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精制版65】托莉·莫伊：《第二性》| 女权主义的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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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1949年

作者：[法] 波伏娃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中文文稿

今天的节目是关于女权。我们要讨论的书，是女权主义运动的经典之作，法国哲学家波伏娃出版于七十多年前的《第二性》。而带领我们探讨这本书的杜克大学教授托莉-莫伊本人，不但是这本书的研究专家，在年少时代也是这本书的忠实粉丝。她曾和世界各地千千万万受到这本书启发的女性读者一样，首先被书中“离经叛道”的言论所震慑，继而深入思考，最终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和职业路径。

然而，今天节目的主旨，却并非简单地给女权主义贴上“进步”的思想标签、为当下各种或真诚或喧嚣的观点背书；而是试图借由莫伊教授和她对《第二性》的解读，去探讨女性在平权运动中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女性，到底是男女不平等的受害者，还是不平等的同谋犯、甚至是利用这种不平等为自己牟利的阴谋家？实现女性平等与自由的关键，究竟在哪里？

一，波伏娃：意外成为哲学家

大家好，我是杜克大学的教授托莉·莫伊。我的研究领域包括罗曼语文学、英国哲学和戏剧。我的许多研究都是想在在哲学和文学之间建立一种对话。我第一次读到《第二性》的时候是十五岁，当时我正在读高中，读的是挪威语的译本。这本书当时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后来决定去学法语，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我想要阅读《第二性》的法语原版。

我从小是在挪威的偏僻山村里长大的。我爸爸的工作是给水利发电厂修建大坝，因此我们全家经常要跟随他到山区去考察，看哪里适合修建水坝。所以我只能就读当地的学校。这种学校一般都很小，小到可能全校只有十个孩子，每周上三天课。在我幼年的理解中，我会觉得像卑尔根那样的港口小城就算大都市了。

在那样一个成长环境中，女性的职业选择很少。大多数就是当当家庭主妇，在家带带孩子。除此之外，就是当小学老师，或者少数一些人可以做到中学老师。也有人做护士，但医生基本上都是男性，几乎没有女医生。

可是我不想在挪威的一个小村子里这样度过一生。我不想在农场干活，也不想就只是带孩子。大概就在这时，我读到了波伏娃的《第二性》，她告诉我，你可以出去工作，不必非要过这样的生活；如果有人说不可以，那这其实是不公平的，而且侵犯了你的自由选择。

我太喜欢她的话了，这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当我需要这样一本书时，它就来到了我的面前。我想，这个经验可能对别人也是一样。你常常会听别人谈起这本书带给她们的影响。你会发现，日本、印度、非洲乃至世界各地的女性都说，她们读过《第二性》，它影响了她们的人生。对我而言也是如此。

事实上，《第二性》的作者、女权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和先行者西蒙-波伏娃也曾经在职业选择上经历过类似的曲折。出身于二十世纪初法国一个传统天主教家庭的波伏娃，按照当时社会主流的看法，应该首先就读于天主教的女校，接受传统宗教教育对女性思想和品行的塑造，然后将人生最大的砝码放在婚姻上，嫁一个好人家，维持甚至提升原有的社会地位。

她少年时代的生活也的确是这样被安排的。但父亲的意外破产改变了她既定的人生轨迹，她不得不开始以一个“人”、而非“女人”的身份走入社会，在婚姻的保护伞之外寻求独立。

西蒙娜·德·波伏娃于1908年出生，1986年去世。她生于巴黎一个非常保守的天主教家庭，是两姐妹中的老大。他们家信仰天主教，思想很传统，波伏娃从小被送到天主教女子学校读书，老师们都是修女。18岁之前，她做所有事情都要被母亲知道。甚至连她收到的信，都得母亲先过目，然后才拿给她看。因为在他们家的天主教传统中，女孩子必须纯洁无瑕，在性方面要懵懂无知，生活上要无可指摘。

此外，她还不能自由参加体育运动，因为跑来跑去、打网球之类的有卖弄身形的嫌疑。多年之后写作《第二性》的时候，波伏娃曾回顾这一段经历。她说，女性应该有自由使用和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她本人后来非常热衷于体育运动，尤其是登山。

除了体育活动受限，学校里的文化课程其实也乏善可陈。在当时的教育体系中，私立天主教女校的教学水平要远低于优质的公立中学。波伏娃后来确实成为了二十世纪重要的知识分子，但她的教育起点其实是很低的。

她求学经历的转折点是一场家庭变故。她父亲在一战后遭遇了破产，这意味着他无法再给女儿们提供丰厚的嫁妆，也就意味着她们无缘再与富裕的上层家庭联姻。以后她们不得不自己养活自己了。而只有接受更多的教育，她们才有可能独立在社会上谋生。父亲的破产反而带给了波伏娃上大学的机会。

