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中国》

《可爱的中国》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向社会推荐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经典阅读活动荐读书单。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可爱的中国》。

    9月29日，在新中国70华诞即将到来之际，“可爱的中国——方志敏烈士生平展”在武汉革命博物馆隆重开幕。2019年是方志敏烈士诞辰120周年。由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组织策划的方志敏诞辰120年纪念巡展，自4月1日在革命圣地延安首展后，相继在三亚、广州、南昌等地成功展出。本次展览由武汉革命博物馆、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联合主办。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当我们吟诵方志敏的不朽诗篇，无不为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而肃然起敬。

    今天我们就从方志敏在狱中为什么要写文稿、方志敏狱中文稿是如何流传下来的这两部分来解读这本书。

    中国共产党人方志敏，在身陷囹圄后，凭着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巨大热忱，克服重重困难与敌人进行巧妙周旋，奋笔疾书，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16篇文稿，约14万字。方志敏用生命和心血凝成的文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成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精神财富，而且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瑰宝。然而，方志敏在狱中为什么要写《可爱的中国》等文稿，其直接愿望和动机是什么，许多人却知之甚少。  

    首先，方志敏入狱之初就萌生了写作的念头。  

    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人著文说“方志敏狱中写作是受鲁迅鼓励”，但这种缺乏根据的揣测很快就被党史工作者否定并澄清了。可是近年来又有人沿袭以上错误观点，这就很有必要让我们重温一下这段历史。从中央档案馆的一份材料得知：1935年2月28日，方志敏在监狱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委王某及江西《民国日报》记者见面，当记者问及是否向狱方提出“假以时间，俾写自传”时，方志敏说：“拟定数万言，唯以心绪不宁，迄未成就。”方志敏的答话，让记者感觉到他“态度颇为和缓”。记者同时还采访了国民党军法处的钱某，钱说，方志敏“曾要求假以时间，俾写自传，但所存无多，且曾经毁稿一次，故所谓自传，现无脱稿之望也”。由此可见，方志敏在狱中写作之念，早在2月28日之前就萌生了。  

    方志敏在狱中文稿《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清楚地说明了他写稿的情况：在狱中的普通号，无心看同囚室难友刘畴西、王如痴下棋，“只是看书与写文字。我曾嘱咐王写一写红军的建设，他认为写出寄不出，没有意义，不肯写，仍旧与刘整日下棋。我因他的话，也停了十几天没有执笔，连之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后因有法子寄出，才又重新来写”。  

为了驳斥敌人的诽谤和诬蔑，阐明自己的爱国精神和情怀，奋笔疾书《可爱的中国》，他的意图是要严正驳斥敌人对共产党人的诽谤和诬蔑。

    这篇《可爱的中国》，是方志敏在住进监狱“优待号”牢房后很快写成的。全文近2万字。他在文后附言中明确告诉我们：“这篇像小说又不像小说的东西，乃是在看管我们的官人们监视之下写的。所以只能比较含糊其词地写。”写作目的是要说明“一个共产党员是爱护国家的，而且比谁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断者诬蔑的谰言”！

    他在文中还说：被捕入狱后，一些来“看望”的国民党高官要员，“他们都承认我是一个革命者；不过他们认为我只顾到工农阶级的利益，忽视了民族的利益，好像我并不是热心爱中国爱民族的人。朋友，这是真实的话吗？工农阶级的利益，会是与民族利益冲突吗？不，绝不是的，真正为工农阶级谋解放的人，才正是为民族（谋）解放的人，说我不爱中国，不爱民族，那简直是对我一个天大的冤枉了”。

    正是为了驳斥敌人对他的诽谤和诬蔑，阐明自己的爱国精神和情怀，方志敏决心排除困难和干扰，要写《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在文中叙述了他爱国思想的形成，让人感到亲切而真实可信。他从“我很小的时候”不懂事说起，到“以后进了高小读书，知识渐开，渐渐懂得爱护中国的道理”。17岁时，方志敏在弋阳县立高等小学读书，受新文化运动等进步思潮影响，决心投身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他曾热血沸腾地在学校告示栏写下：“我方志敏誓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此时，他梦想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岳飞或法国的拿破仑，训练军队，富国强兵。他颇有感慨地说：“一个青年学生的爱国，真有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时那样的真纯入迷。”

