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谈《费德里奥》（下）

    这是一篇颇有冲击力的文章。

    萨义德对《费德里奥》的评价从追溯其前身《莱奥诺拉》及之后的数次修改谈起。他引用了指挥家加德纳的观点：相比《莱奥诺拉》，《费德里奥》牺牲了“个体与人性的复杂”，只为强化“抽象的集体主义与哲学信息”，“被劫持为希特勒祝寿的作品不是《莱奥诺拉》而是《费德里奥》”，因为后者倒霉地背着“民族主义包袱”。

    萨义德还引用了《贝多芬传》作者梅纳德·所罗门的观点，所罗门认为1813年后贝多芬诉诸一种“意识形态/英雄”模式，创造了一连串吵闹且低劣，高调浮夸且‘爱国主义泛滥’的作品，‘该阶段成为他艺术生涯的最低点’”，这类作品有《威灵顿的胜利》、为维也纳会议所写的几首作品，与《莱奥诺拉》的几次修改同属一个时期。所罗门认为，贝多芬的核心作品第三交响曲、第五交响曲、《费德里奥》和《埃格蒙特》，是将“侵略性的、半军事主义的风格“升华成一种微妙而深沉的表现形式”。

    萨义德部分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如果比对一下《费德里奥》对《莱奥诺拉》的吸纳和删减，“我们会看见里面有更扣人心弦、更暧昧、更自觉的挣扎——这挣扎使《费德里奥》富有挑战性，个中滋味比表面所呈现的要更为深远”。

    萨义德用多处细节说明贝多芬写作中的挣扎，例如为强化戏剧焦点而去掉细节导致情节断裂和突兀，在整体风格上更倾向于他拿手的器乐曲式而非细腻灵活歌剧式写法，在表现个人情感时显得笨拙，等等。而更重要的是他透过现象观察其深层原因，萨义德指出贝多芬对帝国权力的看法，他内心乌托邦理想的冲动和怀疑，他写道：“在《费德里奥》中，《第九交响曲》亦然，贝多芬的心态虽已幻灭，却依旧维持着天启式的口吻；……几乎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该形式突显了作曲家对变革的不自信，另一方面又保留了那股热情与些许胜利意识”。“《费德里奥》……源于贝多芬中期的英雄主义成分，结果却演变为其晚期创作的先声”。

    我的读后感是，我们对贝多芬的认识还有巨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