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698【公元229年】曹叡又下诏，命最高监察长陈群、散骑侍从官刘邵等修改两汉王朝法规

柏杨版资治通鉴文稿 

4 六月二十一日，曹魏帝国繁阳王曹穆逝世

5六月二十六日，曹魏帝国皇帝（二任明帝）曹叡（本年二十六岁）追尊高祖父、东汉王朝皇后宫总管（大长秋）曹腾“高皇帝”、曹腾夫人吴女士“高皇后”。

6秋季，七月，曹魏帝曹叡下诏：“古礼规定，王后没有儿子时，应遴选庶子继承大宗（嫡子系统），自应纳入正统（大宗，嫡子系统），奉守公义，不能再顾及到原来的亲情。西汉王朝时，刘病已（十任宣帝）继承刘弗陵（八任昭帝）的帝位（事实上是继承九任帝刘贺的帝位），而竟尊称他亲生老爹刘进‘皇考’（参考前六五年三月）；刘欣（十三任哀帝）以封国国君的身份入继，而董宏等竟然引用已灭亡了的秦王朝例证，迷惑当时政府（参考前七年四月），既尊称老爹刘康为恭皇，在京师（首都洛阳）建立祭庙（参考前五年四月）；又宠爱身为藩属姬妾的傅昭仪，使她比同长信宫的太皇太后王政君。

在金銮宝殿上，讨论尊卑顺序，同时建立四个太后宫（参考前五年四月），体制礼教，受到过度破坏，人神同时发怒，拒不保佑。更把忠言直谏的师丹，判处重罪（参考前六年九月），以致招来丁太后和傅昭仪受到火烧酷刑（丁傅二人坟仅被铲平，而没有火烧之事）。从此，继任君王，跟在脚后效法（东汉王朝六任帝刘祜，尊老爹刘庆为孝德皇，参考一二一年三月。十一任帝刘志，尊祖父刘开为孝穆皇、老爹刘翼为孝崇皇，参考一四六年九月。十二任帝刘宏，尊祖父刘淑为孝元皇、老爹刘苌为孝仁皇，参考一六八年闰三月。他们的妻子，也都被尊称为“后”）。

从前，鲁国国君姬兴（二十任文公）在祭祀的时候，把老爹姬申（十九任僖公）的灵位，放在伯父姬启（十八任闵公）灵位的前面，这种‘逆祀’罪恶，都由于夏父弗忌的一派胡言（前六二五年，夏父弗忌对此解释说：“我亲眼看见，新鬼大，旧鬼小；先祭大，后祭小，顺序应该如此。”）。宋国国君子鲍（二十四任文公）的葬礼，奢侈过度，大家一致抨击华元（前五八九年，子鲍逝世，才开始厚葬。有些人遂判断宋国当权派人物华元，已有野心）。现在，我下令三公、部长级官员，以及有关单位，应把上述的这些错误行为，作为鉴戒。皇家后裔之中，将来万一有人以封国国君身份，入承皇帝大统，应该明了做人后代的大义。如果甘心去当邪恶的马屁精，谄媚当时君王，妄图为亲生父母、祖父母等建立尊号，干犯正统，称老爹为‘皇’，称娘亲为‘后’，国家重要大臣，对那些邪恶的马屁精，应立即诛杀，绝不赦免。这份诏书，刻在竹简之上，藏在祭庙之中，载明在国家法典之内（曹叡迄今还没有儿子，唯恐将来由侄儿辈继承帝位，各自尊奉亲爹，把他挤到一旁）。”

7九月，东吴帝国由武昌迁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全部使用原来旧有的官舍建筑，没有增加或改建。留太子孙登、政务署执行官（尚书）、九部部长（九卿）在故都武昌；而由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并负责处理荆州（湖北省南部及湖南省）以及属于扬州的豫章（江西省南昌市）等三郡事务，监督全国军政大事。