    方志敏高小毕业后，正是带着实业救国梦，考进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后来，他考进九江南伟烈学校，想在这所教会学校学好英语，便于吸收西方先进科学。就在这时，他已确认“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不久，他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思想在不断升华。

    青年时代的方志敏，人生道路本可有多种选择：一可以依仗身为豪绅的“义父”张念诚，攀附权贵走仕途；二可以投靠洋人谋取美好的生活前程。他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称“还可以在洋人帮助之下，留学美国”，当时条件只有一个，“要我相信基督教”。而方志敏做不到，他说：“无论如何，我是不会相信基督教的……我要实际地去做革命工作了。”

方志敏毅然选择的是革命救国之路。“从崩溃毁灭中救出中国来，从帝国主义恶魔的生吞活剥下，救出我们垂死的祖国母亲来，这是刻不容缓的了！”可见他的心情是多么的焦虑而急切。

    他在文中讲述了自己从青年时开始的所见所闻，感受到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任意宰割欺凌。他说：“朋友，想想看，只要你不是一个断了气的死人，或是一个甘心亡国的懦夫，天天碰着这些恼人的问题，谁能按下你不挺身而起，为积弱的中国奋斗呢？何况我正是一个血性自负的青年！”

    方志敏在文章结尾中进一步表明一个即将被“处决”的爱国者的心迹：“现在我是一个待决之囚呀！我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我今日写这封信，是我为民族热情所感，用文字来作一次为垂危的中国的呼喊，声音十分微弱，有如一只将死之鸟的哀鸣。”“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文章希望“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

敌人的诽谤和污蔑，点燃了方志敏的炽热爱国情怀，如同火山爆发喷薄倾泻，凝铸成了不朽的爱国主义篇章。《可爱的中国》，这篇被后人称之为爱国主义千古绝唱的烈士遗著所坦露的正是一个共产党人对祖国的赤诚。

    从被俘的那一刻开始，方志敏就抱定了“以一死以谢党”的决心。为此，他还与刘畴西等三人商量好了临刑前的口号。  

但是，方志敏没有选择等待死亡，而是采取了更积极的斗争方式。 

    方志敏首先想到的是越狱。他认为：“我不应该利用目前的一切可能与时机，去图谋越狱吗？我不应该对敌人施行一些不损害革命利益的欺骗和敷衍，以延缓死刑之执行吗？应该的，应该如此做去。”  

    为了越狱，方志敏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成效。他写道：“我在狱中并未一刻放弃宣传工作，以致看守所的官吏们严格禁止看守卫兵到我房来，怕接近我而受到我的煽动。我在此宣传了十个人来参加革命，将来可望发生作用。”  

    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一个共产党要犯居然还能“宣传了十个人来参加革命”。这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焕发出的人格魅力和巨大的感召力使然。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确知方志敏感化的全部十个人，但其中与他接触最多、关系最密切的三个人，是确定无疑的。第一个人是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凌凤梧比方志敏年长3岁，读过英语、政法两个专科学校，1934年经人介绍来到南昌在江西绥靖公署军法处工作。方志敏被关押进“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不久，他成为了看守所代理所长。  

凌凤梧领受了上司“劝降”的任务与方志敏接触，结果不但没有完成任务，反而在耳闻目睹了这位共产党人优秀的思想品质和高尚的气节情操后，深深为之折服。凌为减轻方志敏的痛苦，曾在请示军法处“未获准”的情况下，私自将方志敏脚上的重镣改换为轻镣，并曾暗中支持过方志敏越狱，可惜未能成行。由于凌多次暗中庇护方志敏，以至于在方志敏被秘密杀害后，他曾因有“通共嫌疑”而遭到拘押收审。  

