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军市舶务与海上丝绸之路

宋代江阴军市舶务与海上丝绸之路

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

高亭笑语如昨日，末路尘沙非少年。强乞一官终未得，只君同病肯相怜。

这首诗为《予求守江阴未得酬昌叔忆江阴见及之作》，作者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诗人王安石。这首诗前四句把宋代江阴黄田港的繁荣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后四句表达了作者未能到江阴为官有深深的遗憾。

从这首诗里，我们不难看出，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江阴已经是常接待运输海外珍宝的蕃舶商船。南宋朝廷专门在江阴军设置市舶务，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等。关于“市舶司（务）”的作用，广义上可比作现代的海关，但仍有一定的不同。从职能与活动来看，南宋市舶司（务）具有多种身份：既是外贸行政管理机构，又是外贸税收机构；既是外贸经营机构，又是经济仲裁机构；同时还是外交接待机构。也就是说，市舶务的活动范围较之现代的海关要广泛得多。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历史，了解一下宋代江阴军市舶务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垫乐起）

在很早以前，中国就开始设关征税，周王朝时期就有“关和关市之征”的记载。唐王朝时期，创设市舶使于广州，负责向前来贸易的船舶征收关税，代表宫廷采购一定数量的舶来品，管理商人向皇帝进贡的物品，对市舶贸易进行监督和管理。这便是市舶司的前身。

北宋市舶制度经过不断演变，至宋徽宗年间确立了广南路市舶司（又称广州市舶司）、福建路市舶司（又称泉州市舶司）和两浙路市舶司三路市舶司的体制。这三路市舶司的管辖范围正好覆盖了从长江口到北部湾（包括海南岛）的万里海疆。市舶司的下属机构是市舶务。南宋绍兴三年，两浙路市舶司分别在临安府（也就是北宋时的杭州）、明州、温州以及秀州的华亭县设四处市舶务。

南宋政府迁都临安后，贸易关税成为重要财政来源，为加强对江阴海外贸易的管理，又由两浙路市舶司在江阴黄田港东侧光孝寺内设立市舶务，《宋会要辑稿》记载：“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诏江阴军依温州例，置市舶务。以见任官一员兼管，从本路提举市舶司请也。”江阴军市舶务的设置使两浙路市舶务的总数增加到五个。

江阴虽迟至绍兴十五年才设置市舶务，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早在北宋中期，就已是停靠海外船舶的重要港口了。南宋《舆地纪胜》说，江阴的形势是“边临大江，正是下流，北与通、泰相对，东连海道，西接镇江，最为控扼。”处于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自然而然就成为海船停泊、转运、互市的理想港口。商船既可以乘潮而来，所谓“风樯万里，顺流而纵者，朝江海而夕毗陵”，毗陵就是指常州，交通十分便利，而且江流至此，“萦迥演迤，无甚怒极湍之势”，非常利于船泊的停靠。

江阴城的筑防，距离长江一里左右，通过黄田港，北与长江相通，南与漕渠（也就是现在的锡澄运河）相连，组成一个完善的外海内河相连的运输系统，海舶商船既可停在黄田港外的长江之中，因而使王安石有“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的喟叹，又或可经由黄田港进入城里，因而出现了北宋官员蒋静所描绘的“富商大贾，长艇巨一舶，夷螟海错，鱼盐果布之属，辐辏城中”的景象。北宋末年的江阴显然已是一个“居民富饶，井邑繁盛”的重要港口了。

由于江阴在北宋时已长时间起着外贸港口的作用，因此在绍兴十二年，宋金和议后不久，南宋朝廷即应两浙路市舶司之请，在江阴军设置市舶务。市舶务的官舍建在光孝寺西，明孝宗弘治年间的《江阴县志》保存了一幅《宋志官治图》，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光孝寺与市舶务并排位于江阴城的北门——澄江门之外，离江滨和黄田港都不远。市舶务设在这里，而不设在城里，正是为了便利对蕃舶进行抽解博买，抽解是对沿海港口进出口贸易征收的实物税，博买是宋朝时官府收买外来商品的专有名词。