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人刘廙，曾经著《先刑后礼论》，同郡人谢景在陆逊面前特别称道。陆逊呵责他说：“礼教的优点，多过刑罚。刘廙用邪恶的道理，抨击圣人的教化。阁下而今在东宫（太子宫）任职，应该坚持仁义，传播恩德声音。像刘廙这样的言论，不必再提。”

太子孙登写信给西陵（湖北省宜昌市）防卫司令（督）步骘（音zhì【制】），请求指导教诲；步骘于是把此时荆州地区的事务跟重要官员的行谊，一一分析回答。遂即上书给孙登，赞扬说：“我曾经听说，君王不亲自处理小事，只要教文武百官在他们的岗位上尽忠职守就够了。所以姚重华（舜）任命九位贤才，担任官职（姒文命当工程官【司空】、子契当国防官【司徒】、姬弃当农业官【后稷】、皋陶当司法官【士】、益当水利官【朕虞】、垂当矿业官【共工】、夷当祭祀官【秩宗】、龙当监察官【纳言】、夔当音乐官【典乐】。参考前四三年九月注），姚重华本人便不再操心；不出大门，天下完全治理。贤才所在之地，能在万里之外决定胜负，他们是国家的珍宝，兴衰的契机。但愿太子留意，则是天下幸运。”

讨虏将军府秘书长（讨虏长史）张纮，回吴郡（江苏省苏州市）迎接家属，中途卧病逝世（张纮应在二一一年孙权初都建业之时逝世，司马光误置于本年）。临死之前，把呈递孙权的奏章（遗表）交给儿子，奏章说：“自古以来，主持国家的人，都决心修明政治，打算媲美太平盛世，可是治理的结果，多不能实现，并不是缺少忠臣和贤能辅佐，而是君王无法克制自己的私情私欲，不能信任忠臣和贤能辅佐。人之常情是，畏惧艰难，趋向容易，喜爱相同意见，厌恶相反意见。于是，跟治理国家的轨道，恰恰相反，古书说：‘听从善言，势如登天，困难得很；随从邪恶，好像山崩，一下子就陷下去。’（《周礼·天官》：“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说明为善多么不易。

君王继承祖先的基业，居于没有人提出异议的自然优势，掌握天下八种权柄的威严（《周礼·天官》：一是爵位、二是俸禄、三是赏赐、四是安置、五是活命、六是剥夺、七是罢黜、八是诛杀）。更容易欣赏赞扬的话，对任何事都不需要征求别人同意。在这种情形下，忠臣义士贡献使君王感到困难的方案，提出使君王听起来不顺耳的建议，跟君王之不能契合，岂不在意料之中？忠臣义士一旦疏远，就难免生出猜疑，花言巧语的小人就在等待这个机会。君王被一些表演忠心的小动作，感动得迷迷糊糊；被一些私欲私情的小恩小爱，诱惑得贪恋不舍。于是好人和坏人混杂一起，任用或罢黜，遂完全失去标准。所以成了这个样子，全由于受到私心私欲控制。因之，英明的君王特别警觉，征求贤才，好像饥渴的人希望得到饮食。接受规劝，永不厌倦，压制自己的情欲，用大义斩断私恩。则在上位的人才不致发表荒谬的任命，在下位的人也不再抱非分的希望。”孙权看到，感动流泪。

8冬季，十月，曹魏帝国把平望观改称听讼观（观在首都洛阳城北华林园），皇帝曹叡常说：“监狱，关系国家的安危！”每次判决大的刑事诉讼，曹叡常亲自听取报告。

最初，战国时代初期，魏国国君魏斯（一任文侯）的教师李悝，著《法经》六篇（《法经》是中国最早的法典，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具法》），公孙鞅接受这个法律观念，在秦国实行变法。萧何制定西汉王朝法律，增加到九篇，后人更增加到六十篇。除了法律外，又增加法令三百余篇，判例九百零六卷。每个世代都有增有减，十分杂乱，以致审讯判决，没有常规，后代的人如马融、郑玄等，就有十多家，更添注很多解释。一直到曹魏帝国建立，常用的法令，还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共七百七十三万多字，阅览越发困难。曹叡下诏，命只采用郑玄一人解释。