    第二个人是高家骏，又名高易鹏，浙江绍兴人。他毕业后曾在杭州当过店员，后为找生活出路，经人介绍赴南昌参加军法处招聘缮写员的考试，被录取为上士文书。高家骏和凌凤梧是同乡，在军法处关系很好。他有机会经常接触方志敏，听方“讲故事”。高家骏当时二十出头，虽在国民党监狱工作，却仍是个热血青年，很自然地，他被方志敏的铮铮铁骨感召，由同情转为敬仰，为方志敏提供了很多支持和帮助。

    第三个人的身份有些特殊，他其实是方志敏的“狱友”。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提到，他曾因无法把文稿传递出去而停笔，直到“后因有法子寄出，才又重新来写”。这个“法子”，很可能靠的就是胡逸民。

    8月6日凌晨，胡逸民被一阵镣铐的“哗啦”声惊醒，爬起来一看，方志敏正被几个狱警押出囚室。经过自己的牢门时，方志敏投来一望，再无言语。几天后，胡逸民获知了方志敏被秘密杀害的确切消息。

    一年后，1936年秋，在国民党元老、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出面说情和冯钦哉将军的担保下，蒋介石释放了胡逸民。

    胡逸民带着方志敏的狱中文稿，赶赴上海去完成他的遗愿。但是等胡逸民11月初抵达上海，却晚了一步——鲁迅先生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

    胡逸民转而想把文稿交给共产党的组织，然而十里洋场，人海茫茫，一个国民党的元老，怎么可能找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正茫然无绪之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上海救国会”的报道，突然眼前一亮，上海救国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章乃器，据说与共产党颇为友善。

    胡逸民辗转找到了章家，把方志敏狱中文稿托付给章乃器夫妇，使这部分文稿得以留存下来。

    当然，在监狱这个极特殊的环境下，方志敏也没有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胡逸民一个人身上，他还找到了其他的“法子”——靠的是看守所的文书高家骏。事实上，这条路径更早地为方志敏传递了狱中文稿。

    高家骏和方志敏的接触也是从“好奇”开始的。据高家骏在新中国成立后留下的口述资料，他听说看守所新关进了一位共产党的大人物，叫方志敏。于是，便趁着去牢房出售大饼（看守所牟利的手段）的机会，想看看方志敏究竟是何等人物。

高家骏描述的方志敏“身材魁梧，方脸庞，浓眉毛，两眼炯炯有神，很威武”。方志敏看到这个年轻人在观察自己，还主动和他攀谈起来。方志敏的平易近人和在狱中的乐观精神，让高家骏心生好感。

    后来接触多了，方志敏崇高的人格和丰富的学识，让高家骏甚为钦佩。高家骏对方志敏几乎无话不谈，连自己恋爱的苦恼也向方志敏倾诉。而最让他感到受教育的，是方志敏给他讲授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真是讽刺，一个国民党监狱的职员，却从一个共产党人那里领悟到了“三民主义”的真谛。

    高家骏起初尽己所能地为方志敏做一些琐事，比如购买报纸、暗中传递纸条给狱中同志等。在方志敏确认他可以信赖之后，甚至托他搞到了一根小锯条，一点点地锯镣铐，为越狱做准备。可惜越狱计划最终没有得到机会。

高家骏同样为方志敏的写作提供了帮助。

    方志敏写作的机会，是“向敌人说要写一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经过与赣东北苏区的详情”而得到的。敌人以为能得到方志敏的“交待材料”，这才提供了纸笔。他们也防着方志敏写其它的东西，更不能让那些东西流传出去，每张纸上都有编号。但是敌人怎么也想不到，方志敏入狱不久，就把看守所所长凌凤梧等一批大小狱吏，发展成了自己的支持者。给方志敏供应纸笔的高家骏，自然很方便做些手脚，让方志敏真正的写作不为敌人所知。

    高家骏还提到，方志敏曾让他弄一些米汤。他起初不明所以，后来方志敏托他传递文稿时，有不少是空白纸张。方志敏告诉他，这些要用碘酒擦过才能显出字来——这是最简单的密写方式，使用的是“碘遇淀粉变蓝”的化学原理。方志敏后来从狱中传递的密写文稿，想来就是用米汤所写。