波伏娃心仪的学校是索邦大学，但家里人觉得这所学校缺乏宗教氛围，因此把她送进了一所天主教大学。波伏娃想学的专业是哲学，但这个选择也被认为是过于世俗了，因为哲学毕竟不是神学。于是波伏娃只能暂时留在天主教大学中学习那些传统的知识，包括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以及希腊语拉丁语等等。这样的生活大概持续了一年，波伏娃还是觉得想学哲学，所以最终还是去了索邦大学学哲学。

自此之后，波伏娃正式走上了一条成为哲学家和知识分子的道路，一条寻求个人经济和思想独立的道路。她在这条路上披荆斩棘，通过了最难的考试，写出了影响巨大的著作，同时也收获了传奇的爱情。她遇到了她的终身伴侣，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领军人物，让-保罗-萨特。萨特是她的恋人，更是她在思想上欣赏甚至仰视的同道。事实上，波伏娃写作《第二性》便是直接受了萨特的启发，也是在萨特的追问之下，她才第一次反思自己的“女性”身份，从女性的视角观察历史和哲学。

波伏娃和萨特相遇时，两人都正在准备法国大中学哲学教师资格考试。考试通过的话，他们将有资格在学校教书。此时的萨特已经在最高学府学了大约八年哲学，而波伏娃在一个相对次一点的学校学了五年。这场考试被看作法国最难的考试。它分为笔试和口试，笔试的通过率只有20%。

有一天，通过了笔试的波伏娃正在复习准备口试，另一位哲学专业的学生找上门来，邀请她一起参加一个为口试准备的读书小组。正是在那个小组里，波伏娃遇到了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萨特。最终，二人都通过了考试，萨特名列第一，波伏娃第二。但大家通常不会提到的是，那其实是萨特第二次参加教师资格考试，他头一年就来考了，但是没有考过。波伏娃却是第一次参加考试。

但在当时法国的性别文化语境中，哲学领域的第一理所应当是由男性来占据的，这似乎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不过，波伏娃对这个排序是接受的。她承认自己在哲学上比萨特略逊一筹，但也只是比萨特略逊一筹而已。当时法国思想界其实有许多重量级的哲学家，波伏娃和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是在同一个学术机构接受哲学训练的。但据我所知，波伏娃从未承认过任何人比她强，除了萨特。

事实上，波伏娃算是非常幸运的。当时，女性在法国社会的处境正在逐渐变好。在早些年的教师资格考试中，男女甚至不允许同台竞技，都是分开考试的。而且，就在波伏娃通过了资格考、找到了教职的那一年，法国教师行业实现了男女的同工同酬。由于这些经历，波伏娃其实是相信优绩主义的，相信只要凭借才能和努力，她就能做任何她想做的事。

在波伏娃作为哲学家的早期生涯中，她从来都只当自己是个“哲学家”。她像所有其他男性哲学家一样思考，一样写作，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有什么特别。她对女性问题的思考，起源于她要创作自传的想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萨特提醒她将注意力从个人成长经历转移到对女性身份的反思上。

波伏娃曾经在日记或是回忆录中写到，“二十三岁学哲学的时候，我从来没把自己看做一个女人。我只将我自己看成我自己。我就是我，对当时的我而言就是如此。”到了1946年，波伏娃萌生出了想要写一本自传的想法。当时她和萨特每天都会一起讨论他们做的研究，彼此读对方写的东西，互相点评。

当波伏娃告诉萨特她想要写自传之后，萨特说，“你为何不问一下自己，身为一名女性意味着什么呢？”。根据波伏娃后来的回忆，她当时觉得不以为然，觉得这个问题不重要。萨特则说，“可你并不是被当成男孩子养大的。我觉得你不妨多想想这个问题。”于是波伏娃接受了他的意见，开始到法国国家图书馆，大量翻阅、了解她称之为“对于女性的迷思”的议题。她希望能弄清楚，身为女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沿着这个问题追问下去，波伏娃最终放弃了写自传的想法，转而写出了一部在历史和哲学的纵深中探讨女性身份的经典之作——也就是《第二性》。

二，性別不平等的本质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 这大概是《第二性》这本书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句名言。它的意思简而言之便是说，“女性”之所以成其为“女性”，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更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一个被主流社会所定义和接纳的“女性”，她必须要满足社会对她作为女性的各种预设和期待。比如，什么样的工作才是一个女孩应该做、而且适合做的？什么样的人生才是一个女人应该过的？对女性而言，到底什么才是“幸福”？

