自利”的本性的把握上。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都是自利的，这其实不是坏事，这正是我们有效建立制度的出发点。

这是我们从曾国藩创建湘军的过程中可以得到的重要启示。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曾国藩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非常谨慎的人。有人说他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是实际上，这个人是非常有创新精神的。

关键是曾国藩有大眼光，大格局，勇于创新。

曾国藩是湖南人，湖南的学风是什么啊？叫做经世致用，就是我们读书，不是为了装门面，不是为了吟诗做对，而是为了做事，而且是做实事，做大事。要振兴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因此曾国藩读书一直是结合现实问题来读的，一直是注意观察研究整个国家的形势，研究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我们以前讲过，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他就已经预见到了天下大乱。所以他一直在默默研究当时最急迫的军事问题，提出一系列高明的做法，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强大的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