    方志敏写好的文稿逐渐增多，如何躲过敌人的眼线是个难题。方志敏在墙上挖了个洞，文稿放在洞中。这个洞他只告诉了高家骏。据高家骏回忆，洞有半块砖头大小，外面用纸糊着，刚好被床沿挡住。方志敏提防着敌人随时可能杀害他，因而嘱咐高家骏，如果他遇害了，请高家骏一定把这些文稿取出，想办法交给共产党的组织。

    但是到了6月，方志敏决定提前把部分文稿传递出去。高家骏的口述提到，当时方志敏觉得“无法越狱，只好设法‘社会营救’，就是请上海的宋庆龄、鲁迅等知名人士出面营救。”

    这个说法不能算错，方志敏确实给宋庆龄、鲁迅等人写了信，但“社会营救”同样机会渺茫，方志敏很清楚这一点，他对获救的态度一直都是“就是这样吧——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

    真正促使他尽快送出文稿的原因，是他已经明确感觉到牺牲的步步迫近，一系列的打击在6月接踵而至。

    6月23日，方志敏写了《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文中回顾，6月5日端午节那天，他请曾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娄梦侠来聚餐，并隔着“栊塞子”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胡海交谈。仅隔三四天，娄梦侠、胡海和曾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的谢名仁便被杀害。文中称赞“他们临难不屈，悲壮就死，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6月9日，方志敏的妻子缪敏也被国民党抓捕了。缪敏是在德兴县毛山坞水竹窝被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师某团捕获的。当时，她怀有身孕，随红军游击队在山上坚持，因山上的条件恶劣且要躲避敌人，孩子降生即夭亡，产后没几天便被俘。缪敏曾被军法处提讯，凌凤梧、高家骏等分别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方志敏。方志敏说：“她被俘我知道了。她怀孕产婴，一定影响身体健康。她临难不苟免，一股巾帼气，我为她自豪！”

    牺牲随时可能到来，必须要在牺牲前，把呕心沥血数月写成的文稿能够交给党组织，这是方志敏为党做的最后一项工作。

谁能担任这个“信使”？高家骏向方志敏推荐了自己的女友程全昭，程全昭带着高家骏交付的一个纸包，里面是方志敏分别写给宋庆龄、鲁迅、邹韬奋和李公朴的四封信，赶赴上海，暂住宝隆医院。

    夜深了，一位打扮时髦的少妇来到宝隆医院找程全昭。她告诉程全昭，她姓宋，是宋庆龄派她来找李贞的。程全昭以为眼前的这位贵夫人就是宋庆龄，就把纸包中的文稿交给了她。这位少妇又告诉程全昭：“你来上海送信的事已经有人知道，你必须赶快离开上海，我就是特地赶来通知你的。”在南昌的高家骏，等了二十多天也没有程全昭的回音。他着急，方志敏也着急。为了把余下的文稿送出去，高家骏又接受了方志敏的嘱托，带着与程全昭同样的信件，到上海找党组织。

    高家骏请了长假，于1935年7月30日抵达上海。送出了方志敏写给李公朴的信后，发现有人跟踪，便急忙离开上海前往杭州。后来因家中失火，其余三封未送出的信全被烧毁。

    几十年以后，高家骏、程全昭和胡逸民，分别用口述或撰文的方式回忆过传递方志敏狱中文稿的经过。由于他们都是单线传递，再加上时间太过久远，回忆中难免错漏，彼此间亦有出入。目前，史学界相对公认的是，方志敏狱中文稿，是通过程全昭、高家骏、胡逸民、向影心四个人，分四次传递到监狱之外。但真正让文稿交付党组织的其实只有两次，即程全昭和胡逸民。

    这两个人互不相识，也没有任何横向联系，他们经不同路径传递了狱中文稿，中间相隔了一年多的时间。而且，这两个人其实都没有把文稿直接交到党组织，而是非常巧合地交给了同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

