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热议“地产党”黄昏已近，下一步，香港要真正撬动地产霸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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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接着跟大家聊一聊香港。最近，人大决定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引发很多关注，香港媒体也在讨论一种可能性，说中央在遏制“港独”、本土极端势力，落实“爱国者治港”之后，下一步会把重点放在解决香港经济民生问题上，有可能会撬动“地产霸权”，还有媒体人说“地产党”的黄昏已近。还有香港媒体认为，香港奠基于殖民时期，延续至今的“政商共治”的管治模式大概率是走到尽头了。我们知道，在这种模式下，官员往往沦为了商界“政策”的执行者。

我觉得这种猜测挺有道理的。香港之所以会出现动乱，有很多深层次原因。房价高企、贫富差距大、经济结构单一、产业空心化、年轻人向上流动难，这些矛盾问题，有些是回归之前就存在的，有些是近年来累积而成的。凡此种种，已成为长期压在香港普通市民特别是青年人身上的沉重负担。这其中，住房问题尤为突出。

早就有学者撰文强调，香港回归二十多年解决不了住屋问题。我们看，从2004到2018年，这14年中，香港所有职业的薪资增加63%，平均每年成长3.5%，但香港房价在这14年却大幅涨420%，香港薪资所得远远跟不上房价的上涨。

大家可能还记得，2019年“修例风波”闹的正厉害的时候，香港首富李嘉诚到大埔慈山寺上香，他当时拿着话筒向年轻人喊话，呼吁年轻人要共体时艰，当局也要“对未来主人翁网开一面”。这个“网开一面”说法一传开，立即就遭了香港和内地舆论批评，指责李嘉诚正是炒高香港楼价的“罪魁祸首”。当月，新华社还发表评论文章，称香港长期存在的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和解决的时候。而“修例风波已经凸显了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严重性”。

2020年国庆期间，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走进基层社区，探望老人家和劏房户。在租住面积不足8平方米的失业市民徐天民家，骆惠宁特别提到，“看到你家居住环境，心里很不好受。” 当时就有分析人士指出，骆惠宁的举动反映，中央未来除了应对“暴乱”问题，将加大力度支持特区政府处理经济、民生问题。

现在，在政治改革已经启动，香港的下一步要往哪走，是不是要真正撬动地产霸权了？我也看到有一些香港媒体人提到，香港很多问题的症结在于香港所谓“政商共治”的管治模式。他们认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体制在香港发挥到极致，特区政府长期积弱，“地产党”成为真正主人，几年前坊间戏称真正的特首是“L君”，就是一个形象比喻。地产党虽然在选举委员会不占多数，但在特首选举可以扮演关键少数，甚至与民主派“合作”。

2012年的特首选举，主流商界自作主张，造成建制阵营的分裂；明年的特首战，如果按照原来选举办法，反对派控制区议会过半议席，可以在选委会拿到117个席位，加上原来的三百多票，再与商界勾兑，足以左右特首选举。

大家知道，香港贫富悬殊加剧，住房困难，年轻人缺乏向上流动机会，是公开的秘密，也是那场暴动的社会基础。问题长期无法得到解决，主要是因为几大地产商囤积土地，操纵政党、环保团体、舆论。

在“修例风波”过程中，商界一些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态度，也受到了一些舆论质疑。不过随着香港形势的变化，中央为“爱国者治港”定调后，香港最具有地位和影响力的行业商会——地产建设商会发表声明，支持“爱国者治港”。

此后，几大富商纷纷以个人名义跟进。比如，香港新鸿基地产集团主席兼董事总经理郭炳联表示，支持和拥护夏宝龙表明“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应有之义和核心要义。而李氏家族集团的现任掌舵人，长江集团主席的李泽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试问世上哪有国家找不爱自己国家的人去治国？由爱国者管理地方，世界各国尽皆如是，天公地道。”

之前跟大家聊这次选举制度改革的时候，也跟大家分析过，选举改革将挤压大财团话语权，克服既得利益集团对特区推行社会民生改革的阻挠。他们没有办法再搞“拉布”，也没有办法再左右特区政府的议程。从这个角度来讲，未来特区政府的立法和施政环境都会变得更好一些。推行相关的改革和政策也就更顺利一些。

我今天还专门打电话请教了一下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老师，他也强调，房屋问题作为解决其他社会问题的抓手，未来一定是需要下大力气去推动解决这个问题的。

至于怎么做？他认为，现在需要的是，香港政府拿出整套彻底、全面解决房屋问题的对策，他认为应该做好三点：第一，用好现在法律赋予政府的权力，不要因为有些力量反对而退缩。第二，修改一些现有法律，让政府更容易收回土地和改变土地用途。第三，制订一些新的法律，推行土地房屋政策。

这当中最重要的是要有政治担当和勇气，从长期着眼，做好顶层设计和全面设计。香港不缺土地，很多土地没有被充分利用，只是受到不同既得利益集团的牵制没有条件去开发，未来需要的是敢闯敢干的精神。只要中央和特区政府、立法会通力协作，进行一些法律上的改革是可行。

至于港媒提到的那个“政商共治”的模式，刘老师说在殖民政府时期，商人没有政治权力，殖民政府只允许他们赚钱，不允许他们插手政治，很多大财团在殖民地时代是没有影响力的，回归后政治影响力才膨胀起来，那是因为政治架构给他们一些机会。从根本上来讲，他们没有多大的政治影响力。

他说他认识地产界朋友也认为不改革不妥，不稳定谁都没好处。这些人也不一定完全反对政府的改革，扩大土地利用之后他们也可以去买地，也有一些新的发展机会。咱们要做的改革，也不是说要消灭他们，要完全剥夺他们的权力，而是要综合和平衡各阶层的利益。处理与地产商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主要还是让公共利益得到更多贯彻。

我另外还请教了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梁老师也认为，改革房地产市场不等于打土豪分田地，过去20多年，香港人都想着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产霸权”搞死，但问题不是在于土地，而是在于霸权。

对地产商来说，他们就是买了地建了房然后卖掉，房价是被炒房人炒出来的，炒房的人是资本。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这三个要素中，资本要素是香港土地问题的根本原因。香港过去四十年给予资本高度友善的环境，资产增值税、遗产税都没有，其他税还很低，所以非常多的热钱来了香港。

但是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难题。梁海明认为，如果对资本不友善，那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就没有外资进来；如果友善的话，那穷人会更加买不起房。怎么解决？要扩大有产化，让无产市民有产，中产市民多产。增加土地供应，重点扶持产业发展，为最底层的使命建设福利制度，调高工资水平，减少他们轮候公屋的时间。

房屋问题无疑是香港下一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不过，未来无论是解决房屋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更重要的是让爱国者中的能者和贤者来作为港府的管理阶层，理解民生疾苦，就像学者讲的，不要“橡皮图章或忠诚的废物，要贤能的爱国者”。“他们不被意识形态拘束，不被所谓‘小政府，不干预市场’的迷思困扰，廉洁高效，积极有为，方才符合‘中央期盼，港人满意’的政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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