波伏娃无意给出这些问题的标准答案。相反，她的着眼点在于，为什么人们要问这些问题、为什么要有这些预设？在她看来，上来就把女性当做“区别”于男性的一种存在，这是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在大多数的语境中，提到“人”的时候，人们会默认这指的是男人；而如果要谈论女人，就仿佛必须加一个特别的限定。正是这个要特别添加的“限定”，让女性天然地背负了一项额外的任务：她必须先把自己从“女人”还原为“人”，才能用一种相对客观的视角看待自己的权益、用一种相对平等的姿态与同样为“人”的男性们对话。

柏拉图主义者、或者如今我们所说的“本质主义者”会认为女性气质就是女人的本质。波伏娃否认了这一点。唯名论者说，女人就是“女人”这个词所指的那些人。波伏娃也否认了这一点，说这个结论下得太仓促了。接着她问道，我们要从哪儿谈起呢？从她的论述中，你能看出她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背景。

她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女人是什么。当我走在街上，环顾四周时，可以发现人是分成两种的，他们的神情、衣着等等都不一样。这些差别是表面的，但我们可以以此入手探究下去。她以此出发，说，虽然这差别可能是暂时的，或是毫无根据的，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会问：什么是女人？于是她一路回顾，追溯到自己想要写这本书的起因，也就是她心中对于“什么是女人”的疑问。

当我思考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我自己是一个女人。男人写书的时候可能不会注意到自己是一个男人，但我写书的时候，必须说我是个女人。因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只有贴上这个标签，我所说的才会被人们听见。而男人则可以侃侃而谈、不用提醒别人自己是男人。

当我们泛指一般的人时，我们用“男人”（man）或是单人旁的“他”；特指某个女性时，我们才用“女人”或女字旁的“她”。男人是普遍的，女人是特殊的；男人是主体；女人是客体。男人是绝对；女人是相对。男人是此者；女人是她者。在父权制下，女人从文化上被视为他者。

波伏娃对女性作为“他者”的地位的揭示，无疑是极有见地、也是极具颠覆性的。她迫使人们去正视旧有价值体系中对女性的隐形束缚甚至压迫。而即便是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这种将女性“区别”看待的情况也依旧普遍，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当属哈佛校长德鲁-福斯特和奥巴马总统。

德鲁·福斯特当上哈佛大学校长的时候，就引发了很多关注，因为她是哈佛大学第一任女校长，以至于在采访时她不得不对此作出回应。她说：“我不是哈佛的什么“女校长”，我就是哈佛的校长。”这就展现了女人的处境。如果一个女人总是被嗤笑为特殊的、特定的、相对的，她也就会被视作他者，人们也就继续会对她的性别评头论足。“哈佛校长”指的是一般性的情况。在波伏娃看来，“校长”这个词可以指任何人。只不过男人掠走了这个词，于是一般情况下它指的便是男性。而当哈佛有了女校长之后，我们就会额外强调“女”字。

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竞选中，奥巴马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强调自己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淡化人们对他肤色的关注、尽量在“总统候选人”和“黑人”这两个标签中寻求平衡。因为同样地，“总统”这个词在一般情况下指的都是白人。这两个标签。黑人总统和福斯特所代表的女校长一样，都打破了一般情况下人们的预设。但实际上，他们首先就是总统或是校长。

事实上，波伏娃自己也面临着这种困境。在她所生活的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性别不平等仍然是学术界中的常态。有相当一部分哲学家会觉得，女性的性别身份决定了她们只能从偏狭的、女性的角度去思考某个哲学议题，这会妨碍她们体会普遍性，也就是说她们无法理解普遍真理，而哲学恰恰是探寻普遍真理的学问。

波伏娃在1949年写作《第二性》的时候，正是要回应这种质疑。她的回应方式只能有一种，那就是宣称她所讲述的是真理，这种真理具有普遍性。但这个立场是有代价的，它的代价便是，波伏娃必须抹去她作为女人的主观性。

其实我自己也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我对康德和黑格尔的解读很有可能会被我身为女性的各种经历所影响，就像一个男人对他们的解读也可能会被他身为男性的各种经历所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其中一种解读才是普遍真理。这仅仅意味着我们要借助自己的主观性来理解哲学。而这里性别歧视的点在于，人们觉得女人只有在他们面前抹去性别，才能弄懂哲学。

于是这儿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性别歧视的传统会不断提醒你你是女人。另一方面，它又会告诉你，如果你想在哲学方面颇有建树，那你就要假装像一个男人那样和人争论。波伏娃早早地彻底揭露了这个矛盾。这个观点在当时可是前所未有的，你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这本书是多么激进。