    胡子婴也曾撰文回忆自己接收和转递方志敏狱中文稿的经历，她的回忆非常细致、细节充分，且能够与其他人的回忆和史料相互印证，因而准确度要高得多。胡子婴自己写道：“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多年，我也老了，可能有些小的出入……但由于这两次经过印象很深刻，一次是冒了生命危险去取的，所以大致没有错误。”她的回忆，特别是她在传递方志敏狱中文稿过程中的特殊位置，对还原整个过程提供了极大帮助。

    “冒了生命危险去取的”那次，是去宝隆医院找程全昭。胡子婴就是那个“贵妇人”。当时程全昭问她姓什么，胡子婴不能用真名实姓，就用了母亲的姓氏，说“姓宋”，这才让程全昭误把她认作宋庆龄。

    那天，胡子婴碰巧去生活书店，书店的负责人毕云程等几个人正在犯难。他们看了程全昭送的信，得知还有一包方志敏的文件在宝隆医院。信的真伪无法证实，白色恐怖之下，这有可能是国民党特务设下的圈套。如果不去取，更有可能辜负了那份从狱中冒极大风险送出的文件。

    两下为难之际，胡子婴自告奋勇。她不是中共党员，又有社会显达身份，即便是圈套应该也有转圜余地。但是风险依然在，毕云程等人不同意。胡子婴却言出必行。这才由她取回了第一批方志敏狱中文稿，交给了毕云程、胡愈之。

    胡子婴回忆，这包文件是密写的，要经过处理才能显出来，而且前四页是真的空白，直到第五页才有文字显出来。“这文件如何到鲁迅先生手中，又如何送到延安，我就全不知道了。”

    胡子婴还不知道的是，毕云程是中央特科工作人员，他把显影文稿抄件转到了中央特科。当时的中央特科临时负责人王世英看后，又将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接着文稿又由莫斯科传到巴黎《救国时报》社，1936年1月29日纪念方志敏烈士被俘一周年，《救国时报》全文发表了方志敏《在狱致全体同胞书》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两篇文稿。这是最早公开发表的方志敏狱中文稿。

    出于对鲁迅先生的尊重和方志敏信中的嘱托，毕云程将《给鲁迅的信》和文稿抄件转交给鲁迅。鲁迅先生确实收到了方志敏的狱中文稿，但并非由他传递给党组织，相反，是党组织转递给他的。

    关于这段历史，曾入选中学课本的《同志的信任》一文写道：“鲁迅先生不是中国共产党员，可是，在所有共产党员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个能以生命托付的、最可信任的同志。”

    胡子婴第二次接收方志敏狱中文稿是在一年多以后，“1936年11月18日傍晚，一个貌似小商的人将一部分方志敏烈士的遗稿送到我家。”这个“貌似小商的人”就是胡逸民。胡逸民说，他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共产党的机关或领导人，你们是救国会的知名人士，跟共产党很好，你们一定知道，所以我只好转托给你们。

    胡子婴回忆，这批文稿没有密写，是用毛笔直接写在纸上的，字迹与她一年前看到的信一样。当天她就看完了文稿，印象最深的是《可爱的中国》。

    胡子婴对日期记述如此准确，是因为接收这批文稿五天后，章乃器被捕，即救国会“七君子事件”——那一天是11月23日。

    胡子婴怕敌人抄家，便打电话与宋庆龄联系，经宋庆龄同意，胡子婴立即取出烈士手稿交给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阳（中共党员），让他乘出租车送到宋处。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她收到过文稿，后来转交给了从延安来的冯雪峰。据档案载：冯看后做了批语交“小K”（即潘汉年）。后来，冯又遵“小K”嘱转交谢澹如保存于上海。数年后，冯雪峰编辑出版的《可爱的中国》影印本就是这批珍贵文稿之一。

    方志敏烈士狱中文稿里最长也是最早完成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其手稿是1940年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街头发现的，当即以重金买下。党史学界综合相关资料推测，这篇文稿很可能就是向影心传递出去的。

    《可爱的中国》文中洋溢着为国为民献身的爱国思想和爱国热情，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英勇无畏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意志，赋予了中国革命诗性的、神性的光芒，滚烫的文字令人血脉贲张，是极富感召力的红色文学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