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精制版70】斯塔西斯·古尔古里：《东方学》| 未完待续的后殖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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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1978年
作者：[美] 萨义德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文文稿 

你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了斯塔西斯·古尔古里教授和我们一起探讨爱德华·萨义德的经典著作《东方学》。

我是斯塔西斯·古尔古里，我是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学教授，也任职于古典学系和英语系。我于 1984 年左右第一次阅读了萨义德的《东方学》。这是一本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书，它真正地改变了我的学术生涯。

当我们谈及“东方”、“西方”时，我们是否只是在谈论某个客观的地理位置呢？当我们使用“东方”这个语词时，我们默认了在地理与历史维度上怎样的划分和规定？这样的划分和规定，在历史上有过怎样的他者想象、暗含了怎样的话语建构和殖民主义烙印？

从事人文领域研究的学人无一不熟知萨义德和他极具影响力的著作《东方学》。自1978年《东方学》面世以来，我们对“东方”、“西方”，对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认知有了怎样的变化？《东方学》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和如此深远的生命力？萨义德在书中揭示了什么、又是如何揭示的？在《东方学》的绪论中，萨义德为全书做了三个限定性说明，他最后说道，“我们永远不应认为，东方学的结构仅仅是一种谎言或神话的结构，一旦真相大白，就会烟消云散。”未来，我们如何基于43年前问世的《东方学》继续思考？后殖民主义将如何进一步发展？

停留在过去的他者：《东方学》之前的东方学

从 17 世纪开始，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开始在欧洲以东的各个国家殖民。这些国家的文化与他们自己的文化完全不同。欧洲殖民者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殖民地民众，剥削他们，把他们用作免费劳动力，掠夺当地的自然资源。欧洲人努力粉饰自己的殖民行径，把它美化为传播文明，声称自己在帮助殖民地民众迈向现代化。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西方社会正确看待这个有时被称为“东方”的地方。数百年来，西方人努力证明并相信，自己比东方人更优越，其中的一个方式便是建立了一门叫“东方学”的学科。

东方学是一门研究东方的学科——这不是在玩文字游戏，“东方”就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东方各文化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东方”是一个非常广的概念，基本包括了从伊斯坦布尔到远东的所有地区。当然，“远东”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说了，而“近东”指的是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近似于阿拉伯世界。“远东”则是指中国、日本等等。

几百年来，东方学的发展与时事政治密不可分。欧洲人把东方文化当作他者来研究，这也意味着他们在巩固“东方不如欧洲”观点。

他们把这些文化作为欧洲的反面来研究。显然，他们清楚这些古老文化的意义，甚至清楚它们过去的辉煌。他们并没有把东方文化——比如中国文化——贬得一钱不值，但把它看作与欧洲文化截然不同的东西，看作他者。

文学教授和公共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为“东方学”一词赋予了新的含义。他认为，这个词展现了西方对东方的居高临下的描述和刻画。1978 年，他出版了一本名叫《东方学》的著作。

以英法为主的欧洲社会用东方学设想、建构了这个叫作“东方（the Orient）”的地方。这是从前的叫法；如今我们用另一个“东方（the East）”来称呼。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他所谓的“建构东方”的学科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把视线完全放在了过去。东方的所有成就都来自过去；而在当下，东方是一片有待发展的地区，基本一直停留在古老的过去，甚至没有朝近代迈步。在当时，也就是 19 世纪的时候，东方文明正处于难以逆转的衰落之中。

东方学颂扬了古代东方社会的成就。但这样一来，它也将现代东方社会置于比古代东方社会更低的位置。从事东方学研究和殖民活动的欧洲人认为现代欧洲比现代东方更优越，因而觉得自己有权掠走东方的历史文物。

在 19 世纪，与东方学息息相关的另一门学科是考古学。从同样的角度看，考古学重建的仍然是他处的文化。当时地中海东岸开展了一些重大的考古活动，挖掘着被认为已经消逝了的文化——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区别：与之相反，欧洲文化被认为仍然欣欣向荣。

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大量来自欧洲的学者来到东方，发掘、描绘着古老的、已逝的东方前现代历史成就。实际上，这些来自欧洲的科学家和学者非常认真地看待自己的工作，并且具有专业的知识和能力。

他们是专家，懂很多语言，非常博学。坦白来说，萨义德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肯定了他们的学识，将这些学识语境化、政治化。我说的“政治化”是最褒义的政治化，也就是理解它的政治涵义。萨义德肯定了这一点。