三，自由比所谓的“幸福”更重要

由于长时间以来大家都把女性视为一种区别于男性的特别的存在，社会就逐渐发展出一整套针对女性的、特别的预设。大家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降低对女性职业成就的期待，而多多少少觉得女性在家中相夫教子也不失为一种幸福的归宿。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个在婚姻和家庭中寻求幸福、寄托意义的女孩是否真的得到了幸福、找到了意义，而在于这种生活是出于她的自由选择，还是出于社会对她的隐形塑造。更进一步说，这个问题的本质，与其说是关于性别，不如说是关于自由。

自打出生，我们就接受着外界的性别凝视。有人说：“生了个女孩。”凝视就这么开始了。从那一刻起，整个世界就把你看作女性，你从他人的凝视中获得了自己的身份属性。他人凝视着你，说这是个女孩，把你当作女孩对待，而你自主地回应他们。我们依据我们我的社会阶层、种族、家族关系做出不同的回应。现实便是如此。我们处境的不同决定了我们回应方式的不同。

可事实是，我们虽然同为女性，但也都是不同的个体。波伏娃认为，女性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板上钉钉的共同点。在她看来，所谓性别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归根结底就是要将女性“同质化”，仿佛所有女性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但女性和男性一样，每个个体都不一样。一旦你给她们自由，女性身上这种千差万别的天性就会立刻显现出来。《第二性》中的那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说的就是性别意识形态对女性的机械性理解和束缚。

当时有一种性别歧视的论调，觉得女人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比出去工作要幸福得多，所以何必让她们去工厂上班。但波伏娃反驳道，有些事情你们自己都不愿意做，却说那样很幸福，说起来倒是轻巧。你们说做家庭主妇很幸福，但你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男人绝对不想做家庭主夫。

关于这一点，波伏娃在书中有许多精妙绝伦的描写和论断：

几乎没有什么工作能比永远重复的家务劳动更像西西弗斯所受的折磨了：干净的东西变脏，脏的东西又被搞干净，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家庭主妇在原地踏步中消耗自己：她没有任何进展，永远只是在维持现状。她永远不会感到在夺取积极的善，宁可说是在与消极的恶做无休止的斗争。

然后，人们在这单调乏味的家务和母性负担上罩上了一层美妙的面纱：女人们用她的自由换来了‘女性化’这笔虚假财富。……男人一方面把她当做奴隶来对待，同时又要让她相信她是王后。……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里或者闺房内，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叹她不会飞翔。

波伏娃认为女性应该是自由的，她们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社会却压迫女性，想让她们忘记自己是自由的主体。她还说，女性甚至常常成为压迫其他女性的帮凶，但最终我们有责任怀揣着真正美好的信念去生活。这意味着，你做事的时候要谨记，自己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整部《第二性》其实都在讲社会文化如何让女性忘记自己是有选择的、自由的。

认识到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并进一步揭示这种不平等对于自由的戕害已属不易，更难的是如何面对这种不平等、如何在这种困境中寻求最大的自由。波伏娃承认这很难，她也承认并非所有女性都面临着性别压迫，也不是说所有男性都有压迫女性的原罪。只是，作为哲学家，她更愿意从宏观的、全面的角度审视这些问题，并构建出一个最理想的模型。这个性别平等的最理想的状态，她称之为“互惠”。

如果每个人都有哲学概念上的自由，那么TA就能按自我意愿行事，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如果女性是他者，那么整个社会就会以一种不曾限制男性自由的方式限制女性的自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男性都是绝对自由的，社会阶级和种族歧视的存在同样会限制部分男性的自由。但在父权制下的各个群体中，女性不知为何总是安于自己的命运，仿佛一切都是注定的、无可更改的；而男性——至少是西方社会的男性，却能够创造自己的命运。

接着，波伏娃构想了一个性别平等的乌托邦。波伏娃用了一个词描绘那种状态下的男女关系——“互惠”。互惠意味着彼此将对方看作主体。传统观念中，你是客体，每个人对别人来说都是客体。当你来到我的世界中，你对我就是客体。但如果我尊重你、把你看作一个自由的主体，而你也这么看待我，那么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互惠的。

但这并是不说我们不能意见相左，我们也可能起争执。但即便我们在争论哲学问题，我仍然尊重你的自由，当然我也尽量避免和你争吵。所以在她的构想中，男人和女人应该在社会工作中、在应对困难的时候互相合作、互相尊重，将彼此看作自由的主体。这样才能让女性不再是他者。