政务署秘书（尚书）卫觊上书说：“刑法，是国家的珍宝，但人们在私下谈论时，往往对它轻视。监狱官员，掌握人民性命，而担任这项职务的人却品行卑劣。国家衰乱，未尝不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建议设立法律律师。”曹叡批准。
曹叡又下诏，命最高监察长（司空）陈群、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刘邵等，修改两汉王朝法规，制定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文官令（尚书官令）、军律（军中令），共一百八十余篇；虽然比萧何时代的正律九篇要多，但其他附属的法令已大大减少。

9十一月，曹魏帝国在首都洛阳兴建的皇家祭庙落成。把曹腾（高帝）、曹嵩（太帝）、曹操（武帝）、曹丕（文帝）四人的牌位，从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迎接过来供奉。

10 十二月，曹魏帝国改封雍丘王曹植为东阿王。

11蜀汉帝国丞相诸葛亮，把大本营迁到南山（秦岭）之下平原地带，在沔阳（陕西省勉县）兴筑汉城，在成固（陕西省城固县）兴筑乐城（以陕西省汉中市为中心，汉城在汉中市之西，乐城在汉中市之东）。

资治通鉴原文 

元城哀王礼卒。

六月，癸卯，繁阳王穆卒。

戊申，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帝，夫人吴氏曰高皇后。

秋，七月，诏曰：“礼，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则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复顾私亲哉！汉宣继昭帝后，加悼考以皇号；哀帝以外籓援立，而董宏等称引亡秦，惑误时期，既尊恭皇，立庙京都，又宏籓妾，使比长信，叙昭穆于前殿，并四位于东宫，僭差无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师丹忠正之谏，用致丁、傅焚如之祸。自是之后，相踵行之。昔鲁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国非度，讥在华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为戒，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敢为佞邪导谀时君，妄建非正之号以干正统，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著于令典！”

九月，吴主迁都建业，皆因故府，不复增改，留太子登及尚书九官于武昌，使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二郡事，董督军国。南阳刘廙尝著《先刑后礼论》，同郡谢景称之于逊，逊呵景曰：“礼之长于刑久矣；廙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君今侍东宫，宜遵仁义以彰德音，若彼之谈，不须讲也！”太子与西陵都督步骘书，求见启诲，骘于是条于时事业在荆州界者及诸僚吏行能以报之，因上疏奖劝曰：“臣闻人君不亲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职，故舜命九贤，则无所用心，不下庙堂而天下治也。故贤人所在，折冲万里，信国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愿明太子重以经意，则天下幸甚！”

张纮还吴迎家，道病卒。临困，授子靖留笺曰：“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非无忠臣贤佐也，由主不胜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惮难而趋易，好同而恶异，与治道相反。《传》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言善之难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据自然之势，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欢，无假敢于人，而忠臣挟难进之术，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离则有衅，巧辩缘间，眩于小忠，恋于恩爱，贤愚杂错，黜陟失叙，其所由来，情乱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贤如饥渴，受谏而不厌，抑情损欲，以义割恩，则上无偏谬之授，下无希冀之望矣！”吴主省书，为之流涕。

冬，十月，改平望观曰听充观。帝常言：“狱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断大狱，常诣观临听之。初，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萧何定《汉律》，益为九篇，后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馀篇、《决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损，错糅无常，后人各为章句，马、郑诸儒十有馀家，以至于魏。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馀言，览者益难。帝乃诏但用郑氏章句。尚书卫觊奏曰：“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帝从之。又诏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删约汉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馀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

十一月，洛阳庙成，迎高、太、武、文四神主于鄴。

十二月，雍丘王植徙封东河。

汉丞相亮徙府营于南山下原上，筑汉城于沔阳，筑乐城于成固。