殖民主义与作为流行虚构叙事的东方学

欧洲在东方建立了殖民地，所以东方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书本。很多贵族青年都喜欢休学一两年，去欧洲殖民地旅行，研究这些地方的古代文化。

在贵族阶层的殖民特权下，他们得以开启旅行。这些旅行被称为“大陆游学”。他们会游历这些诞生过璀璨文明的土地。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到达这些地方，正是因为殖民主义。

“大陆游学”的起点往往是希腊和罗马。虽然西欧社会从古典世界中汲取了很多灵感，但现代希腊仍被归为东方的一部分。“大陆游学”和考古学一样，关注着这些地区伟大文明的历史成就。但这样做的同时，它也掩盖了这些地区的现代文化。

希腊在那个时候仍然隶属于奥斯曼帝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希腊是绝对的东方。法国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勒内·夏多布里昂说过一句名言，内容大致是“我去希腊游历是为了瞻仰死去的文化”或者“是为了瞻仰一群死人创造的文化”。这句话很有意思，因为希腊的土地上也住着活人。但对他来说，这些活人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那些死人留下的印记。它展现了东方学对东方的态度。人们会四处游历，参观考古遗址，对周围切实发生的事情却漠不关心。

这样一来，欧洲的学术界和政治界延续着殖民主义思维，维护着“欧洲优于亚洲”的观点。这一观点也经由欧洲流行文化传播开来。许多参与了“大陆游学”的欧洲人根据他们对这些异域文化的体验，写下了虚构和非虚构作品。

他们会在这些编年史一般的作品中谈到东方。这些书会畅销一时，被人们广泛阅读，被翻译成许多欧洲语言，在年轻人和女性之中广为传阅。不言而喻的是，这对特权阶级来说也非常重要，成了他们教育乃至成长经历的一部分。

东方学的思想不仅展现在关于东方的欧洲文学作品上，也展现在视觉艺术上。欧洲画家，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画家，描绘了东方的神秘景象，亦真亦幻。

从这个意义上看，东方学作为一种流行虚构叙事、一套图像和价值观的组合，渐渐扎根于欧洲最早期的思想发展中，一直延续下去。

来自所谓欧洲现代文明的他们为什么对废墟和过去的文明如此感兴趣？是什么使他们在文化上如此傲慢，自认为远远优于其他文明？

这是殖民主义的傲慢。他们可以征服这些土地，这样的事实造就了他们的傲慢。英国人征服南亚次大陆的时候发现，那儿有着璀璨的历史，有过显赫的帝国。他们征服了这片土地，因而有了一种优越感。关键在于，这种优越感始于军事与经济方面，却不仅仅流露于这两个方面。它还必须流露于文化方面，这样这种优越感才能得以巩固、得以合理化。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谈到了这一点。他叙述了 18 世纪拿破仑·波拿巴远征埃及的历史。1798 年，拿破仑征服了埃及的开罗和亚历山大。远征时，他带着顶级的地理学家、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这些人试图绘制、划分埃及文化的方方面面。

这支由知识创造者构成的团队也是军事远征的一部分。他们应当被这样理解，应当被视作征服活动的一部分。但我只能这么来解读：这展现了征服者极度的、想要征服一切的傲慢。

作为作者的萨义德：流亡的反思与政治关注转向

若想了解萨义德的《东方学》，另一个必要的知识背景是关于萨义德的个人经历的。萨义德本人的经历就深受殖民主义的影响，而这样的经历直接作用于其《东方学》写作。

1935 年，萨义德于出生在耶路撒冷。准确来说，当时这儿还是英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托管地——显然，他出生于殖民主义体系之下。这一点对我们了解萨义德非常重要。读书时，他接受的是英国殖民教育。

1947 年，萨义德随家人从耶路撒冷搬到开罗，那年他 12 岁。1922 年，埃及在名义上从英国独立了出去，但萨义德一家到达开罗时，那儿还驻扎着英国军队。

萨义德在开罗长大。埃及当时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英国的殖民力量仍然存在于那儿，尤其存在于精英的学校教育之中。不知不觉间，萨义德接受了和欧洲青年精英一样的教育，通过文化、自我和他者的各种象征之物来了解自己的文化。这一点在他身上根深蒂固。他是这种教育的典型代表。

