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关系】企业家如何跟政府“搞好关系”？学学马云

在产权改革与政商博弈部分，我们通过商业“不幸者”的四个教训告诉大家企业家有几件事不要干，这节课我们会从商业“幸存者”的四种智慧来说说有哪些事企业可以学习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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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都是商业的“幸存者”，“幸存者”有几个智慧。

第一，我们要有一个一步之遥的智慧。

你在中国做企业说“我离政府有多远”，这个问题是不成立的，你能多远就多远，政府不缺一个企业，毕竟有2700万家企业。问题是，你要企业做大，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政商环境之下，政府是这个国家商业最大的资源配置者，你需不需要参与它的资源配置？如果需要的话，那你问自己问题——我离政府要有多近？

太远的话，它看不到你，你感受不到它能给你的赋能；太近的话，就尿在一个壶里，睡在一张床上了，那就会发生与荣俱荣的喜剧和悲剧。

远，这件事情是不带有技巧性的，就是拒绝，能有多远是多远，今生不必再见；近，是有技巧的，“我跟你有多近”这件事情是有技巧的，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智慧。

比如王石，做房地产的，他讲过一句话：我从来不向政府行贿。有一次在中欧上课，在场四十多个企业家，王石说：“我从来不向政府行贿，相信我这句话的请举手。”没有人举手，在座的又不是傻子，土地交易本身充满了种种的灰色地带。但我信，我信万科在万科的土地交易中没有存在灰色行贿行为，但是我也不能负责任地讲这件事，我认为在他拿到土地之前，有没有出现过白手套行为和灰色交易行为？我不知道，但这件事情跟万科没有关系，因为我愿意为之前的灰色交易支付我的成本。

2018年，万科成为全中国房地产公司里面拿土地最多的一家企业，今天我认为他不应该是通过白手套的方式拿，而是通过反周期操作的方式拿土地。所以我相信王石和万科是自律到了这一个地步，在这句话的背后，它告诉你：我离政府有多近，我是守住那条底线的。

这就是万科的智慧，这个智慧一点都不可笑，这是需要有代价、需要有技巧和需要有策略的一种行为。所以，“有多近”并不是一件很容易能够实现的事情。

第二，要有绕大弯的智慧，就是分阶段地实行中国自己的目标。

第三，要有时间窗口的机会，善于把握市场化改革的机遇点。

中国40年的改革有一些周期，比如说：经济波动周期，四年、五年一次经济过冷或者过热；第二，有很多市场化改革的周期，有的时候改革停滞了，有的时候改革推进了，四十年中国的改革总体上来说是——前进三步，后退两步，所以你要在前进三步的时候抓住市场快要改革的机会，后退两步的时候马上避风头，千万别杠在浪尖上就可以了，天天冲在前面也是个大问题，你天天躲在后面也没你啥事。

当他前进三步，后退两步，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在前进，什么时候在后退。比如2019年，我认为市场化改革在前进，2017年可能在后退，所以2018年有那么大的怨气，所以总书记要来喊：“咱们都是一家人。”他不是凭空跑到门口说“大家都是一家人”，因为有人认为我们不是一家人。当有人认为不是一家人，就说明过去一段时间有人干了一些不是一家人的事，说明市场化改革的后退。市场化改革是有节点的，所以要掌握这个时间窗口。

第四，要有承担责任的智慧，要把企业的愿景和社会责任高度融合。

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期许，也是一种外部性期许。比如自我期许：为什么做企业？有人说我做企业是为了赚钱、为了当中国首富，这些是不成立的。我做企业是因为我需要某一个产品能够改变人们生活中的某一个需求——可能是要穿鞋子的需求、可能是要让自己的脸变得漂亮的需求、也可能是需要一个愉悦的需求或者需要一个购物便捷的需求……当能够满足这个需求以后，我就能赚点钱。

这就是企业和消费者之间愿景的一个共识，不是我见到你，要赚你2.8块钱，那就完蛋了，我是要满足你一个需求。

那么回过头来想，我们跟消费者是这样的关系，那我们跟政府呢？政府也有它的愿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有它的需求，所以大而言之，你能不能够满足国家和时代、社会的某一个需求，这一方面做得最好的是马云老师。

马老师创业以来从来不说“咱们要赚多少钱”，忒俗了，马老师说：“我好多年没碰到过钱，我很陌生人民币长什么样了。”

为什么做企业呢？“我也不喜欢做企业，我喜欢当老师，现在误入歧途，这辈子实在不幸，谁不入地狱我入地域，终于做了企业。”

为什么做企业呢？“我是为了解决一千万人的就业，为了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你想，天下有没有难做的生意跟你搞一个电子商务公司有什么关系？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你不能。但是，马老师觉得：我就是要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所以你要帮我，因为你帮我就是帮助实现了这个愿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所以我开了个淘宝网。

淘宝网就是学eBay的，做一个C2C的生意，马老师说：我不是做C2C生意，这个事情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就业是个大问题，没有就业机会，那么多大学毕业生，还有从农村到城市来的人，他们要干什么呢？我办个淘宝网主要的任务是要解决一千万人的就业。