市舶务的主管官由知军的副贰签判兼任。主管官下属的监官，则由知县兼任，监官之下又有专库书手三名。建务之初，大约因业务不够熟悉的缘故，还从其他市舶务调来差官充任监官，“主管拍卖舶货，收支钱物”的事宜。

市舶务的正式设置，更加吸引了蕃舶贾船的到来，江阴港口的繁忙自然更进一层。海船的停靠已不限于在黄田港外，而是向下游延伸到杨舍港和蔡港以外的江面。时人登临城北君山浮远堂，“凭栏而北”，有“淮舰海舶十百相衔，是江接天，不可涯诶”的感慨，诸如“舟船通万里，城郭数三州”“老松独碍欲落石，大舶稳驾不赀风”一类的吟咏更是不绝于篇章。

海外贸易的兴盛又大大促使江阴市面更进一步繁盛。除了邑中市外，在城外还有“江下市”，江下之名显然以其位于江滨的原因。明朝嘉靖年间的《江阴县志》说：江下市在“澄江门外”，澄江门外，也正是市舶务所在，足见江下市的兴起与对外贸易的兴盛有直接的关系。从绍兴年间设务到绍熙年间外舶辐辏，江阴的繁荣已至少维持了整整半个世纪。来到江阴的蕃船除日本船舶外，还有高丽的船只，这也是整个两浙路市舶司下属各务主要的两大贸易对象。

海内贸易也同样兴盛，明弘治年间的《江阴县志》卷五说：杨舍、蔡港、黄田三港皆“边临大江，应漳、泉、福、建、温，自明、越等州，远商海舶，物货辐辏”。市面繁荣，自然税场林立，不满百里之内有杨舍、蔡港、黄田港三处税场，直至南宋乾道九年以后才合并。

两浙路市舶司在乾道二年已经罢废，但其所属五个市舶务仍继续保留，由转运使兼管。后来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禁止商船停泊澉（gǎn）浦及江阴、温州、秀州等港，因此杭、温、秀、江阴诸市舶务相继停废，外来商船都集中于明州一地。但据日本人木宫泰彦著有的《中日交通史》记载，宋朝庆元五年，泉涌寺的僧人俊艿进入宋朝，所乘便舶仍至江阴军停靠，明显可以看出禁而不止的现象。又据弘治《江阴县志》记载，江阴市舶务在宋宁宗嘉泰四年时，由知军戴溪重建。虽然如此，毕竟来泊江阴之外国船只数量已经大减，至南宋嘉定年间，由于“高丽日本不至”，江阴市面已不似曾经繁荣。但是即使如此，江阴作为一个国内贸易港口的作用，依然没有消失，所以南通、泰州、靖江的贸易者，仍会在此聚集。

南宋绍定年间，江阴港又一度恢复生气，知军颜耆仲重修市舶务，又建宽民堂。由此可见江阴市舶务在绍定时又梅开二度，繁盛了一阵。绍定以后，南宋王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蒙宋正面冲突开始，海防江防吃紧，市舶之利渐趋消失，江阴市舶务也就不再见于记载了。

元明以后，江阴始终没有恢复对外贸易港的地位，但作为国内港口，却始终不衰。明朝嘉靖年间的《江阴县志》记载：“乡落大姓居货而贾者数不可纪，市大而形胜会焉，则有夏港镇。”并注解说：夏港镇“在来春乡，帆樯相属恒亘数里，盖上游之入于闽越者必经舶焉。”夏港，在黄田港以西，也是注入长江的一条河道。足见直到明朝时，江阴依然是长江和海道之间的重要中途停泊港。

如今，虽然江阴光孝寺以及市舶务都已消失不见，但现代的江阴市已建成全球化现代港口，2020年，江阴港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2.56亿吨。外贸吞吐量6474.57万吨，其中进港6243.19万吨，出港231.38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