这是萨义德成长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也让他得以在日后写出《东方学》等著作。萨义德出生在巴勒斯坦，在埃及的英国殖民体系下接受了教育。他在成长过程中既讲阿拉伯语又讲英语，对这两种身份都不完全适应。他的父亲还是一位美国公民。在他 2002 年的著作《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中，萨义德这样评论了他的青年时期：“我有着‘萨义德’这样一个非常阿拉伯的姓氏和一个与之不搭的英国名字……早年，我一直是个极其不合常理的学生：一个在埃及上学的巴勒斯坦人，有一个英国名字，一个美国护照，根本没有确定的身份……”

最终，年轻的萨义德来到了美国，在美国上学，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接受了顶尖的美国教育，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是千万个成功的美国年轻人的缩影。我觉得当时他完全是美国优秀青年的代表。他的阿拉伯身份一直存在于他的个人生活中，但还没有出现在他的学术生活中。

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萨义德经历了一场人生转折。1967 年 6 月，以色列、约旦、叙利亚和埃及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这便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又称“六日战争”。经过六天的战斗，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埃及的西奈半岛、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地区以及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辖区。

以色列占领的土地曾是巴勒斯坦的领土，包括耶路撒冷旧城及其圣殿。而萨义德出生在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长大。这场战争深深地影响了他。之后的十年里，萨义德将关注点放在了政治上。

他当时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体会了纽约方面在这场战争中的态度。这让他变得激进起来，让他前所未有地政治化。在这儿我必须用“政治化”这个词，毕竟他是个巴勒斯坦人——广义上讲是阿拉伯人，但准确来说是巴勒斯坦人。

这十年里，萨义德越来越关注巴勒斯坦问题以及更广泛的殖民问题。他探讨了殖民主义与当时的帝国主义机器、包括如今的美国如何介入到了东方社会之中、对这些社会做了什么。你会发现，突然之间，萨义德童年与青年时代在耶路撒冷和开罗的经历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出现在了人们面前。随之而来的有三项成果。其一当然是对东方学的研究，最终汇成了《东方学》这本书。其二是他的第一部政治作品，收录在《巴勒斯坦问题》一书中。其三，在 1977 年，也就是《东方学》出版的前一年，他成为了巴勒斯坦国民议会的成员。

我觉得这是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东方学》这本书的背景。萨义德本人总是说自己“是文学教授，不涉足政治”，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虽涉足政治，但他总想把这两块分开。整个一生，他都在非常努力地把这两块划开。他有没有成功实现这一点，我觉得倒并不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文学和政治是无法分开的。但不管怎么说，这让他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开展自己的研究。

《东方学》这本书也融合了他在比较文学和欧洲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知识，不过有了一点变化。这个变化非但不细微，反而异常显著——是视角上的转变。这种转变非常重要。突然之间，他开始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

从儿时在英国占领下的开罗，一直到在普林斯顿和哈佛求学，萨义德接受的都是非常西式的教育。但他对东方学多年的研究以及最终写成的《东方学》这本著作，让他在思考殖民主义和西方占领下的非西方世界时具备了非西方的视角。

这时候，他对研究殖民主义开始有了兴趣，这影响了后来所有的后东方主义研究。

《东方学》问世：重审殖民主义历史中的话语建构与当代学科发展

基于自身经历以及长达十年之久的殖民主义思考，萨义德“一气呵成”地完成了《东方学》的写作。《东方学》于1978年出版后，很快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这本书研究的对象是各个层面的文化成果，包括文学——旅行文学便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语文学著作；还包括了政治——既研究了政治学著作，也就是政治哲学，也研究了政治生活与政治实践。它几乎囊括了欧洲文化与教育体系中的各个研究领域。

当然首先我们还有必要知道，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东方”与“西方”的划分是如何出现的。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东方”和“西方”。之所以如此划分，是因为它们被发明出来用来给地理和历史归类。这两个地理和历史维度的术语是人为发明出来的。并不是说人们不存在于这些社会中，毕竟人物、历史等等都真实存在。可是无论真实的历史和传统是怎样的，它们都覆盖在了术语的建构之下。这些建构极其真实。它们是人为建构的，却又极其真实，造成了真实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看，这本书也是对这些影响的次生研究。

萨义德从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那里获得了灵感。在他名为《狱中札记》的小册子中，葛兰西探讨了为什么权力层次较低的人同意被权力层次较高的人统治。他认为统治者操纵道德、文化和逻辑来获得优势，其中便包括划定可用于划分、压迫他者的地理界线。