马云老师在纽约见特朗普的第一句话是：我帮助你美国解决一百万人的就业机会。套路是一样的，他没有想说你要帮助中国发展，而是我帮助你发展，你当总统最缺的就是就业，我帮你提供一百万人的就业机会。

马老师的智慧就是：我实现你的梦想，你的梦想实现以后，我的梦想就不重要了，但它肯定也会实现。我为什么要搞蚂蚁金服、为什么要搞网上银行、为什么要搞搞支付宝，我不赚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成为金融改革的实验场。全中国所有的银行，你们赚了那么多钱，要改革， 已经讲了十年了，你们都不改。不要紧，你们不用改了，我来了，我替你们都改完了，当我改完以后，你都看不懂我是怎么改的，你看懂了就赶不上了。

中国物流难不难？中国就那么点生意，几十万亿的生意，四万亿在物流上，关关卡卡的。有一年网上传一个段子说越南人要打到北京去，有人就直接把从越南到北京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全部列出来：越南人，你看吧，你拿坦克开过来，要交多少过桥、过路费？交完够你买五辆坦克的了。

同样，物流也有很多关卡。我曾经做过调研，一包五常大米从东北五常运到杭州来，运来运去要八次，价格不断地涨，不断地倒售，那怎么办呢？我直接让五常大米运到杭州来，中间不需要一个关卡，所以你要支持我，那个东西叫菜鸟物流。

为什么淘宝下乡呢？从商业上来讲，是一二线城市流量用完了，该上网的人都上网了，只有农民没上网，所以流量在四五线以下城市。马老师说：这是我的战略，但我的战略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六亿农民学会网上做生意。

马云的每一个战略都跟这个国家发展的节奏和愿景有关系，早期听他讲的话就是忽悠，但过三五年就实现了。为什么会实现呢？因为他的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改革的痛点：

我们需不需要解决就业人口？现在没有一千万人，也有六百万吧，淘宝提供了一百万，因为淘宝模式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电商模式，起码超过1千万人在网上做生意，他实现了；

支付宝、余额宝、蚂蚁金服、网上银行，有没有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实验场？它成为冲在最前面的东西，而且还造成了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害怕，要把它的手脚捆起来，才能够让它跑得稍微慢一点；

有没有改变中国物流？中国物流行业在菜鸟网络、顺丰、“四通一达”的推动下得到了巨大的改变，今天中国的物流到“最后一公里”的快递是全世界最发达的；

农民有没有上网？有上网。

一个天才级的企业家把自己的公司愿景和整个社会愿景形成了一个结合。

周其仁教授曾经带了一个团队做过一个报告，叫做《新型政商关系的研究报告》（2016年），他提出一个观点：改善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

这句话有道理吧——政府的政策环境、政府公务员对商业的心态需要改变；我们企业家那么多年来，有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有人十年不能见人、有人经历了巨大的败局，到今天，大家对政商关系仍然处在一个非常模糊的地带，但是这个国家要发展需要政府的公务员有极大的公共性投入，需要我们企业家把智慧、金钱投入到这个国家，这样国家才会好。

所以，政商关系的优化是国民经济能够继续发展——在供给端最重要的一个社会阶层关系。所以周其仁说这是最重要的。

现在的挑战是在哪些地方呢？他讲了四点：

第一，喜欢搞权钱交易的企业，很难搞好企业管理。天天坐在实验室的、天天坐在生产车间的、天天在一线上跑的，都是对的；天天跟政府打交道，喝酒喝醉被拖回来的，都是不对的。

第二，在政商关系的博弈中，企业是可以做选择的。就像王石说的“我做房地产，我不行贿”，在座有四十个人，四十个不举手，但是我告诉你，他可能是做到的，因为行不行贿我是可以选择的，并不是只有行贿才能做好房地产，但选择会有代价、需要智慧，但是我是可以选择的。你别跟我说他们都行贿，那我也行贿，那是不行的，他们不会死，你是必死的。

第三，收买一个官员等于跟国家争夺官员的资产。这句话很有意思，政府培养一个官员花很多钱，跟培养一个飞行员差不多的，我好不容易把你培养成正厅级干部，花了多少时间代价和成本代价，结果你把我弄坏掉了。你行贿官员，就等于在跟国家抢资源，中国有多少优秀的干部被关在秦城监狱，全部放出来“洗个脑子”，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能治理得很好了。

为什么那么多能干的官员被关进去，就是因为商人在收买他们，把他们给腐化掉了，而且还是在关键的时刻收买他，比如说他要退休的时候、他孩子要出国的时候、他外部有了女人的时候……

一般官员平时是守身如玉的，往往就是这么几个时间点：要退休了，心态不好了；孩子要出国，发觉少一百万了；突然间养了个女人了，发觉少了辆车，少了套房子了。然后咱们企业家就进去了，平时你找他很难的，天天受党的教育那么多年，你以为那么容易吗？也都是金刚不败之身。

第四，通过移动来免除政商关系的一切麻烦，就是打运动战。

思考题：

同学们，今天吴老师讲完后给大家留了道思考题：你觉得发展企业难，还是改善政商关系的挑战难？在评论区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