她想要迎来一个女性不再是他者的世界。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被认作是普遍的。比如，当我跟你说，我昨天遇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哲学家。你脱口而出，问“他讲了什么”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他”，不再是单人旁的“他”。这就是普遍性的一个表现。在波伏娃看来，在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里，男性与女性必然相互尊重，把彼此看作同样自由且负有责任的主体，男性和女性可以并肩共处、共同努力、共同对抗困难，一起消除阶级差异，建立合适的民主制度。

四，女权主义：在争议中前行

和所有挑战既有价值体系的新思想一样，全面阐释波伏娃的女权主义学说的《第二性》刚一发表，就在西方思想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本书在当时极其畅销，也极其有争议。

《第二性》就像UFO一样横空出现在在法国知识界。1949年，二战结束后的不久，这本书出版了，当时并没有女性主义运动。那时正是战后重建时期，人们都在忙着重建家园，没有人讨论性别问题。但波伏娃希望能弄清楚，身为女性意味着什么。这就是《第二性》做的事情——探讨女性身份的涵义。

这本书出版以后，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共产主义者讨厌它，觉得它过分宣扬个人主义。男人们也讨厌它，说里面私人的、性方面的内容太多了——确实，书里有些章节专门讲性。波伏娃详细探讨了贞操的意义，以及当时的一些性观念和婚姻观念。比如她在谈到异性恋关系的时候讨论过女性性冷淡的问题。因为当时有一种说法是，如果女性没法高潮，那是她们自己的问题，跟男人做了什么没有关系。

人们对此很震惊，他们无法接受波伏娃讨论“性”问题时的这种露骨和直白。信奉天主教的著名小说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曾写过一封信给波伏娃创办的《摩登时代》杂志，他在信里说：你们老板堂而皇之地给大家看她的阴道。这本书1953年在美国出版以后，同样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诸如玛丽-麦卡锡、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这些人的尖锐批评。

当时很多人读它， 60年代的年轻女性们都在读，也很喜欢它。到了今天，波伏娃的学术地位已经无可争议，大家公认她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权主义哲学家，没有之一。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80、90年代，准确讲是80年代，波伏娃的理论都没有被认可，大家都对她闭口不提，特别是在学术的领导层，一般都不愿意承认她的思想力量和先锋地位。

《第二性》首次出版于1949年，正处于第一波女权运动和第二波女权运动的中间。这本书的出版启发了第二波女权运动中的许多重要作家，也给所有后来时代中的女权主义者提供了思想武器和分析方法。

第一波女权运动的主题是女性争取投票权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第一波女权运动始于19世纪中期，早期的代表作家有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挪威的亨利克·易卜生。在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中，女性离开家庭寻求独立。总的来讲，第一波女权运动的浪潮大概在1880年开始，在1920年到1930年结束。最终，女性获得了投票权。

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很多平权运动。所有这些运动中都有女性的身影，而且她们在职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总是被派去煮咖啡、复印文件，很少担任领导职务。于是第二波女权运动应运而生。

在第二波女权运动中，涌现出了一些伟大的作家，比如贝蒂·弗里丹，她写了《女性的奥秘》。她在50年代的时候读到了《第二性》，此后也曾坦言《第二性》是她自己这本书的重要灵感来源。到了1969年，凯特·米利特发表了《性政治》。这也是第二波女权运动中的重要著作。它本质上也延续了波伏娃的思想。在整个八百多页的内容里，有三处脚注提到了波伏娃。米利特说，没有波伏娃，她肯定写不出这本书。

在第二波女权运动中，女权主义者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她们意识到，女性的工作和成就很快就被人遗忘。这便意味着，每一代新的女权主义者似乎都要重新打造武器，彻底从头开始。而且不同时代的女权主义都有着不同的议题。我们不需要同意波伏娃的每一个观点，毕竟她也有她的历史局限性。她在1949年写下的那些话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但那是1949年，已经是七十多年前了。但波伏娃的研究和著作的确给后世的女权主义运动奠定了一个思想的基础，否则就不可能有后来引发的所有那些有关女权问题的讨论。如果没有这本书，我相信如今西方世界女性的处境会完全不同。它奠定了如今女性所面对的社会文化。

推荐书目：

莫伊教授在杜克大学教授的课程“女性主义经典：理论与文学”中，列出了四本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

1，18世纪英国作家和哲学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93年的《女权辩护》；

2，19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69年的《妇女的屈从地位》；

3，维吉尼亚伍尔夫1929年的《一间自己的房间》；

4，波伏娃1949的《第二性》。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制作播出。本节目中文版由哈佛大学博士杜豫白撰稿、编译，英文版由Zachary Davis, Jack Pombriant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