马克思有一句经典名言：“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地理划分是一种思维模式，一种催生特定象征之物的思维框架。历史划分也是如此，将文化划为如今的和过去的、未保留至今的。这种思考方式非常粗浅。

另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是操纵话语。20 世纪 60 年代，萨义德认识了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他们认为，话语在解释社会的过程中非常重要。在所有后结构主义者中，对萨义德影响最大的是米歇尔·福柯。福柯是法国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他早期的著作探讨了话语如何塑造现实。

福柯的这项研究基本聚焦于法国历史，对法国以外的地方都不感兴趣。不过他的研究详细得叫人难以置信。还有一点我有必要提一下，在 1966 年出版的《词与物》中，福柯谈到了一些人，包括随拿破仑一起“远征埃及”的知识分子。后来，萨义德在《东方学》中也谈到了这些人。福柯对这些人的兴趣绝非偶然。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伟大的思想家，塑造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和教育。我觉得，福柯对“知识即权力，话语即权力”的理解，恰恰是萨义德所感兴趣的。

欧洲殖民者颇具战略性地运用话语来美化他们对东方的征服。这种迷思（myth）是殖民者为殖民统治开脱的一个重要方式。他们自称在帮助殖民地民众迈向现代社会，实际上却在掠夺他们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这种迷思让殖民者处于主导地位。

要探讨“话语即权力”的话，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是探讨种族主义。种族主义话语让使用这套话语的人感到优越。它贬低了它的接收者，也为种族主义关系中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包括种族压迫开脱。

法国人曾用“文明使命”这个术语将拿破仑远征美化为传播文明的活动。他们说，我们去找到埃及人，为他们绘制地图，了解他们和他们的工作方式。然后，我们会向他们展示如何更好地做事情，比如如何更好地修建尼罗河水道——“我们有诀窍和技术”。

一旦你贬低了对方，用话语阐明对方如何不如你，接下来你便可以为各种事情辩护，甚至说自己能真正改善对方的境况。但你清楚，这种“改善”是有代价的。这样一步一步，你便能摧毁对方。

话语从来不是中立的，因为人类从来不是中立的。人类不是机器，总会不可避免地做出价值判断。我们区分、辨别，加以分类。这就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是中立的。

《东方学》的前三分之二探讨了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和那些强化了以殖民主义视角看待东方的结构。而在《东方学》的最后一部分，萨义德谈到了从二战后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东方学这门学科的发展。

最后一部分是这本书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不仅重释了 19 世纪的文化与政治历史，也重释了 20 世纪两个方面的历史：一是现代大学、尤其是现代美国大学如何建立；二是二战后，随着美国逐渐成为全球主要力量，地区研究这一领域如何建立了起来。

“东方学”这个名字从刊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听起来比较中性的名字，如“亚洲研究系”、“中东研究系”等等，这些专业研究中心都和政治霸权直接相关。这是这本书非常重要的部分，我觉得它将萨义德引向了后来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对象更侧重于帝国主义。

这本书还有一个部分也很重要。《东方学》既是对殖民主义影响过程的研究，也是对民族主义历史的研究，这同样表现在两个方面上：在欧洲这一方面，它研究了殖民势力如何推动了民族国家的诞生，孕育出独立、自决、自由等理念，而欧洲却如何拒绝将这些理念应用于殖民地。一直到 20 世纪伟大的去殖民化和反殖民斗争时期，这些欧洲人发明的民族国家理念才被殖民地用来反击殖民者、寻求民族解放、建立自己的国家。而另一方面，它还研究了东方学的元素如何渗入到这些时称“第三世界国家”的新生独立政权的制度之中，又如何继而损害了民族解放运动，损害了它想要实现的真正的自由。从那时起，这一部分的问题对萨义德来说变得异常重要，他的研究也更多地转向了这个方面。

《东方学》是后殖民主义的开山之作吗？

《东方学》面世以后，立刻在英美两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当然，这其中不乏争议的声音。紧接着，《东方学》的各语种译本接连出版，并在世界各地不断再版至今，以供相关的讨论。这是萨义德始料未及的——尤其是这本书引起的巨大政治反响。

萨义德的《东方学》遭到了各个群体的猛烈批判。欧美学界批判它，因为它抨击了欧美与欧美的特权。有意思的是，阿拉伯世界也基本不接受这本书。他们误以为这是一个西化的阿拉伯人精英式的观点，此人对阿拉伯社会的了解程度远不及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我觉得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如果不是因为没有能力，那便是他们不愿意面对东方学根深蒂固的结构。就拿我们提到的阿拉伯社会为例。这种结构存在于阿拉伯人的自我之中，存在于他们对本族的理解之中。

欧美笼统地概括了阿拉伯社会。然而阿拉伯社会内部有很多差异，关键在于，这些差异被东方学抹杀了。东方学直接忽视了这些差异，觉得所有阿拉伯人都一样。这种忽视甚至潜移默化地渗入——准确来说是内化到人们的观念中。阿拉伯知识分子低估了这一点，我觉得这是他们批判这本书的原因之一。

萨义德的《东方学》早已成为谈及后殖民主义时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许多人，包括许多人文领域学者，都常常不自觉地将《东方学》视作后殖民主义的开端，认为《东方学》开启了后殖民主义。事实如此吗？斯塔西斯·古尔古里教授如何看待“《东方学》开辟了后殖民主义研究”的观点呢？

我不确定能不能说《东方学》开辟了后殖民主义研究，因为后殖民主义研究的诞生应当归功于反殖民主义知识分子，而到目前为止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在美国或英国的大学——当然，要强调是到目前为止。

正如我一开始说的，萨义德当然是反殖民主义知识分子的一员。我觉得这点毋庸置疑。忽视了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他的动机和性情。萨义德也常常将学术功劳归于我刚刚提到的反殖民主义的伟大人物，尤其是加勒比地区的诗人和非洲的思想家。学术界的确已将这本书视为一个起点，我觉得它也很好地实现了建立一个热门领域的目的——这不是我说的，而是萨义德说的。

萨义德晚年激烈地批评了后殖民主义。他觉得这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容易的领域。到最后，批判欧洲反而成了最容易的事情。比如，你可以说他们是种族主义者，是殖民主义杀人犯。欧洲人确实在殖民地大肆屠杀，这是事实之一。但这样的批判是最容易做的，最难做的是像他要求的那样，让非欧洲国家的人自我批判，让后殖民主义思想家自我批判。所以我觉得，我们既要吸收其影响，又不要想着去复制它，这点很重要。

我不想要重复那种传统的观点，说《东方学》是一本开辟了后殖民主义研究的书，等等，因为从某方面看，它应当被视作后殖民主义的良心，而不是开端。它是一本关于自我审视的书，是萨义德自我存在的一部分，是他在一个非常奇特且相当偶然的历史时刻与自我的和解。

如果我们把《东方学》这本书看作一幅蓝图，只是遵循这张蓝图，最后得出关于他者等各种非常简单的观念，以最简单的方式批判一下西方……这么做仿佛西方真的存在一样。这才是重点。实际上并不存在西方，也不存在东方。

我觉得这本书的影响不仅仅在于那些仔细研究它的学生所认为的学术贡献。我们还可以把它看作一本关于自我批判的书，一本关于审视各种阻碍我们理解他者身份结构的书。而阻碍我们理解他者也意味着阻碍我们了解自我，这两者是同时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不是后殖民主义的集结号，反而是对民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群体的批判。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不仅仅质疑了殖民主义，还质疑了西方建构的整套自我身份。他松了松东方学和欧洲殖民主义系下的结，这个结如今我们仍在努力解开。

它创造了一个术语和一个形容词。这个用做判断的术语已经成了常用词。我觉得假如一本书做到了这一点，它的影响力显然极为深远。它创造了一个人们甚至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术语，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既谈及了加勒比地区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斯塔西斯·古尔古里教授还为我们推荐了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的著名作品《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中译本可见译林出版社，2005）和C. L. R.詹姆斯（C. L. R. James）的The Black Jacobins（暂无中译本，中译名见“黑人极端激进分子”或“黑人雅各宾派”）。

《东方学》出版16年后，萨义德写道，“无论从哪个⻆度而言，《东方学》现在对我似乎已经成为一本集体的书，我作为其作者已经被取代。”这句话既直接显示出这本著作的绝对影响力和潜在的研读空间，同时暗示了作为作者的萨义德也试图纠正、限定由此书引发的多种讨论。想要更深入地了解萨义德的学术思考、立场和他的《东方学》，还可阅读萨义德的其他作品，包括《世界·文本·批评家》《文化与帝国主义》等。《导读萨义德》（[澳]比尔·阿希克洛夫特 / [澳]帕尔·阿卢瓦利亚）的中文译本也于去年出版面世（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制作播出。本节目中文版由Yijie Zhang撰稿、编译。英文版由Zachary Davis, Galen Beebe制作。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